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645年，日本飛鳥朝實施「大化改新」，之後展開嶄新的文化世代，故而日本歷史稱之為白鳳文化時代持續半世紀之久（西元645-707）。此時期的政治文化制度，以及佛教的寫經文化和書風都強烈受到中國唐朝的影響。
日本政治上的大化改新也是文化上唐化的里程碑，在政治上有許多唐化的新措施，也大大地影響文化的層面。王室尊崇唐朝文化，下詔改革，學習唐朝的郡縣制，免除豪族的支配，進行中央集權；並且數度派遣「遣唐使」、留學生、留學僧以輸入唐朝文化，因而在學習中國學問風潮下，中國詩文、書法盛極一時。書法的技能在當時政治文化中極受重視，居於顯學的地位。政府為了記錄整理戶籍、田籍、帳冊等等的文書紀錄，重用長於文書技能的人，因而書法自然盛行。
天智天王之朝（西元662-671）設立了大學（學校）的制度，大學中書法博士和文章、明法、算博士並列， 書法受到重視。除了在大學中設立書法博士之外，書法寫經已經變成王室和宗教的盛事。據《日本書記》的記載，天武天王一年（西元673）三月在河原寺集合了「書生」（書法生），首次創下日本歷史上寫「一切經」的紀錄。書寫一切經的經卷有三千三百六十一卷，龐大的數量顯見當時書法的進步。
白鳳文化時代初期的書風，明顯延續飛鳥時代的風格，同時受到中國六朝時代銳利強勁的式樣以及溫和平整的隋朝式樣兩種書風的支配。隨著時間的推進，初唐的書法特色開始流行。初唐書法在飛鳥時代後期即白鳳文化時期傳到日本，使得隋朝的楷書體慢慢產生變化走向縱長，已故日本書史家飯島春敬指出，唐朝縱長感的書風最初在白鳳文化時代已經出現。
歐體楷法對日本的寫經留下難以磨滅的深刻影響
白鳳文化時代的寫經、金石碑文是模仿中國書法的重要遺跡。從今天日本遺留下來的書跡中可以觀察到中國書法東傳播的現象，同時可以發現唐朝楷法名家歐陽詢則對日本的寫經留下難以磨滅的深刻影響。
白鳳文化時代的歷代天王多信奉佛教，並在宮中的圖書館設置有專門的「寫經生」書寫經文。 唐朝的書風，尤其是初唐名家歐陽詢、歐陽通父子的書風，對日本寫經書法的影響在白鳳文化時代已經展現。其中一般公認最具有代表性的白鳳文化時代的代表性寫經遺品，有二件名品，一是《金剛場陀羅尼經》（西元686年），一是〈長谷寺銅板法華說相圖銘〉（西元686年），都展現了歐體楷法的深雋的特色：
1、《金剛場陀羅尼經》：此經是日本最古的毛筆寫經遺品，為大阪府（古河內國）的遺物，其上清楚記有天武天王十五年的干支「丙戌」 （西元686年）。日本書史家飯島春敬評《金剛場陀羅尼經》書風似於歐陽詢（參〈九成宮醴泉銘〉）， 堀江知彥見解相同； 另外伊藤滋和築達榮八則評其通於歐陽詢之子歐陽通的字體（參〈道因法師碑〉）。
從本經文整體風格觀之，其筋骨強勁筆力內透，的確具有歐陽家的風格。從筆畫的表現來看，固然縱筆筆直峻嶙的特色和歐陽詢相類，然而其他特意用力的銳利角度之筆法，則神似於歐陽通的書風，例如入筆銳利的角度、銳利重頓的轉折、捺筆極度強調轉成隸書風格等等的筆法等都是。歐體的風格應用在寫經的書寫上，使得楷書整飾的特質更趨向於一筆一畫規格化的表現。
2、〈長谷寺銅版銘〉（又名〈長谷寺銅板法華說相圖銘〉，見圖，銘文部分縮影）：此圖銘安置在奈良縣長谷寺三重塔中，是日本上代金石文名筆，一般採認完成於西元686年，公認為「日本書法史上最具有歐體風格。〈長谷寺法華說相圖銘〉在西元1828於奈良被發現，是取搨而成的拓本，據專家考證，應是朱鳥元年（西元686年）之物」 。雕鑄銅板之上部為圖、下為陰刻的銘文，文字面長寬各為14.2和42.4公分，字體呈現縱長型、字字規整，顯著表現初唐楷書的特色，書風類於歐陽詢筆畫舒朗、筋骨嶙峋的風格，不過在用筆上，金石雕版銳利的入筆與捺筆筆勢儼然有歐陽通書風的特色。
這兩件白鳳文化時代的代表性寫經遺品，書法字體已經表現了初唐縱長楷書的風格，寫經整飾的風格運用了歐陽家筋骨嶙峋、筆力深入、構字嚴整的楷書特色，表現非常深刻。同時，其銳利、強勁的筆力，以及微帶隸意的捺筆特色上，仍然殘留北朝書風的風格，展現兩者美好的融合。歐陽詢逝世於西元641年，長谷寺銅版銘的發現顯示歐陽詢亡後不到五十年的時間，歐陽詢的書蹟已經揚名日本。長谷寺銅版銘是非常成熟的歐體銘文，顯然歐陽詢的書風對日本佛教寫經文化的滲透更早於它寫成的年代。
歐陽詢書風影響力持續不輟
天平時代的天王聖武天王的宸筆書蹟《宸翰雜集》（作成於西元731年），被書家也認為帶有歐陽詢和褚遂良書風，此時離歐陽詢逝世已經近一世紀。聖武天王的光明王后，在聖武天王薨後奉獻給東大寺的獻物中，也有〈歐陽詢屏風真跡〉。歐陽詢死後165年，西元806年日本的平安時代，當時享有盛名的日本大學問僧最澄 入唐學法，於回日本時所帶回的書類中就包含有〈歐陽詢書法大唐拓本〉 。從上述種種可以看到歐陽詢書風很快傳入日本並且影響力持續不輟的現像，對日本的佛教寫經書風影響巨大，甚至對王室也有不可磨滅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