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藝術要寫實(4) 19世紀學院派藝術家的突破
【大紀元2015年08月27日訊】譯者按：19世紀中葉以降，現代藝術的支持者們開始全面顛覆和壓制西方正統寫實藝術的審美價值和表達體系，使之完全陷入癱瘓之境，從畫廊、博物館、藝術教育機構到報章媒體，諸多的「權威暗示」帶動著大眾不辨美醜、人云亦云。近三十年來，現代藝術的公正性開始受到質疑，同時，古典寫實與當代寫實藝術也勃然復興，此間，創辦於美國的「藝術復興中心」（Art Renewal Center®，簡稱ARC）已成為全球藝術界同好研究、交流和競賽的高端平台。本文是ARC創辦人弗雷德里克‧羅斯（Frederic Ross）2014年2月7日對康涅狄格肖像藝術家協會的主題演講，也是ARC藝術哲學系列演講的第一講，通過對一個半世紀以來藝術史的重新審視，不僅申明了視覺藝術為什麼要寫實的問題，也匡正了偉大畫作的定義。今分為五篇發表，各篇標題均為譯者所加。
（續上篇）
那麼，讓我們來看看19世紀晚期的學術派藝術家究竟做出了什麼貢獻。事實上，那一時期作家和藝術家真正驚人的成就是在表現人的尊嚴的領域。我最喜歡拿威廉‧布格羅作例子，在有生之年他被視為法國最偉大的藝術家，畢竟他的作品與藝術貢獻當時被很多藝術家崇拜和效仿。後來有人指摘他僅為小資產階級客戶作畫，實際上，能隨心所欲描繪各類對象正是他引以自豪的；對他作品的需求是如此巨大，大多數作品被在顏料乾透之前就賣掉了。他是個「工作狂」，每天作畫時間長達14到16個小時。
他對手下的職員、他的學生和同事非常關心，身邊任何人有需要，他都會伸出援手，這一點眾所周知，也使他受到身邊所有人的愛戴。我讀過這些人寫給他的很多信，我們中心還收藏了一些原件。我記得其中一封非常感人的信是那個時代的前輩大師之一保羅‧德拉羅什（Paul Delaroche）寫給他的。德洛拉什生於1797年，比布格羅年長28歲，但在我們收藏的那封信中，他感謝他的好友布格羅借給他錢，並承認自己揮霍了一些收入，不然他本可以早點還錢，也感謝布格羅寬限了他的還錢時間。在巴黎沙龍和法國學院（The French Academies）向女藝術家敞開大門方面，布格羅也發揮了核心作用。自1868年開始，他與當時法國最功名卓著的一些畫家，包括魯道夫‧朱利安（Rudolph Julian）、儒勒‧萊菲博瑞（Jules Lefebvre）、加布里埃爾‧費里爾（Gabriel Ferrier）以及羅伯特‧托尼‧弗勒里（Robert Tony Fleury）一起，開始為女藝術家們定期授課並進行評鑑。到1893年，主要的藝術學校都開設了面向女性的課程，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法蘭西學院（L’Académie Française）。
布格羅出生於1825年，在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風暴之後——這兩個歷史事件最能體現啟蒙運動的思想突破。布格羅和雨果則是當時傑出藝術家和作家群體中之最傑出者，他們的作品梳理了社會發展，架起了從天授君權時代向人與法制的文明（即政府合法性建立在受治者同意基礎上）過渡的橋樑，後者的價值觀包括：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普選；保護人權；政府和社會有義務承認、組織實施並保護這些權利；新聞出版自由則保證信息公開，讓民眾能針對僵化的舊機構製造或遺留的不公正進行公開辯論並促其解決（占據這些機構的都是舊規則的追隨者和力圖東山再起的統治者）。讓我引述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35至1840年間寫成的《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的一段話：
「我試圖描繪和打算評述的新社會只是剛剛誕生。時間還沒有使它定型，使它產生的 大革命還在繼續，從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切當中還幾乎不可能斷定哪些東西將要隨著 革命本身的結束而消失，哪些東西在革命結束之後還要存在下去。新興的世界還有一 半陷在正在衰敗的世界的殘垣破壁之中，在世間事物呈現的巨大混亂當中誰也說不出 哪些古老的制度和習俗還會劫後餘生或完全消失。」 （譯者註：譯文採商務印書館出版董果良譯本。）
哪裡才是終點我們根本還不清楚，但如果人們想将生活安排妥適，理念的明晰是必需的；也只有在自由安穩的基礎之上人們才能創造出適於文化藝術開花結果的文明。自由社會是人類歷史上直到晚近才出現的生活方式，為確保自由長存，19世紀——第一個「自由世紀」的作家和藝術家們於是將組織、梳理、傳播和維護價值觀、法律和社會民主機構當作他們的義務與責任。他們如何履行這些責任，肯定會影響後面數個世紀的一代代人。
盧梭在其里程碑著作《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的開篇疾呼道：「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盧梭的作品集中討論了近代西方世界區別於「中世紀」的一些基本理念，這些理念也保護民眾免受暴君或「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的霸凌。西方世界從一個充斥君權法令的世界，轉向了由主權獨立的國家統轄的世界。「公共意志」「社會契約」「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等字眼在「自由」的新世界裡四處傳播。
這些革新理念越來越多被知識階層吸收，也迅速傳播給了農民和工廠船廠的工人—— 當18世紀的萌芽在19世紀開花結果時，他們都從這個自由民主的新社會受益了。開始時，還只有土地所有者投票支持最初的美國憲法，而當20世紀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大蕭條和其它無數的恐怖後，其傳播更加廣泛，我們也看到了從農業社會、工業化社會、再到今天的高科技社會的一場變遷。
由此，啟蒙運動的這些核心信條、其突破性的理念，對我們理解19世紀藝術家生活的環境是至關重要的。實際上，他們正是在傳達啟蒙思想的核心。布格羅筆下年輕的鄉下女孩莊重而有尊嚴，有一種虔靜之美。其中一幅作品描繪一個健碩而美麗的鄉村少女，她手拿農具，直視觀者，眼神毫不掩飾。可以說，她穩穩地站在自己的立場上。
在另一幅重要的真人尺寸畫作中，一位吉普賽母親抱著女兒，站在山巔俯視著看畫的人。她們的目光也很直接，又不無友善。在這幅畫中，布格羅讓廣闊的天空和低矮的地平線襯托出吉普賽人的輪廓，從而提升了其地位——我們是在仰視她們。她們溫馨的神情表現出對我們的接納；而觀者則被要求報以同樣的尊重，只有不在意她們卑微的出身，我們才能接受她們、給予恰當的回應。正是她們出身卑微的事實如今將她們提升到了另一層境界，那也是今天人類的普世價值。
到了19世紀，從事各種活動的人們都被視作值得藝術家表現的題材，其中包括窮人和無家可歸者、在寒冷街頭流離的女子、忍受16小時工作日到深夜還在勞作的童工；除了婚姻、孩子和家庭生活，入畫的還有學校、法院、醫院、工廠、公園與山巒，以及無數其它主題。比如，一個新的流行題材是虛偽的神職人員正在充塞著藝術品、古董和貼身傭人的私家公寓裡教導人們捨棄身外之物。這對藝術家來說是多麼富有革新性的主題啊。當維貝爾（Jehan Georges Vibert）、布鲁纳里（Francois Brunery）和克罗加尔特（Georges Croegaert）諷刺神職人員，將紅衣主教畫在豪華的場景裡，描繪他們與年輕漂亮的名流玩紙牌或僱請占卜師來算命時，他們無異於說，神職人員也是人，一樣有性格上的弱點。除此之外，開神職人員的玩笑也體現了人們新發現的一片天地，就是言論自由。一位現代藝術教授曾對我說：「把紅衣主教的姿態畫得那麼蠢，真是愚不可及。」他的偏見完全蒙蔽了他，讓他根本沒有發現維貝爾的突破，沒有發現他怎樣逾越了先前統治者的雷池。我們接受的教導是，那些打破規則（包括常規透視）、破壞寫實傳統、敢於不循舊軌的藝術家是更高一籌的；而那些曾站在一線幫我們大家贏得自由和權利的學院派藝術家，其實也幫助開創了一種新氣候，讓突破藝術規則也成為可能——儘管相比之下，這不如直接引向自由與公正的那些突破來得重要。要知道，在過去幾個世紀中，一個藝術家如果把紅衣主教描摹得這麼滑稽，是會被砍頭的。
揭露社會弊病、描繪人人平等及每個人的價值，這距離探索個體內心、重視並提升人類的希求、幻想與夢想就僅有半步之遙了。對19世紀學院派藝術家和作家來說，最重要的就是人性，包括人稱其為人的一切，以及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看世界。人性獲得尊崇，無分你是哪類人，無分相貌、種族、膚色、職業和愛好。我們就是那重要的，是藝術巨匠們所追尋的最偉大主題之一。有關人性的一切都為作家的散文、詩人的五音步詩、畫家的顏料創造出的獨特溝通形式提供了新養料。正因如此，成千上萬藝術家創造了數百萬計的形象——經常都是新鮮原創的，最最精采的那些堪稱體現最高秩序的傑作。
演講者簡介：
弗雷德里克‧羅斯（Frederick Ross），生於美國新澤西州，著名藝術收藏家、藝術史學者、教育家，藝術復興中心（Art Renewal Center®）主席——該中心成立16年來，通過與全球眾多古典藝術教育機構合作，致力於復興古典寫實繪畫訓練；同時，其官網也是藝術界同人查閱資料、進行藝術交流的重要平台。
羅斯先生同時擔任《布格羅藝術全集》（William Bouguereau: His Life and Works）編委會的執行主編及撰稿人、布格羅研究會主席等職，並受邀在蘇富比拍賣行、達荷希博物館、沃茲沃思學會和孟菲斯大學等機構發表主題演講。其演講辭和文章刊發於美國主流藝術與文化媒體，每年受眾超過30萬人，並被多所院校列為學生必讀。
羅斯早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藝術教育系，與妻子謝麗一起擁有19世紀歐洲繪畫和當代寫實繪畫的豐富收藏。**
責任編輯：珞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