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進士」的故事背景發生在明朝嘉靖年間，新科四位進士毛朋、田倫、顧讀、劉題因嚴嵩專權不予派官，後得海瑞仗義薦舉才得上任；四人出京為官時在雙塔寺盟誓，如違法瀆職情願自備棺木仰面返鄉。誓約經過時間、環境的推移而逐漸被遺忘。劉題當縣長，不顧人民死活，只顧自己好酒貪杯；田倫包庇家人為非作歹；顧讀為官勢利尖滑（收賄後把原告變成被告的那場戲可証）；只有毛朋不改初衷，維護誓約，經手及見証了三位同期自食惡果仰面返鄉的悲哀。
這個結果原本在官場的掩護下，可以不發生；但因一位不畏權勢的訟師宋士杰堅持、幫助那位飽受打壓的弱女子楊素貞洗清冤枉，才揭發出這件牽連數位官員的弊案。此案的起因是田氏（田倫之姐）與丈夫謀奪家產，毒死丈夫的弟弟（楊素貞之夫），霸佔所有家產，最後還把楊素貞賣掉（強制改嫁他人）。
被害人楊素貞從家鄉上蔡縣得不到平反（縣長劉題不管事），只好越級來到信陽州「上訪」，投訴無門，遭無賴欺侮，發出「異鄉人命苦」的哀號，恰好給站在門口的宋士杰聽到，激起宋的俠義柔腸，與妻子萬氏趕走無賴，將楊素貞安頓在自家開設的旅館中，並且願意幫她申冤。
宋士杰與楊素貞非親非故，卻為她肝腦塗地，不考慮自身的安危。這與習慣於考量利害的世俗人比，宋簡直是個異類，但這種人代表了人類的良心，有他們的存在，才能維繫社會的生機，給生命帶來高貴感。就在目前中國，官場弊案如山，草菅人命的案例比比皆是，共產黨卻能利用媒體謊言掩蓋。一面濫捕濫殺原告，一面還自稱很有人權。縱然如此，仍存在有像高智晟這樣的維權律師們，他們不計利益、不畏強權，憑著法律的專業知識，幫助那些遭受冤屈的人。
維權律師花盡心力也許收效甚微，甚至自己反遭迫害、身陷囹圄。然而他們挺身而出的勇氣，讓那些使壞的官員喪膽。尤其共產黨多年以來，教育人民黨性壓倒一切，黨性取代人性，人的基本尊嚴都要在黨的前面低頭，許多律師也都低頭，任由黨官恣情肆虐，連基本的情理法都不顧，任意顛倒，還說「吾黨一貫正確」。
宋士杰或高智晟都不是「革命英雄」式的人物，他們通透人情世故，善用各種實戰技巧去扳回頹勢。沒有什麼浪漫、煽動性的東西，用人道、實證、法條，最務實懇切的這些做為，往往卻能起到最大的力量。「四進士」中宋士杰帶著楊素貞上信陽州衙門告狀，用最平常的理就讓顧讀受理此案、用最簡單的囑託讓衙役不敢買放田氏夫婦到案。這個法理可用水結晶實驗的著名學者江本勝的話來講：「世界上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好人，就能將世界變好」，可悲的是很多人相信壞人或流氓才有力量而好人沒用，人人怕著惡官惡黨，放棄正義，把法院看成是為政治服務的而無可奈何。
「四進士」這齣戲是在中國文化相信人本善的環境裡安排劇情，說來讓人不信，「四進士」的劇情給作惡的人留著情面，例如田倫並不願包庇姐姐，但姐姐說服母親向田倫施壓，田倫屈從孝道，只好向信陽州的道台顧讀賄賂；而顧讀並不想收賄，只是賄賂金被正要返鄉養病的師爺收下帶走，陰錯陽差，造成無法挽救的事實。而絕不是什麼階級仇恨，隨便給對方戴上舊地主、舊官僚的帽子就革了別人的命（樣板戲專來這一套）。
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粗糙地扣上帽子，就可以亂編材料，無限上綱。逼死人還要踏上一腳，連一絲翻身機會都不給。與中國文化的含蓄、溫和，處處講究厚道的作風，相差何等遙遠。在當前貪腐嚴重的惡劣環境下，還能做維權律師，比宋士杰可難上好多倍。共產黨那種「我是流氓我怕誰」的蠻橫，讓正常人有理說不清。
近代演宋士杰最被人稱為經典的，當數麒麟童（七齡童，周信芳七歲就上台演戲因而有此名），因為宋士杰是口齒伶俐的訟師，而麒麟童最注重念白，他強調「千斤念白四兩唱」，他的唸白飽滿有韻味，正好表現一位有人道關懷的維權律師形象。
麒麟童艱辛的演戲生涯中，一向秉持為人著想的心、幫助同行；他不願與黑道打交道（在解放前的環境裡是很難做到的），他憧憬正義，誤將共產黨的理想當作嚮往。因為認識不到共產黨說一套做一套的虛偽，在文革時他十一歲的孫女給紅衛兵虐待成瘋、妻子被活活打死，他還以為是人的錯，而不是共產黨的錯。共產黨後來開除他的黨籍，他還維護共產黨，認為張春橋沒資格開除他，拍桌子怒吼。立刻被安上嚴重違逆黨意的罪名，怎麼被鬥死的，至今含糊其辭，而他的唱片、影片卻還在幫共產黨賺錢。
浩然正氣永遠長存，共產黨的謊言必然「邪不勝正」，藉此文同時向高智晟等維權律師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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