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12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温婧编译报导）当梅利莎（化名）问母亲她是否可以在家上学时，她只有7岁。在读二年级的这一年中，她经常被同学欺负，辱骂、掐以及揪头发。
这个小女孩没有将被同学欺负的事告诉任何人，直到她的母亲发现她的攻击性行为越来越甚，而且学习成绩在下滑。当母亲了解到女儿被欺负的程度时感到惊吓。她的女儿被推进垃圾箱，并且垃圾箱的盖子被盖上。梅利莎承认上课时坐在她旁边的女孩就是欺负她的人。学校同意让俩人分开坐。
但是一周后，两人又被调到一起坐。梅丽莎的母亲质问学校后，老师告诉她“这可以培养孩子们的适应力”。结果正相反，梅丽莎非但没能获得适应力，反而开始在课堂上尿裤子。向校长反映情况也没能得到满意的答复。校长说学校对于霸凌有相关的政策，但是如果梅丽莎不自己来找他，他就“什么都不能做”。
澳洲联邦政府的研究表明，在澳洲校园内，每4个孩子就有1个受到过欺凌。心理学家迪金森（Tania Dickinson）见过的最小受害者只有6岁。她的当事人因为他们的长相、体育和学习成绩、受欢迎程度、精神或身体上的疾病而被欺负。迪金森说：“在某些情况下，欺凌事件可能是由受害人触发了欺凌者自身的某事件而导致的。”
梅丽莎是一个安静、害羞的女孩，她没有自信将事情说出来。她的母亲花了6个月的时间造访学校并写信，希望给她的女儿转班级，但是学校没有做出任何改变。“老师和学校，在支持或帮助我女儿的方面，在我看来，一点用都没有。”梅丽莎的母亲说。她认为她的期望并不是无理的，学校的不作为使她做出给女儿转校的决定。
转校之后的变化是巨大的。新学校的老师们和校长营造了一个让梅丽莎感到舒适和安全的环境。虽然一年之后她再度遭到欺凌，但是朋友们的帮助和来自学校的支持使她有能力处理欺凌事件。梅丽莎现在13岁，进入高中学习，并有一小群朋友。她缺乏自信，并且也有普通青少年的焦虑，但是母亲坚持转学对她来说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迪金森说：“当思考转学对你的孩子是否是最好的选择时，有很多导致欺凌的因素需要考虑。”我们需要找到导致欺凌的原因。这些原因可能是内在的，也可能是外在的。内在因素包括孩子的社交能力、脆弱性、对冲突的反应、处理困难的能力。外在因素包括孩子交往的人以及围绕在孩子身边的人。她说，如果孩子不具备正确处理欺凌的能力，那么转学也无法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但是如果欺凌主要由外因引起，而学校不给予支持，那么就应该转学。
现年39岁的本（化名）曾经上过3所学校。当被问及他是否参加同学聚会时，他很响亮的回答：“不！当然不！”几乎是从他一上学开始，欺凌就跟随着他了。“在我受欺凌的件事中有很多因素起作用。”他说。他是由年长的亲属带大的，因此他与同龄人交流有困难，而且他还受未确诊的阅读障碍和多动症的困扰，这引发了其它问题。
虽然努力融入同学中，但他仍是被欺负的主要对象。一开始，孩子们只是折断他的铅笔和偷他的午餐，后来就演变为殴打。“我总是一个人吃午餐，或者离开并躲起来，这样就没人能找到我。”他走不同的路回家，有时为躲避追打，他要跳过围栏、穿过灌木林。
本说：“在上六年级时，老师会离开教室到外面抽烟……而这（对我）就是开放期。”其他孩子会踢他坐的凳子，在教室里到处扔他的铅笔。他把这些事情藏在心里，但是他的父母知道了，他们面见了校长，但是被告知除非本自己来找他，他无法做任何事。
这两个案例中，受害人都拒绝站出来。心理学家发现受害人在性格上有共性：他们通常是被动的，将事情藏在心底，承受对自尊的直接伤害，而不去面对欺凌或采取报复行动。
在六年级快结束时，本从公立学校转到另一市区的私立学校，但是不到一个月，欺凌就又开始了。虽然欺凌是一点一点发展的，但是最终达到了相同的强度，并且一直持续到高中。七年级时，他被正式确诊为有阅读障碍，他需要进入特殊班级，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本受到的欺凌非常严重，他的校园生活是极度不愉快的，但是他觉得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是我，而不是其他人。在我看来，欺凌围绕着他们看着有点儿不同的人，就是我。”他说，转学没有改变任何事情，因为他的学习障碍没有得到解决。如果他能被更早确诊，并在还在普通班级时就得到适当的治疗，本相信他的校园生活会变得非常不同。
迪金森强调转学也有转学要遇到的挑战。虽然欺凌也许会停滞，但是它所带来的影响是持久的。澳洲心理协会2014年指出，受过欺凌的人更容易再次受到欺凌。迪金森说支持性的咨询或辅导可以帮助受欺凌者建立自尊和发展能够处理欺凌的社交能力。
责任编辑：瑞木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