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2日讯】一转眼，我在德国度过的时间就和在四川的一样长了。从十七岁学德文到现在二十七年，发表第一批德文诗作也二十一年了。
有时我觉得像德国博物馆里的中国古董，但更多的时候则觉得像只在东西方文化中采撷的蜜蜂，我的作品便是我酿造出来的蜂蜜。
八九一代与文革一代
八九年十一月九日， 民主阵营和共产阵营的标志——德国柏林墙终于被推翻，从此拉开了分属两大阵营的东西德统一的序幕。因此，在德国有两种人被看作“八九人”（89er）。一是八九年生人，他们生长在统一后的德国；二是七十年代生人，德国的统一对他们的思想和人生有很大影响。“八九人”像“六八人”（68er） 一样在德国是与历史事件相关的代称，也因此成为研究的对象。阅读相关的作品我自然会想起大陆的八九一代（包括天安门一代）和文革一代（包括红卫兵一代和知青一代）。
德国的“六八人”虽然受红色思潮的影响，离经叛道，也像红卫兵一样大打出手，但他们大多很快就恢复了理智，继续受红色势力操控的少数人比如搞绑架、搞暗杀的红色恐怖组织成员则依法受到了惩罚。而在大陆，文革一代要么失学，要么被共产党挑动起来打人抄家，大搞恐怖活动，然后都被共产党用美丽的谎言骗去乡下接受变相劳改，所以，在文革中失学的黄鹤升在其著作《通往天人合一之路》的后记中认为“我们这一代，真正是被毁掉的一代。”
五七年生在海南岛的一户农家里的黄鹤升显然不甘心被毁掉，一再奋起抵制，并在六四屠城后于九零年背井离乡。
从九零年六月起，黄鹤升就像我一样旅居德国，但我十九年后在纽约拜访《黄花岗》杂志主编辛灏年时才获知德国还有这位自强不息的同胞。辛先生很赞赏他的作品，不仅连载，还破例为他作序。《通往天人合一之路》让我想当然地以为是探讨人如何通神或通灵的著作，毕竟我脑子里装的是“天垂象，见吉凶”，我总想明白天象或地形（或曰风水），能像董仲舒一样“天人感应”。
结果我估计错了，不过我完全理解它为何深得辛主编之心，我想这可能也算代沟。
我属八九一代，与柴玲同龄。我们这一代虽也有人挨饿比如高智晟，但像我这样的共干子女缺少的是精神食粮。我只能拽着大人或大孩子给我讲故事。我也这样第一次听说了《红楼梦》。后来才看到被长期禁演的越剧《红楼梦》。直到我八三年上了大学才买到一套《红楼梦》，才知道当年给我讲《红楼梦》的大孩子离原著何其远也，不过她至少引起了我对这部传世之作的兴趣，让我得以从《红楼梦》中吸取东方文化（儒释道）的智慧。就是说，我虽然生长在中共制造的红色沙漠（或曰党文化）中，但中国文化绵延不绝，只要有心，就能获益。
无声无息与无声无臭
在阅读《通往天人合一之路》时，我一再联想到辛先生在其专著《谁是新中国》中所言，“当你在儿时就已经让一个胜利者的欺骗和谎言深入你的骨髓之后，等到你长大以后再来剥开谎言和欺骗，并追求事实和真理，这种裂肤和割肉的痛苦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也算文革一代的辛先生在九十年代中期毅然为了思想自由而流亡美国。他在大陆的写作生涯饱受马列枷锁的桎梏，为了撰写史书《谁是新中国》，他还用了“大量的精力重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
而我在德国因六四屠城决定选学哲学后，很快就获知马克思的光辉形象乃中共伪造，为此我专门写过《我的反共根源》来还原马克思的丑恶面目。出于好奇，我研读过《共产党宣言》之类的马恩原著，但不屑读列宁名下的文字。我更愿意把时间用来学习柏拉图，这位被梅毒患者列宁诋毁的真正的哲学家。柏拉图也是西方哲学的鼻祖。他的“洞喻”可谓形象地说明了佛家所说的世间的一切都是幻象。
我对哲学的期待与司马迁的追求一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同的哲学像不同的史学一样是不同的作者对真理的探讨。真正的哲学家应该帮助读者认识世界，领悟人生，明白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应该能够“传道解惑”。所以，我很庆幸不用去读马恩列斯毛等的伪哲学。
而《通往天人合一之路》却花了大量的篇幅去驳斥辩证唯物主义，可想而知，作者也像辛先生一样阅读伪哲学。这自然浪费了他们的时间，影响了他们的视野。而作者批判的黑格尔也不是我认识的黑格尔。
我对黑格尔（一七七零～一八三一）的了解与同他一起学过神学的谢林（一七七五～一八五四）和荷尔德林（一七七零～一八四三）连在一起。黑格尔的不少看法与我的世界观不谋而合，比如，他认为历史不是由偶然事件组成的，历史进程的意义在于它一步一步地向我们展示出一个绝对的、上帝的真理。在德国哲学史中黑格尔像谢林一样也是唯心主义（Idealismus）的代表。唯心主义的一个观点是物质只不过是非物质的一种表现，对我来说，可以理解成物质和精神（或曰意识）是一性的。简言之，黑格尔是有神论者，而马克思是无神论者。黑格尔哲学中的上帝在马克思主义中变成了劳动者甚至生产关系。如果一定要说马克思与黑格尔有关的话，那应该是原创与假冒伪劣品的关系。
黄先生对中文版的黑格尔的批判或许不错，但与德文原版的黑格尔哲学相距不小。黄先生赞赏康德（一七二四～一八零四）和叔本华（一七八八～一八六零），痛斥黑格尔。这在我看来，好比一个喜欢苹果的人非要说梨子不好一样。黑格尔哲学与基督教密不可分，与康德哲学不矛盾，因为康德证明了理性的局限，正好反证黑格尔提出的体现上帝的“绝对精神”；而叔本华哲学则让人想起佛教，就是说他对人生的感悟像个佛教徒，比如他认为，人世是可能有的世界中最坏的。不过他毕竟不是佛教徒，缺乏应有的慈悲，表现出来就是愤世嫉俗。黑格尔入世，也功成名就，招来叔本华之骂不奇怪。
总之，《通往天人合一之路》记录了作者的思想探索，折射出了文革一代的人生和思想历程，也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比如，让我获知“无声无臭”，这之前我只知“无声无息”。
中共专制的受害者
无论如何，我觉得《通往天人合一之路》的作者比刚去见马克思的任继愈（一九一六～二零零九）难能可贵，高明许多。黄鹤升能够在业余写下自己对真理的探索，毫无顾忌地唾弃马列邪说，推崇极高明而致精微的孔子和更玄妙的老庄。
而任继愈在中共篡权时，已是三十三岁的哲学学者，可是他居然在四十岁时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成为共党欺骗中华儿女的笔杆子。
中共媒体宣称任继愈“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优秀代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他染红了、玷污了中国本土的哲学和宗教。
对这位长我五十岁的马列子孙，我无敬意，只有惋惜。当中华儿女比如黄鹤升不再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后，笔杆子们便开始替共产党借中国文化骗取民心，于是任继愈也敢说出“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的常识了。中共想用民族主义凝聚民心，欺骗民众必须要奴才们提供理论依据。任继愈之流的奴才成了“国学大师”堪称共产乱象。不过，他们确实是中共在六四屠城后纳粹化的帮凶。
任继愈八十岁时，请人刻了枚印章，上书：“不敢从心所欲”。二零零八年是因迫害而与妻子上吊自杀的傅雷的百年诞辰，中共借机举办宣传秀。任继愈文革时也被迫害，甚至因此半失明，可他居然在宣传秀上颤巍巍地发言说，“我放心了，知识分子因言获罪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虽然中共夺取政权后因言获罪的事情从未断过。而他本人还积极支持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剥夺老百姓的信仰自由。想来任继愈不是老糊涂了，而是本来就很糊涂。
任继愈的同代人李慎之老来不糊涂，但因此而痛苦，因为他曾经真诚地相信过马列主义，他从年轻时就献身于共党，晚年时才似乎认识到自己上了贼船。不知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是否对任继愈有所触动，毕竟他们那一代都亲身经历过“表不完的态，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
与他们相比，文革一代岂不幸运？
如果文革一代是被毁掉的一代，那他们就是被欺骗的一代，而且还是帮着共党骗人的一代。他们深陷马列邪说的陷阱，心灵已被扭曲，更难走上中华正道。
但愿更多的受害者能“通往天人合一之路”走出共党的思想牢笼！
二零一零年夏，莱茵河畔◇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81期“自由评论”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183/8234..htm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