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
“文化大革命”是邪惡中共瘋狂的大曝光。
中共欺騙人民說，“文化大革命”是毛魔頭晚年的錯誤被少數人利用所致。許多不願動腦的中國人也就接受了這個謊言。
可是你為什麼不問一問：為什麼在其他國家少數人的錯誤就掀起不了這麼慘烈的人禍呢？（在任何一個國家領導人都可能犯錯誤啊）一個人或少數人的錯誤竟然能導致如此慘禍，那說明這個體制也真是有大問題啊！一個良好的體制應該是能限制錯誤的氾濫的呀。
歷史的真相是：整個中共都有組織的參與了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有組織、“有法可依”地去做，又怎麼能做到這種波瀾壯闊的程度呢？
歷史表明：唯有在共產邪惡主義制度下才會發生如此的慘劇！在一個正常的、良好的社會裏，任何少數人的錯誤都會受到整個社會的機制的制約，使得整個社會不致於出現劇烈的動盪。唯有在共產惡黨統治之下，少數人的“錯誤”才能大行其道。因為，這個惡黨正是把錯誤當作最崇高的東西來推廣的。這個邪教存在的最大愛好就是對社會犯罪，因為這正是它的本性。在它治下，好人是沒有用武之地的，而越是邪惡的東西卻越有廣闊的市場……
《九評共產黨》稱這段歷史為“文化大革命——邪靈附體，乾坤倒轉”
文化革命是共產黨邪靈附體全中國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韁野馬，群山為之震撼，江河為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跡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據專家們的保守估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達773萬人。
人們對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殺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這些大都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由造反運動形成的。殺人者也都是“紅衛兵”、“造反派”。但根據中國出版的數千冊縣誌所提供的資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不是紅衛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級政府處於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鬥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已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國著名大屠殺案件中，濫施暴力、血腥殺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軍隊、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員骨幹。
從下面這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並非紅衛兵、造反派的一時過激行為，而是共產黨和地方政權的既定決策。文革時期的領導人與各級權力機構對暴政的直接指揮和參與，常常被遮掩起來而不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以“遣返”為名，把歷次運動中劃為地、富、反、壞、右的北京市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據官方不完全統計，當時有3萬3千6 百95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萬5千196人被驅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40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產黨高級幹部的父母也未能倖免。實質上，這種遣返行動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長時就說過，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純淨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趕出北京。1966年5月，毛澤東發出“保衛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葉劍英、楊成武和謝富治為首的首都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紅衛兵對超過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還得到市、區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幹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紅衛兵不過是被當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這些紅衛兵也被共產黨拋棄，不少人被宣佈為“聯動分子”而入獄。其他的隨大批“知識青年”被送到鄉下參加勞動、改造思想。當時主持遣返活動的西城紅衛兵組織，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人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也是由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修訂後發表的。
繼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農村，農村也掀起了又一輪對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其中要點之一是公安幹警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的情報，協助抄家。大興縣的屠殺運動直接來自縣公安局的指令。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殺中“表現好”而得以入黨。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在廣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有2萬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1萬9千多人。單從這一省的統計，就有近5萬共產黨員參與了殺人事件。
文革中，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毛澤東當年講的這句話在肆虐一時的造反運動中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那麼暴力和殺戮也就廣泛傳播開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縣人民武裝部的基層民兵屠殺“湘江風雷”組織成員及黑五類。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2778戶，共4519人。全地區10個縣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壞”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 天。這僅僅是文革暴行中，一個地區的一個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會”成立後的清查階級隊伍運動中，內蒙古清查“內人党”製造了35萬餘人被殺的血案。 1968年在廣西有數萬人參與了對“四．二二”群眾團體的武裝大屠殺，死人11萬。
由此可見文革中的暴力屠殺首案、大案全是國家機器的行為，是共產黨領導人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殘殺百姓。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屠殺的兇手多是軍隊、員警、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幹。如果說，土改是為了土地而依靠農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為了資產而依靠工人打資本家，反右是為了讓知識份子緘口，那麼文化革命中這種你鬥我，我鬥你，並無哪個階級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產黨依靠過的工人農民，只要觀點不一致，就可以殺你。這究竟是為了什麼？
這就是為了造就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大勢。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一個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產黨、毛澤東的“造神”運動登峰造極。一定要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於億萬人腦中。空前絕後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規定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麼可以做，要怎樣去做，而除此之外什麼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國人民實行著宗教崇拜一樣的“早請示，晚彙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認字的人幾乎人人寫過自我批評和思想彙報。言必稱語錄，“狠鬥私字一閃念”，“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許崇拜一位“神”，只誦讀一本“經”——毛主席語錄。進而到不背語錄、不敬祝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打電話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語錄。人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或狂熱興奮，或麻木不仁，已經完全被罩在共產黨的邪靈之下。製造謊言、容忍謊言、依靠謊言業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方式。
下面我們現再通過預言家的視角來透視中共治下陰陽反背的社會：
為了打倒劉少奇，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
第 2紀第 41首
英文：
The great star will burn for seven days,
The cloud will cause two suns to appear:
The big mastiff will howl all night
When the great pontiff will change country.
中文：
巨星將燃燒七日不息，
雲霧中天上好像有兩個太陽；
猙獰的巨犬整夜的狂吠，
當大教皇要改變國家。
這首是預言了毛澤東在1966年，為了打倒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給中國人民帶來又一次深重的災難。
本詩前兩句“巨星將燃燒七日不息，雲霧中天上好像有兩個太陽”，是指在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中國政壇上出現了兩個主席，一個中共主席毛澤東，一個國家主席劉少奇。這裏的“巨星”指的就是劉少奇，而“燃燒七日不息”中的“七日”實際是作為時間狀語代表“七年”，一方面指劉少奇在1959年後的第七年1965年再次當選為國家主席，另一方面更主要指他在1962年到他被中共迫害致死的1969年，這七年間，是這個中共首腦人物，作為一個被喚醒了些良知的人，在其人生中“燃燒”最輝煌的年月。
1959年到1961年，由於毛澤東和中共的暴政，在中國造成了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中華大地上的一幕幕慘狀，使得鐵石心腸的人也不忍動容，作為國家主席劉少奇也被此慘禍喚醒了良心，認為中國不能繼續這樣下去，他鼓起勇氣反對毛澤東對老百姓瘋狂橫徵暴斂的政策。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是中共黨史上規模最大的會議，一月二十七日，在這天的全體會議上，一向謹慎小心的劉少奇，當著毛澤東的面，對著七千名中共政權骨幹，丟開了中共準備好的《書面報告》，講出了真話：形勢不好，“人民吃的粗食不夠，副食品不夠，肉、油等東西不夠；穿的也不夠，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麼夠。就是說，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
劉少奇又說：“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少奇的講話在與會者心裏激起強烈共鳴。有劉少奇出頭，中共幹部們爭先恐後地發言，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反對大躍進政策再繼續下去。激烈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最後，毛澤東不得已作了“自我批評”，被迫容忍從一九六二年起，把征糧指標大幅度降低。中國的大饑荒終於結束了，可是毛澤東從此對劉少奇恨得“咬牙切齒”。（見張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在以後的幾年裏，劉少奇等人對一些政策作了修改，對人民生活有關的產業投資大大增加，在農村許多地方還實行“包產到戶”、“責任田”，不到一年，人民的生活明顯改善，也很少再餓死人。劉少奇等還為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一千萬人平反，同時試圖給五七到五八年打的右派分子“摘帽”。文化藝術業也有了些復蘇。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劉少奇再度當選國家主席。全國上下組織了歡慶活動，街頭敲鑼打鼓的遊行隊伍拿著彩旗，舞著獅子，放著鞭炮，並排舉著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像。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報導：“毛主席劉主席都是我們最愛戴的領導人”。就像本預言中所講的：一時間，“雲霧中天上好像有兩個太陽”。
中國出現“兩個太陽”，這是毛澤東無論如何不能容忍的，他一定要打倒劉少奇，同時也為了報“七千人大會”的“一劍之仇”；但是劉少奇在黨內的威信日增，依靠黨內力量來打倒劉少奇不那麼容易，於是毛澤東發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所謂“群眾運動”。
本詩後兩句“猙獰的巨犬整夜的狂吠，當大教皇要改變國家。”就是預言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時的情景。這裏的“大教皇”是指毛澤東這個中共邪教的教主，而“要改變國家”，就是毛澤東要打倒當時中國當權的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裏“猙獰的巨犬整夜的狂吠”，預言了在1966年8月7日，毛澤東寫好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並在中共八屆十一次全體會議散發，這張“大字報”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把批判的矛頭直接對準了國家主席劉少奇等人，這一天正好是“戊戍”日，是個“犬狗”日，所以說“猙獰的巨犬整夜的狂吠”；我們知道在中外預言裏，形容《九評共產黨》的發表，用了“雄雞一唱”來預言，用“雞鳴”來表示用文章來“出聲評論”；那麼，毛澤東的《大字報》也是很特別的用文章來“發聲”的方式，所以，《諸世記》預言用了毛澤東在“狗”日裏“巨犬狂吠”來表示。
“猙獰的巨犬整夜的狂吠”後的第二天，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不是老天爺存心要罵毛澤東，實在是毛澤東那篇“狗日”的文章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太大，在十年文革的“淒風苦雨”中，全中國至少有十分之一的家庭受到衝擊，幾百萬人死於非命。
劉少奇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號“革命”對象──全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解除中共中央副主席職務，然後被殘酷打倒；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公報：“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通過決議：“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中共這個罪惡邪教殺人如麻，它的黨內鬥爭也特別的殘酷，其組黨以來，中共自己殺的黨員，比起黨的敵人殺的中共黨員總數要多得多；不管你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家主席劉少奇也好，還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或趙紫陽也好，只要你違背了中共邪教的“黨性”對人民還有點“良心”，你就很難逃脫被中共害死的命運。
1968年，劉少奇長期被固定捆綁在床上，一動也不能動，他的頸部、背部、臀部、腳後跟都是流膿水的褥瘡，疼痛難忍。由於他疼起來時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們乾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個硬塑膠瓶子。到他臨去世時，兩個硬塑膠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蘆形。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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