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七月，住在德州休士顿市郊的查尔斯与尔玛‧胡克斯（Charles and Irma Hooks）夫妇邀请一些科学家到他们的住所为一些宾客作演说。查尔斯与尔玛曾与超心理学家比尔‧若耳（Bill Roll）一同拜访我在圣地牙哥的实验室，因此他们邀请了我参加这个聚会。
2009年4月3日 8:22 AM 做过动物细胞组织的体外实验之后，我了解，要获得有意义的反应结果并不困难。如此一来，我更急着想要用人体分离出来的细胞作实验。我想到，也许可以将EEG装置的电极连接至人的精液。一旦成功，我将取得上千万个精虫的集体反应。一九七二年五月，我将一些精液样本接上电极作了初步的观察，但直到下半年我才进一步改善实验方法──将银线电极插入一根装有精液样本的五毫升试管中。
我们在植物、鸡蛋和多种细菌身上得到了意义非凡的实验结果，暗示它们具有“生物通讯”的能力。我开始好奇，是否人体细胞也具有类似的能力？由于细胞为结构复杂的器官的一部分，若采用体内实验，所产生的反应可以有太多解释，最后终究会归功于神经系统的活动。看来，排除这类问题的办法就是自人体取出细胞样本，置入试管中，再连接上电极──即进行所谓的体外实验。
过去七年来，我一直是加州人文科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的固定教员之一。这所由加州州政府认可的学院座落于圣地牙哥以北二十英哩的恩西尼塔市（Encinitas）。其他几章中提到的史丹利‧克李普纳博士、亚历山大‧杜布洛夫博士（Dr.Alexander Dubrov）与约翰‧亚历山大博士（Dr.John Alexander）都是该校的客座教授。
我在一九九六年第一次接触到康普茶（Kombucha）这种健康饮料，它是用一种蕈状复合物发酵而成。据说，这种复合物中含有苔藓类、醋酸菌以及天然酵母。发酵过程使用的营养物是白糖与红茶的混和液。这种“蕈菇”在红茶溶液中漂浮七到十天之后，便会制成一种茶液。据报导，每次少量饮用这种茶液有益健康。
一九七九年，史帝夫‧怀特志愿在巴克斯特测谎学校担任一般测谎实作课程中测谎学员的实验对象。他当时还是圣地牙哥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大学部的学生，只领取微薄的薪资。得知他是生物系学生之后，我请他从二楼的测谎学校到五楼的基金会实验室参观，并为他介绍我当时正在进行的研究概况。
一九七九年，当美国测谎协会于圣地牙哥举办年度研讨会之际，巴克斯特测谎学校举办了一项赞助活动：开放二楼的学校教室以及五楼的巴克斯特研究基金会实验室供来宾参观。我们在两层楼都设有吧台。不仅二楼有大批访客，五楼的实验室也有一百五十位参观者。
前一章提到过的山姆──我的暹罗猫──对烤鸡“吃上了瘾”，除了烤鸡它什么都不吃（至少它给我这样的印象）。我的测谎事业伙伴鲍伯‧韩森会从家里将太太玛莉‧安‧韩森烤好的一只全鸡带到实验室来。我每天剥下一些鸡肉喂给山姆吃，把一日比一日更破碎不全的残余放回冰箱里。有时经过一个礼拜之后，冰箱中剩下的烤鸡变得很不新鲜，鸡肉里的害菌已经成倍滋长。
我接着设计了一个方法，记录试管中优格的电流活动。首先，我在一支十毫升的医药用针筒上接了一支三英寸的塑胶管，将优格抽入针筒中，然后把塑胶管插进一支五毫升试管的底部，让优格由下往上注满，以防止空气卡在中间。在这个连接优格与电极的过程中，所有用到的器具都必须事先消毒，这点非常重要──其中包括了十毫升针筒、五毫升试管以及黄金线电极。连接针筒的塑胶管则在蒸馏水中煮沸，因为传统的压力锅会将塑胶溶化。
奇怪的是，我过去一直无法利用GSR装置监测到非洲紫罗兰的反应。归纳其原因：GSR回路中的电流流入树叶，导致植物进入麻木状态，如同我们刚才讨论过的一般。但我后来改用EEG装置，成功地从一株新买的非洲紫罗兰的身上取得图谱反应。不过，对同一株植物只成功了一次（图5I）。
接下来要说明的是，蛋与外在环境间进行“生物通讯”的有力实验证据（注）。举第一个例子之前，我必须提醒各位猫是天性独立的动物，而暹罗猫似乎尤有过之。至于牡羊座的暹罗猫，那真是没得比了。山姆（Sam）的生日是四月三日。懂猫的人应该知道，把猫抱起来之前，最好先征询它们的许可，否则它们会被激怒。
后来我进入一个全新的研究时期，开始使用一般用于监测心脏的EKG装置（也叫ECG，全名electrocardiogram，中文译为“心电图仪”）和用来监测脑波的E E G装置（全名electroencephalography，中文译为“脑电图仪”）。
可能有些传统科学领域以外的人会认为我的实验正进入“乙太场”（译注：原文作etheric field，泛指人的能量场。现代许多能量治疗或心灵医学的流派都使用这个名词，但各家说法稍有出入）的范畴。也就是说，如果这颗蛋能孵化的话，“乙太场”将引导其生理发育，并安排鸡蛋孵化前的循环系统运作。
一九六六年的纽约实验室里，一次偶然的发现促使我决定将实验范围扩展到“生物通讯”领域。前面提到过，由于测谎仪图谱用纸的成本太高，我经常用一个大型电表取代记录曲线，以监测植物反应。
一九七六年七月间，我受邀参加第一届巴西超心理学与心理电子学代表大会（The First Congress for Parapsychology and Psychotronics），其中包括了在里约热内卢以及圣保罗的两场“生物通讯”研究报告。我发现巴西是个迷人的国家。在里约时，我问主办单位安排的翻译哪里可以找到最有趣的活动──那些他们可能不希望我去的地方，结果她带我到里约市郊的“心灵真理之路中心”（Center of the Pathway for Spiritual Truth）。
约翰‧克美玆与亚瑟‧盖斯顿在AAAS研讨会上的报告透露出他们实验方法的问题。很明显地，他们并未采取适当的自动化程序。实验前，他们将受测植物放置在存放间内七天，然后用蒸馏水冲洗树叶。
《科学杂志》（Science Magazine）的大众版──《科学新闻》（Science News）（注8）是一份严谨的报刊。AAAS于纽约市举行的会议结束之后，《科学新闻》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八日出现以下报导：
一九七五年，我在纽约市举行的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中为我的研究辩护。这次AAAS年会中有一百七十八场专题研讨会，其中只有十场召开个别记者会，而我的是其中之一。会议企划人事先答应将这十场研讨会的实况录音收入于AAAS影音资料馆中。他们为我这场名为“植物受到外在刺激所产生的电子反应”的专题研讨会安排了五位发言人，其中一位对我的研究多所批评的发言人是稍早提到过的艾德加‧盖斯提格。还有一位是科学无限研究基金会（Science Unlimited Research oundation）聘雇的生物学家约翰‧克美玆（John M.Kmetz）。
显然的，从一九六六年至今，我在对科学界展示的研究观察方面已经有相当进展。其对象不仅是我的同侪，更包括许多著名的科学团体。当然，这也是科学传统所拟定的要件之一。
查尔斯‧葛兰杰博士（Charles R. Granger, Ph.D.）于康乃尔大学生物系担任教务组助理教授期间，找了一组学生试图重复我先前发表的“植物与丰年虾”实验（注6）。实验尚未完成，葛兰杰博士即被调往圣路易市的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任生物学暨教育学助理教授一职，而这组学生则由艾德加‧盖斯提格（E d g a r L. Gasteiger）教授接手指导。盖斯提格教授定下截止期限，似乎要催促他们作出结论，却不让他们有足够时间先解决程序上的问题。他宣称这项未完成的研究为“失败的重复实验”，并在一九七五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简称AAAS）年会中提出，以此攻击我研究的可信度。
一九七三年，桃乐茜‧雷塔莱克（Dorothy Retallack）（注5）撰写了一本名为《音乐与植物之声》（The Sound of Music and Plants）的书，叙述她在坦普布埃尔大学〔Temple Buell College，现属丹佛大学（University ofDenver）〕里非常谨慎进行的一连串实验。虽然这本书已经绝版，但《植物的秘密生命》一书的第十章对她的研究有详细叙述。
以下是弗德瑞克‧韩特（Frederic Hunter）为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基督教科学观察报》撰写一篇报导时所收集的意见，代表七○年代一些当权派的科学家们对我的典型看法：
一九七二年，苏维埃科学家V.N.普希金（V.N.Pushkin）在一篇名为〈花朵记忆〉（Flower Recall）的一般性文章中叙述他如何成功地重复我的植物实验，这项实验以EEG（脑电图机）取代GSR装置而完成。研究组员选择实验对象的过程相当谨慎。
一篇题名为〈研究发现植物能对人产生感应〉（Plants Discovered Tuning In on Us）的文章在一九七一年的《催化剂》（Catalyst）杂志中出现（第二卷，第一期）。在接下来一期的“给编辑的信”专栏中，大多数的读者回响表达对此文的赞赏，该杂志并给我机会在该期中回复来信。
无线电视是将我的研究告知大众的绝佳工具。除广播之外，我受邀上了许多谈话性电视节目，其中包括强尼‧卡森（Johnny Carson）、亚特‧林克雷特（Art Linkletter）、莫孚‧葛里芬（Merv Griffin）和大卫‧佛洛斯特（DavidFrost）。
在那段时期，我虽未取得一些决定性的研究成果，但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研究的催生者。许多好奇者涌入我的实验室，其中包括著名的通灵者亚瑟‧福特（Arthur Ford）与他的朋友们。他在最后一本著作《超越死亡的生命》（TheLife Beyond Death）一书的结语中写道：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结束了一场在耶鲁大学语言学学院的演讲之后，我回到宿舍二楼招待客席演讲人住宿的地方与几位研究生会面。我邀请他们上来一同使用我自己带来的测谎仪，并让他们将GSR电极连接到植物上，作一些非正式的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