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裳，明代沙河（今河北沙河市）人，從小聰明過人，「每舉足必就高處曰吾處不污也」，十四歲即入縣學。進士及第，曾任巡按御史多年，官至副都御史，他廉潔奉公，匡扶正義，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一位深為百姓稱讚的清官。
正德十年，朱裳出任河東巡鹽御史。當時明武宗的親信錦衣衛左都督錢寧恃勢胡為、飛揚跋扈，長期派人買賣私鹽從中謀利，無人敢管，朱裳堅持依法予以懲處，查禁了他們販賣的私鹽。
明武宗時期宦官專權。當時剛正不阿的監察御史王相，在巡按山東的時候，發現宦官黎鑑假借給皇帝進貢之名在當地盤剝百姓斂財，加重地方負擔，民間怨聲載道、苦不堪言。王相彈劾黎鑑的徇私舞弊，禍國殃民的罪行。結果黎鑑卻在皇帝那裏誣陷王相，使王相被誣下獄。朱裳外巡回朝後，查明王相被誣陷的事實，即上了兩道奏摺：《救御史王相疏》和《劾鎮守黎鑑疏》，陳述王相的正直及所蒙的冤屈，劾奏黎鑑的八條罪狀，向明武宗分辯忠奸是非，使王相得免於死，只貶為江蘇高郵縣的判官。
明武宗重用宦官，揮霍無度，不理朝政。如他重用奸佞江彬大興土木，搶奪民田，到處擴建皇莊。還在皇宮裡開店，讓大臣們購買。江彬慫恿明武宗外出巡遊，先是到昌平，後來又喬裝改扮到宣府鎮，這件事遭到文武百官的反對，可是明武宗不聽諫言，又下詔南巡。眾臣紛紛上書阻攔，明武宗大怒，下令把40多人下獄，107人在午門前罰跪5天，廷杖146人，想以此堵住朝臣的進諫。
這時，朱裳從外地巡按回京，他聽說此事後，不顧個人得失，決意上書。他力諫明武宗「正心、講學、戒遊佚、近君子遠小人」，並直言不諱地要求皇帝下「罪己詔」，即頒發自責的詔書，承認自己的錯誤，向黎民百姓謝罪，明武宗未予採納。朱裳再次上書，「極陳小人熒惑之害」，希望皇帝勵精圖治，懲辦奸佞，明武宗於是將朱裳貶到偏遠的鞏昌（今甘肅隴西）任知府。在當時那樣的環境中，朱裳敢於進諫，不畏強權，表現出其憂國憂民的正義責任感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歷史擔當。
朱裳到鞏昌任知府。鞏昌偏遠落後，連年旱荒，瘟疫流行，西夷猖獗，百姓困苦。朱裳到任後，虔誠向上天祈雨，致大雨連下十天，緩解了旱情，民眾稱其為神人。他首先制服了西夷，使境內有了一個安定的環境，隨後建立規章制度，施行教育，鼓勵生產，時間不長，人民安居樂業，全府面貌為之大變。由於他的「治行卓異」，明世宗嘉靖二年，朝廷「綜核吏治，天下吏卓異者五人，裳居第一」，獲得了朝廷嘉獎。
嘉靖七年，朱裳任浙江右參政，提督糧儲，凡有征派必親自前往。政務之餘，他還常常「與諸生講學不倦」。嘉靖九年，他任浙江左布政使，剔奸除弊，懲惡揚善，堵塞各種徇私舞弊的漏洞，使浙江吏治大為改觀，興起了清廉之風，使貪官污吏不得不有所收斂，百姓的負擔得以減輕。嘉靖十二年，朱裳任右副都御史，督察全國河道水利治理，由於黃河水患禍及人民生命財產，他提出了許多治河方略，並親自參與施工，督修河道。
朱裳希望百姓生活在堯舜那樣的理想社會，他每到一處，注重教化，淳化民風。他體恤民生，如他負責監督河東鹽務時，親眼目睹了鹽丁們服役時的辛勤勞作，寫下了《撈鹽詩》，真實、生動地反映了明代徵調萬名鹽丁在鹽池從事撈鹽生產的艱辛，以及他們對親人的思念，表達了對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
朱裳為官數載，始終潔身自好，生活簡樸，他以清貧為樂，自號「安貧子」。他任浙江左布政使的時候，將父親接到自己的住處贍養（其母胡氏在他十六歲時去世）。朱裳父親不僅自己省吃儉用，而且對兒子要求十分嚴格，一再教育朱裳要以先賢聖人為榜樣，廉潔守正。自己雖年老，一碗飯、一身衣、一床被子足矣。朱裳同僚看到他父親的衣服實在太破舊了，知道他家境貧寒，便利用祝壽的機會給其父送了一件新衣，但被其父堅辭謝絕。
後來，朱裳擔任右副都御史後，他的父親去世，他回家守制，家中仍是「草舍席門」，「一如寒士」。他在外為官多年，沒為家裏添置一畝田，沒有翻修一間屋，卻常常盡其所有周濟鄉鄰，救人之窘，鄉親們有了事都願意找他解決。人們敬佩他的人品，清廉愛民及正義敢言的風骨，在家鄉為其修「無愧亭」一座，立石碑表彰他的功德業績，流芳千載。同時也勉勵後人為人為官要做到「無愧」──無愧於天地，無愧於蒼生，無愧於自己的良知。
（源自《明史》）
──轉自《明慧網》
責任編輯：王愉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