从邵雍的历史观看共产邪灵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一)─兼及中国历史的一些问题

梅花一点
font print 人气: 11
【字号】    
   标签: tags:

【大纪元4月15日讯】中国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文献典籍浩瀚如烟。笔者非历史专家,因偶阅邵雍的著作,对中国的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感想,就结合邵雍的思想凑成几节文字给大家瞧瞧,望大家不吝赐教。

邵雍(1011—1077),后人认为他是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程颢与程颐)中最有特点的一位人物,因为,他最为德高望众却后人难有张扬,学问广博汪洋而后人难窥室堂。从笔者的《预言不单单是预测未来的科学》(参看“正见网”)一文来看,邵雍首先是作为一位儒家修炼者,才能够对历史做预言。有意思的是,中国的预言,包括《马前课》、《推背图》之类,基本上是与中国朝代历史息息相关。那么邵雍关于历史的看法,与邵雍的预言背景文化——儒家修炼文化必然相关。

(一)
历史是有定数的。邵雍的《梅花诗》预言的结果就表现了。可以参看“正见网”的“警世预言”部分。

不过,《马前课》最后一首说:“占得此课,易数乃终。前古后今,其道无穷。”《推背图》最后一图也说:“谶曰:一阴一阳,无终无始。终者日终,始者自始。颂曰: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这又给人一个启示,历史的定数到一定时候却会终结。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马前课》、《推背图》、《 烧饼歌》与《梅花诗》及其它的预言在预言中国的历史几乎同一时段就搁然而终,不再往后预言了。此皆后话,暂且不论。

(二)
中国的五千年历史是朝代史。至今仍未改变。

我们知道的历史,尤其是大陆华人,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五分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兼共产主义)。而这种说法因为曾在中国历史的变迁的套用上有出入,御用历史学家们就此又发明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旧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等等之说。就比如: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何时起,专家各有异议——有的以西周为始,有的以东周为始,有的以秦朝为始,有的干脆往后推至魏晋。

更有专家学者干脆不承认中国存在奴隶社会,认为夏商周就是封建社会,原因很简单,夏商周搞分封,且因为在元朝、清朝的蒙、满族统治时期,反而存在类似奴隶社会的“家奴”制度与“殉葬”现象等等“不进步”的体现。“五分说”一旦套不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就会以“历史的复杂”或“历史的倒退”以逃避或歪曲历史的真实。

实际上,这些都是套用具有政治意义的一种术语或观念,是一种所谓现代意识的一种产品。加上搞政治的人和研究者,对于社会的政治体制比较注重,所以喜欢用制度、体制之类的东西来讨论政权统治方式与社会形态的变迁。时间一久,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成为了一种观念,也就这样用了。

因为不这样用,人们就难以理解了。而西方社会走了自由社会的路子,侧重于民主、人权、道德舆论制约方面的内涵,但是也没有超出现代的搞政治思维的观念。也即,作为历史来说,在现代科学意义的指导下,人们将他归为人文社科类的一门学科。那么中国的历史是不是这样呢?然而,一旦人们认识到历史是有定数的,任何对于历史的解读、解说都将改变。让我们试作探讨。

李洪志师尊有一段话可供大家参考,说道:“讲到这儿呢,最形象的说人类社会就像一台戏。一朝一代的,那就像幕拉开了,一朝开始演。一朝结束了,大幕拉上了。再拉开,改朝换代。一朝一代、一朝一代就这样走着过场,接缘,留下历史,造就人类所需的文化,一幕幕的表演着。

为什么在中国这个地方叫做朝,而在中国以外其它地区都叫国家呢?为什么他们的首领叫王,中国叫皇帝?我告诉大家呀,这不是一个名词与文化上的差别。因为人类是为大法而造就的,大法是这台戏的主线,众生的存在一切都围绕着这条主线。只是人们都被戏中枝节的矛盾冲突表演所迷住了,忘记了戏的主题、人生的目地是什么了。这台戏的戏台就是中国。”(《北美巡回讲法》)

这对于1911年之前的中国比较好理解。大家公认的中国的第一部朝代正史是《汉书》。实际上,在此前的《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等史书已经具备了朝代的理念而成书的。而此后的近百年中国史,在现代西学的影响下,在“共和”、“民主”、“专制”等等现代政治观念的冲击下,历史的写作话语走入了现代政治意义的思维之中了。

然而,在中国民间老百姓中,“朝代”之说是正常现象,尤其今日之中国,无论你把他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报上不是把中国大陆称为“红朝”吗?老百姓都已经意识到,对于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只不过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一种国号的称谓,仅此而已。

中国的“朝代”有两个特点:

A、自有文献记载以来,中国分为“统一的朝代”和“分裂的朝代”两种情况。“统一的朝代”,例如:夏、商、西周、汉、唐、元、清等等朝代;“分裂的朝代”,例如: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朝代,只不过每个朝代里面被分割为多个势力罢了。

B、既然称为“朝代”,那么每一朝他就会有他自己的有盛有衰、有兴有亡的各种阶段,每一朝他就会有他自己的寿命与期限。这是历史的必然。

由此,1911年之后的中国,当属“分裂的朝代”。就如同“东周”分为两个时期——“春秋”与“战国”,1911年之后的中国也分为两个时期——“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与“1949年后的中国”;而如果单从“中华民国”这一角度来看,就又和西东两晋或北南两宋相似。

由于这一次的中国历史的每一步被紧紧捆绑在国际舞台中——这也是中国朝代史中最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地方,也是最能使人迷惑与难解之处。更为突出的是:“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政权统治者施行历代先朝皆无的、史无前例的、无孔不入的、严酷的“无神论”的洗脑统治,中国千年的所有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被彻底打击。可以说,这些事与法轮功能够在当今中国大陆的洪传有一定的关系。其它方面就不必多言了。港台与海外等地用了另外一类的形式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三)
中国的历史的分期:皇、帝、王、伯。

佛家讲人类社会有“成、住、坏、灭”的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犹如人的出生、成长、衰老、死亡的四个阶段。这是把时间做为直线不可逆转的角度来划分的。那么,邵雍对中国的朝代史是如何看的?他把中国的朝代史也分为四种状态:皇、帝、王、伯。

3.1

“皇、帝、王、伯”之说的来历。

首先,邵雍对宇宙万物的阴阳消长采取了“四时四维”的划分的方法,指出作学问要“上顺天时,下应地理,中徇物情,通尽人事”,“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今古,表里时事”(《观物内篇》),由此才能成为圣人。

四时,即:春、夏、秋、冬;那么,宇宙的万事万物中与“四时”相匹配、对应的事物也被分为“四维”,根据邵雍的《观物内篇》解说可列一个大致的表格,如:

表1:
————————————————
| 太阳 | 太阴 |少阳 | 少阴 |
————————————————
| 日 | 月 | 星 | 辰 |
————————————————
| 暑 |寒 | 昼 | 夜 |
————————————————
| 性 |情 | 形 | 体 |
————————————————
| 色 |声 | 气 | 味 |
————————————————

表2:
————————————————
|太柔 | 太刚 | 少柔| 少刚 |
————————————————
| 水 | 火 | 土 | 石 |
————————————————
| 雨 | 风 | 露 | 雷 |
————————————————
| 走 | 飞 | 草 | 木 |
————————————————
| 耳 | 鼻 | 口 | 目 |
————————————————

表3:
————————————————
|《易》|《书》 | 《诗》| 《春秋》 |
————————————————
| 春 |夏 | 秋 | 冬 |
————————————————
| 生 |长 |收 | 藏 |
————————————————
| 意 |言 |象 | 数 |
————————————————
| 圣 |贤 |才 | 术 |
————————————————
| 皇 |帝 |王 | 伯 |
————————————————
| 仁 |礼 |义 | 智 |
————————————————
| 性 |情 |形 | 体 |
————————————————
| 道 |德 |功 | 力 |
————————————————
| 化 |教 |劝 | 率 |
————————————————
| 士 |农 |工 | 商 |
————————————————

通过这些表格大家就一目了然了。熟悉中医的人就知道,像五行、五脏、五官、五味、五情、五神、五声、五色、五音就是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的。这些表格表达的方式与中医是一样的。这种“上顺天时,下应地理,中徇物情,通尽人事”的“天人合一”的天地物人的对应关系就确立了,同时,也成为“皇、帝、王、伯”之说的来历。当然,他们之间也有一些较复杂的交叉对应关系,读者自可参看原著。

3.2

由此,邵雍对中国的朝代史确立了四分法:“皇、帝、王、伯”。我们来看看邵雍是怎样理解“皇、帝、王、伯”的。

现今,“皇帝”是一个词汇,专指那些一朝一代的最高统治者,首先使用者就是著名的“秦始皇”嬴政。尤甚者是,现代一些人对于专制统治的憎恨,“皇”与“帝”更被指摘。到现代,对于“皇”与“帝”的真实概念已经模糊了,“王”、“伯”就更不用说了。

根据邵雍的《观物内篇》说法——
“皇”的意义是: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
“帝”的意义是: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归之,故尚让。
“王”的意义是:以功劝民者,民亦以功归之,故尚政。
“伯”的意义是: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归之,故尚争。

很明显,邵雍对于历史的分期主要来自于道德的标准。即每个朝代统治者用什么样的品德标准教劝民众,民众相应回报什么道德的标准,社会由此而崇尚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用现代的语言来具体解释邵雍的看法——

“皇”,就是神明的圣人以“道”来化育天下,万民也以“道”来追随他。整个社会的表现犹如老子的一句话:“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57章)整个社会风气自己自然的淳正、朴素、自然、丰富,整个社会崇尚的是“自然”,“自然”就是“无为无有”;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要故意执著的去做;无有,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不要强烈固执的要求拥有什么。

至于“道”的意义,有些玄奥,可以直解为“宇宙万物的根本特性”,内涵等同老子之“道”。这也是邵雍对于历史的分期的表现中最为尊崇的理想社会,也充分表现出邵雍之学与道家思想的深刻渊源。

“帝”,就是贤明的圣人以“德”来教化天下,万民也以“德”来归随他。整个社会崇尚的是谦让和高尚的品德,充满先人后己的道德风气,没有贪婪狭隘的人心。整个社会看重的是真诚的礼尚往来,而不是个人私利的有无。治理天下的圣人也把天下当作天下百姓的天下,而非自己个人的天下。就像《周易·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衣裳宽大下垂,悠闲的样子)而天下治”,这也是“无为而治”的道理。

“王”,就是有才干的贤人以“功”来劝教天下,万民也以“功”来跟随他。整个社会崇尚的是政治统治,天下用政治统治的方式纠正不正的东西。能利益百姓的就是正的,被称为“王”;而祸害百姓的就不正了,被称为“贼”。

做有利百姓之事,去除祸害百姓之事,这不是一种功绩吗?用正义贤明的君主去除昏庸害民的君主,这不也是一种功劳吗?所以,古人有一句话:“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意思是:殷汤与周武王用武力消灭祸国殃民的夏桀与商纣,使天下由“贼乱”的状态变为“王治”的正常状态,不也是顺天应民的好事吗?

“伯”,就是有权谋的贤人以“力”来率领天下,百姓也以“力”来跟随他。因为这时的社会不是依靠仁义来自然而然获得利益,所以整个社会崇尚的是实力的竞争或利益的争夺,不注重道德与名誉。

由此而产生的争斗场面,小的表现为言谈的争执,大的表现为暴力的残杀。就像春秋的五伯(即五霸,邵雍指的是秦缪公、晋文侯、齐威公、楚庄公、宋襄公),就是借虚名而争夺实际利益的代表。虽然如此,五伯不可说没有功劳于中国,只不过称不上“王”,但比野蛮的异族又好多了。东周能延续24个君王,野蛮的异族不敢侵入中原,对于此,五伯功不可没。

通过以上,可看出“皇、帝、王、伯”的道德标准的特点是由高到低,由好到坏的顺序变化的。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也把社会的状态分为四种说法:“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第17章)即,最好的社会的状态,百姓不知道有他(君主);次好的社会的状态,百姓就亲近他、赞誉他;再其次的社会的状态,百姓尊崇敬畏他;最末的社会的状态,百姓就轻视鄙薄他。(君主)把事情作好了,百姓都说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老子之说跟“皇、帝、王、伯”的说法的顺序变化大致一样,也完全符合佛家的“成住坏灭”之说。邵雍是儒家的代表,可见,佛道儒三家对于人类社会变化的看法有一致性。

总之,邵雍的“皇、帝、王、伯”之说是一种社会状态的划分,依据是社会的道德标准。

3.3

“皇、帝、王、伯”具体划分时期。

根据邵雍的《观物内篇》说法是——

“皇”的时代划分区是:黄帝以前的三皇时期,包括伏羲氏。
“帝”的时代划分区是:黄帝在内的五帝时期。
“王”的时代划分区是:夏商周三朝。
“伯”的时代划分区是:春秋五霸(伯),战国七雄。

这是一个“皇、帝、王、伯”的完整轮换过程。

那么秦朝以后是怎样划分的呢?邵雍认为,自秦朝以后中国的朝代史未能恢复到“皇”、“帝”的时期,而只是在“王”与“伯”之间徘徊。邵雍用比喻的方式具体指出了: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者也。十六国,伯之丛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传舍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观物内篇》)

归纳来说,秦朝以后只有汉、唐两朝勉强达到“王”的标准,其余都是“伯”一类的。其中,各个朝代的也各有特点,具体说来即是——

三皇时期,是“皇”,如同人类的春天;
五帝时期,是“帝”,如同人类的夏天;
夏商周三朝,是“王”,如同人类的的秋天;
春秋五霸,是正宗的“伯”,如同人类的冬天;
战国七雄,比正宗的“伯”更冷冽,更恶劣;
汉朝,可以称之为“王”,但仍显不足;
西晋,比正宗的“伯”强一些,好一点;
三国(魏、吴、蜀),是“伯”的雄杰;
十六国,是“伯”的杂聚;

南朝五代(东晋、宋、齐、梁、陈),是借“伯”的名声坐坐而已;

北朝五朝(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是暂借“伯”的名声休息住住而已;

隋朝,比西晋差一点,可做西晋的儿子;

隋朝末年各个郡守的“伯”(可能指隋末各个起义领袖),像大江的余波余浪,很快就消失平静了;

唐朝,比汉朝稍差,可做汉朝的弟弟;

唐朝末年的各个藩镇的“伯”(可能指十国:吴、前蜀、吴越、楚、闽、南汉、荆南、后蜀、南唐、北汉),像日月的余光,弱小且暗淡;

后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伯”,像黎明前日未出的星星,虽然有短暂闪亮却被后来的日光淹没。

3.4

好像上面邵雍没有谈及秦朝。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中,由于有了秦始皇而成为最有争议的秦朝,邵雍另有一番特殊的意义作为解说——

首先,他从秦国的成长来看秦朝,而不是孤立的看秦始皇创立的秦朝。

邵雍说:“自三代以降,汉、唐为盛,秦界于周、汉之间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终于始皇。起于西夷,迁于岐山,徙于咸阳。兵渎宇内,血流天下,并吞四海,庚革古今。虽不能比德三代,非晋、隋可同年而语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杀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书》终于《秦誓》一事,其旨不亦远乎?” (《观物内篇》)

三代,指夏商周三代。三代以后只有汉、唐两朝最为强盛。秦经历数百年艰苦创业,屡次迁都,在秦穆公时期开始昌盛,在秦孝公时期中兴,因秦始皇而结束,最终以古今未有的强大军事力量,经过血流成河的战争一统天下。虽然秦在“德”方面比不上夏商周,但西晋、隋朝也不可与之同年而语。秦朝国运不长,难道不是因为其刑法太残酷,杀人太多吗?所以,孔子排序《尚书》时把《秦誓》一篇放在最尾,这不是早就预见了吗?

也就是说,从其来源来说,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非常强大了,是众多霸主的领袖,是几百年的霸主,而且打的战争规模古今无有。虽然秦朝只有十几年寿命,那也是西晋与隋朝不可相比的。也可说是春秋战国的总结代表。

其次,用善恶之理来解释秦朝。

邵雍说:“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杀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义,汉之好生也亦以义。秦之好杀也以利,楚之好杀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义,而汉且不及。秦之好杀也以利,而楚又过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于周、秦、汉、楚哉?择乎善恶而已。是知善也者无敌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恶也者亦无敌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恶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于周、秦、汉、楚哉?择乎善恶而已。” (《观物内篇》)

维护生命,珍惜百姓,则国运昌隆,延绵不绝;杀生如儿戏,视民如草芥,则家国险恶,乱世短寿。周朝以仁义爱护百姓,汉朝也以仁义爱护百姓;但汉朝比不及周朝,所以周朝有八百年之国运,而汉朝只有四百年。秦国(朝)为了利益残杀百姓,楚国也为了利益残杀百姓;但楚比秦更贪婪,所以楚比秦先亡。

一朝君主用善来征服天下,天下百姓也用善拥护他;一代国君用恶来征服天下,天下百姓也用恶来抵制他。这是天之常道、人之常情,哪里是老天爷要偏爱或鄙视这些朝代,是道德善恶的安排罢了。

第三,用因果相报的道理来解释。

邵雍说:“夫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吴尝破越而有轻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骄齐之志,贪婪攻取,不顾德义,侵侮齐晋,专以夷狄为事,遂复为越所灭。越又不监之,其后复为楚所灭。楚又不监之,其后复为秦所灭。秦又不监之,其后复为汉所伐。恃强凌弱,与豺狼何以异乎?”(《观物内篇》)

如果用武力(暴力)来胜别人,反之别人也以同样的方式来战胜他自己。例如:吴国击破越国就轻视楚国,击破了楚国就对于齐国有骄横之志,不顾道德仁义,贪婪进攻,侵辱齐国晋国,结果反而被不被重视的越国所灭亡。越国亡吴以后,又骄傲而不严格要求自己,反又被楚国灭亡。楚国又像越国一样重蹈覆辙,反又被秦国灭亡。秦朝一统天下以后,骄横暴虐,最后为汉刘所灭。这种恃强凌弱的做法,不和豺狼一样吗?一国以什么方式对待他国是很重要的。

第四,给秦汉作了对比。

邵雍说:“是知武王虽逮舜之尽善尽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悬,则下于舜一等耳。桓公虽不逮武之应天顺人,以其霸诸侯一匡天下,则高于狄亦远矣。以武比舜,则不能无过,比桓则不能无功。以桓比狄则不能无功,比武则不能无过。汉氏宜立乎其武、桓之间矣。是时也,非会天下民厌秦之暴且甚,虽十刘季百子房,其于人心之未易何?且古今之时则异也,而民好生恶死之心非异也。自古杀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厌之乎?杀人之多不必以刃,谓天下之人无生路可趋,而又况以刃多杀天下之人乎?秦二世万乘也,求为黔首而不能得。汉刘季匹夫也,免为元首而不能已。” (《观物内篇》)

周武王虽不及舜尽善尽美,但他解决了商纣的罪恶统治,只不过低舜一等而已;齐桓公虽不及周武王应天顺人,但他主盟诸侯、维护天子,比起野蛮外族的侵害好多了。如果把舜、周武王、齐桓公、外族势力相互比较,则互有功过高低之分了。

那么,汉朝刘氏就位居于周武王与齐桓公之间了。而恰在汉朝刘邦创业之时,秦朝暴虐滥杀,天下百姓无生路可逃避。所以秦二世胡亥虽出生帝王之家、位居九五之尊,到临难时想做普通百姓都不行;而汉刘邦虽出生卑微、一介无名小民,到时运时不让做君主元首也不能了。

所以说,嬴秦的作用,从近看是结束春秋战国的分裂状态,从远看就是终结“皇”道与“帝”统的文化内涵。虽然嬴秦有短暂的统一天下的历史功绩,但统治手段过于严酷,也降低了未来的“王”道统治的道德意义,使中国历史完全走入“王”“伯(霸)”纷争的状态。

所以说嬴秦他虽然界于周、汉两朝,但都不及他们的“王”的历史状态。邵雍总结道:“法始乎伏羲,成乎尧,革于三王,极于五伯,绝于秦。万世治乱之迹,无以逃此矣。”(《观物外篇》)意思是:历史的法则就如同起于伏羲(皇),成于尧(帝),变革于夏商周(王),登峰造极于春秋五伯(伯),断绝于秦始皇。万世的治与乱的变化轨迹,没有不遵循这个规律的。

(四)
根据邵雍的论述,可做一些总结式的分析——

4.1

如果把“皇、帝、王、伯”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衡量标准,邵雍不是乐观者,中国古代社会是象波浪一样逐步向下滑的,也就是后浪比前浪低。

从三皇到北宋时期,邵雍又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甲、三皇开始到秦朝结束,完整的“皇、帝、王、伯”一个轮换。
乙、汉朝开始到隋朝结束,比周朝低一等的“王、伯”变化。
丙、唐朝开始到五代结束,比汉朝低一等的“王、伯”变化。

4.2

“皇”属于五千年文明的上古部分,也属于理想社会的部分,文化初创,但是道德与文化的起点最高,整个社会崇尚自然。

“帝”与“王”,属于五千年文明的中古部分,文化昌盛,社会长时间稳定繁荣,君主贤明,民众讲德仁礼节;同时,“王”的朝代表现是有相当长的寿命,至少有连续不断的相对稳定的200年时期,所以为什么说汉、唐两朝勉强达到“王”呢?。

“伯”也占中国历史的一大部分,属于五千年文明的今古部分,道德相对没落,文化上杂说纷繁、鱼目混珠,社会相对动荡,社会道德讲义、智与利益。

4.3

再根据以上的分析总结,我们也可以大致对于北宋以后的中国历史做一个相对的比较:

赵宋分为北宋、南宋,犹如西晋、东晋之分,但从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实力来说,赵宋超过东西两晋,而低于李唐,这是后人把“唐宋”并称的缘故。西晋寿命有51年,北宋有167年,东晋有103年,南宋有152年,一比较就知分晓。那么,辽、西夏、金三代就如同南北朝的北朝,南宋就如同南朝,但比又南北朝各代强一些。

元朝对于中国是一个朝代,但在当时它毕竟是蒙古族统治的一个分支,寿命不足百年,社会突显出的是种族的等级制,所以比北宋又差一些。明朝在寿命上比北宋长一些,但也不及李唐盛世,文化上只是在模仿唐、宋的基础上作发挥发展。

清朝犹如回光返照,出现百年的“康乾盛世”,寿命也达267年,比明朝276年相差无几,但从社会文化方面来说,只是突出在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总结或使之更为精致、细致,政权更为集中化,出现的各种叛乱、起义的规模和次数都比历代先朝大、多,1848年后60多年受西洋文化的强烈的深层次的冲击(包括冲击到儒家文化等等传统文化),所以比明朝差一些。

不过,话说回来,作为邵雍的儒家思想对于异族统治一般有特别对待,所以,元、清两朝用儒家思想的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分析理念,肯定不会太高,但比十六国好多了。

总的来说,北宋以后没有一朝能够达到唐朝的“王”的历史状态。而在邵雍的看来:夏、商、周、汉、唐五朝中,唐属最末,也是最为勉强的“王”。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历史从整体道德的角度来看是逐渐往下滑的,尽管中间过程中时有恢复,但比较起来已不如前了。只是唐朝到清朝中期的社会的道德变化相对平缓,没有下滑得那么快。

1911年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相当于“伯”了:反复辟、军阀混战、北伐、剿共、抗日、国共内战等等,中国没有喘息一刻过;在传统的文化、道德上已经受到强烈的冲击,与古代的“伯”相差甚远。 1949年以后,大陆红朝对于民众的控制煽动、运动的滔天罪恶、文化的变异摧毁、道德的扭曲颠倒等等东西,大家自可对照历代先朝。

做一个小补充:通过以上的大致解说,我们也许会比较了解了中国的一些像“兵征天下,王者治国”与“强者为英雄”的俗语的道理了。中国自夏朝以来,凡是属于“王”类的朝代开创基业,都需“兵征天下”,一统江山而治理天下(“皇”与“帝”几乎近于“无为而治”,所以“治理”一词概括不了其内涵,只有“王”才能对于天下称为“治理”或“劝民”,而“伯”对于天下只能说是“率领”或“称霸”);否则,就如同“强者为英雄”的“伯”割据一方或只有短暂的强霸一时。“统一的朝代”和“分裂的朝代”之分,基本符合邵雍的“王”与“伯”的分法,只不过字面上看不出准确的道德的内涵。

(五)
以上都是从时间幅度较大方面来说的,在这种大致的“皇、帝、王、伯”划分里,根据历史的变化,也还有小的区别或划分。

在前文解释秦朝的问题时,邵雍把不同的社会状态的君主作了比较:舜、周武王、齐桓公、外族势力的比较,指出这种比较虽然表现各自的在位的功过与道德的高低,但对于他们自身来说,却是具有时代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例如:周武王比不上舜,却比齐桓公强多了,开创中国最为漫长的朝代周朝,功绩伟洪;齐桓公虽比不上周武王,但有了他,就避免了中原被野蛮的异族势力的入侵,使中原文明得以绵延不绝,虽有过,但功劳也不小。

不过,邵雍又说:“尧禅舜以德,舜禅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则入于功矣。汤伐桀以放,武伐纣以杀。以放王也,以杀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则入于杀矣。

是知时有消长,事有因革,前圣后圣非出于一途哉。” (《观物内篇》)就是说,事情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前面的圣人与后面的圣人不是走相同的路子:同样是“帝”,舜即位是因为他有“德”,而禹即位是因为他有“功”,道德标准不一样,“功”比“德”又低了一等;同样是“王”,殷汤把罪恶的夏桀流放,而周武王把罪恶的商纣杀死(逼死)了,周武王也比殷汤低了一等。而他们的即位时间排序大家都明白。

以上对于“帝”与“王”的各自变化举了例子。那么,像“王”有夏、商、周、汉、唐五朝,读者自可把这五朝里面的君主作一个历史的比较,自然就知道高低了。

那么“伯”呢?邵雍也具体的表述了:“秦缪公有功于周,能迁善改过,为伯者之最。晋文侯世世勤王,迁平王于洛,次之。齐威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又次之。楚庄强大,又次之。宋襄公虽伯而力微,会诸侯而为楚所执,不足论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国功过,则事无统理,不得圣人之心矣。春秋之间,有功者未见大于四国,有过者亦未见大于四国也。故四者,功之首罪之魁也。”(《观物外篇》)

邵雍分别给春秋五伯作了典型的比较,指出秦缪公(即穆公)最高,以后依次是晋文侯、齐威公(即桓公)、楚庄公,宋襄公最末,不足论也。在春秋时期,秦、晋、齐、楚四国是这时期社会的功劳之首、罪过之魁。

这里我们看出了在同一个时期里,随着不同的君主的确立,他们即位的道德标准是有变化的,而且也表现出相对下滑的趋势。

参考资料

1、相关的邵雍的著作与资料,参看“孔子2000网”之“邵雍研究”专栏: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shaoyong/index.htm
2、李洪志先生著作,参看“明慧网”。
3、相关的中国预言《马前课》、《推背图》、《 烧饼歌》与《梅花诗》等等,参看“正见网”。
4、《老子》等书。

(未完待续)

】【正见网】(http://www.dajiyuan.com)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资料给大纪元,请进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related article
  • 自古以来,统一与分裂就一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纵观人类历史,不论是世界历史,还是中国历史,总是在“合”与“分”的状态中发展,但历史的最终趋势应该是“合”,不过这只是相对一定的地域条件而言。从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以来,由于地理、历史、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地球上的文明才会出现多样性。从“洲”到“国”再到“民族”,我们发现存在各种不同的地球文明。一个国家的形成也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这其中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的因素。
  • 中国历史上的乱世,无一例外是君昏臣暗吏贪民困,最后逼得地球上最能容忍的乖顺民众也忍无可忍了,于是改朝换代恢复升平。第一可恨的,当然是昏暴帝君与贪官污吏。但是,检点史籍,细揣乱世的局势,有一种人的作用确亦不可低估与忽视,那就是舞文弄墨之士。继乱世而兴的新朝盛世的出现,固然总是有赖于文士的策划,凌烟阁上少不了他们的画像,而乱世之衰却也少不了文士的推波助澜,多亏他们逢君之恶,才助成了恶贯满盈。
  • 原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委员刘国能说,中国历史档案散失问题严重。
  • 综观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无论是对内的经济政治,还是对外的文化交流,唐代,都是无可取代的黄金盛朝! 人们不禁好奇,这个使外来人民崇敬的天朝,这个被中西亚诸国尊称为天可汗、挟磅礡气势引领一代风华的泱泱大国,又是以何种宗教信仰,何种心灵归宿,让老百姓畏天敬神、从而约束自己,缔造这辉煌灿烂的庞大盛世呢?
  • 他引导着大清帝国摆脱了明清之际的混乱与动荡,走向了和平与安定,为持续时间长达130余年的康[#20094]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清朝对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贡献是完成了国家统一,而这一成就正是在康熙朝奠定的。后世史家在评价康熙帝的一生时,认为其“虽曰守成,实同开创”,评价可谓公允。
  • 2005年3月26日将是中国历史上反击独裁恐怖及专制暴政侵略的最辉煌的一天。这一天,无数的中国国民都以赞赏的目光注视着自由民主的台湾。台湾国民在这一天以浩大的示威游行,向奴役着中国大陆的中共独裁暴政发出了响彻云霄的怒吼:“不!我们抗击中共暴政以所谓的高票通过了的伪法《反分裂国家法》。”如此高票通过的伪法,使我们想起了萨达姆独裁暴政在灭亡之前、也以百分之百的高票继任伊拉克总统的丑闻。
  • 甲申年是一个不祥之年。6个甲子以前的公元1644年,是一些中国人深感羞辱,另一些中国人-其实是满人极大喜悦的一年。那年3月19日,岁在甲申,明朝崇祯帝和他的帝国划上了一个句号,此后,满人入侵,吞并中原,建立了长达267年的殖汉王朝,而中共钦定的中国历史年代表却把1644甲申年定为满清元年。1个甲子以前的公元1944年甲申,正是建立中华历史上最野蛮最黑暗最无耻王朝的中国共产党羽毛已丰,虎视眈眈,夺取中原之时。当时的著名文人,似乎看到了中共登临紫禁城的必然,于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所谓自由民主派人士,开始为中共深谋远虑,“甲申三百年祭”的奇文便在郭沫若的妙笔上生花、结果了。当年使郭沫若喜出望外的是,他在十二月间收到了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亲笔覆信,其中写道:
  • 互联网上有关聂树斌案的报道开始被全面封杀。网络论坛中有关聂树斌案的帖子也被禁止。我试着在国内的网站上发贴,结果长则3小时,短则5分钟就被删掉了。从聂树斌案想到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冤案之一——杨乃武和小白菜案,查询一些资料,发现这二人实在是幸运,不仅由慈禧太后为他们平反昭雪,还有后人为他们建纪念馆:
  • 春光明媚四月天,北京观众的电视晚宴上又将多添一道美味的大菜,反映明朝末年中国历史上三帝争雄的30集电视剧《明末风云》将于4月6日由润德剧场在青海卫视、星空卫视及全国20多家电视台同档期首播。
  • 在中国历史里,诸葛亮这个名字已成为智慧的化身。他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又是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音乐也相当高明,弹得一手好琴。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