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有灵
一九九七年七月号的《太阳杂志》(Sun Magazine)刊登了一篇标题为〈植物回答了〉(The Plants Respond)的文章(注12),引发精彩的讨论。读者在九月到十二月号的投书中表达了非常广泛的意见。其中之一写道:
第四章中提到,我在一九七二年从极少数新闻资料中得知,苏联境内当时进行了植物“生物通讯”实验,但一直要到克里斯多夫‧博得将一篇V.N.普希金教授所写的一般性文章〈花朵记忆〉从俄文译为英文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已经公开发表我早期植物研究的成功重复实验。
一九九三年九月, 我得以再造访位于加州卵石溪市(Boulder City, California)的心数研究院(注6)。由于我有将不同生物接上电极并观察其“原始感知”的经验,他们邀请我间接参与一项关于人类神经细胞和细胞组成元素(例如:DNA─去氧核糖核酸)的研究。虽然我曾在电话上与他们谈过话,这是我第一次亲自拜访在这片美丽的加州红杉区里无私地奉献自我的研究团队。
一九八九下半年, 我以人体细胞进行的体外实验受到约翰‧费泽基金会(John E. Fetzer Foundation)的注意。基金会位于密西根州卡拉马祝市(Kalamazoo,Michigan),当时的宗旨为“肯定并支持‘整体健康’(holistic health)方面的创新研究,并征求那些以全人(身、心、灵)为重要治疗基础之计划”。他们希望我针对基金会的“尖端研究奖”(Pioneer Awards)提出申请,并以探讨情绪状态对于体外白血球所造成的影响为研究内容。
虽然许多人在著作中写过我的早期“生物通讯”研究,例如彼得‧汤普金斯和克里斯多夫‧博得合著之《植物的秘密生命》(注4),但我当时并未想要将着手写书这件事揽在自己身上。最早的打算是与另一位作家密切合作,这样一来,我将有机会提供一些推测性的素材。倘若我本人身兼作者,科学界必定会对这些素材大肆批评。
第四章详述了查尔斯‧葛兰杰博士对我的鼎力支持。十年之后,一九八七年三月,葛兰杰博士邀我出席密苏里青少年科学、工程与人文年度座谈会(Missouri Junior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Humanities Symposium)。座谈会由美国陆军研究室(U. S. Army Research Office)和密苏里大学共同赞助,与会者为全密苏里州得奖的高中生。
我在第七章中提到,经由约翰‧亚历山大上校的引介,一个身份特别的团体于一九八六年造访我们的实验室──这些人是人类潜能提升研究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Techniques forthe Enhancement of Human Performance)的成员。该委员会是一个由国家研究委员会(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在国家科学研究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指导之下成立的十四人小组,主事者大多为怀疑论者。
自一九八五年发表报告之后,我们继续进行白血球试验,不时为感兴趣的科学家示范人体细胞在体外实验中展现的“生物通讯”能力。接下来,我想说明两个从最近一项人类白血球观察实验中取得的图谱样例,目的是为了将有关人体细胞的实验都集中在本章中。图7 J与7 K中的细胞捐赠者是一位研究计划指导,她是我们计划中与阿拉巴马─伯明罕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Birmingham)以及心数研究院(Institute of HeartMath)扩大研究合作案的关键人物。本合作案的细节将详述于第八章研究年表的后半段。
我们在这份报告中发表了十二个样例。本章前面已经提过史帝夫‧怀特与《花花公子》杂志的人体细胞实验过程。现在,我要再说明其中的两个样例,其特别之处是捐赠者与细胞间的距离。十二个样例中所用的白血球均由史帝夫‧怀特负责收集,而强‧史贝勒则义务协助其中几次实验的进行。
一九八○年六月三十日,我请史帝夫‧怀特用“克林海默法”从他自己的口腔中收集白血球。史帝夫当时已经是实验室固定的兼职员工。我们不知怎的讨论起《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是一篇对威廉‧沙克利(William Shockley)的访问,他当时是一位颇受争议的科学家。我对史帝夫说,我的学校合伙人鲍伯‧韩森应该在他的办公室抽屉里放了一本当期的《花花公子》杂志,并自愿下楼去拿。当我找到那本杂志,将它带回楼上实验室时,史帝夫已经完成了白血球的收集程序,并将它们接上电极。
一九七七年七月,住在德州休士顿市郊的查尔斯与尔玛‧胡克斯(Charles and Irma Hooks)夫妇邀请一些科学家到他们的住所为一些宾客作演说。查尔斯与尔玛曾与超心理学家比尔‧若耳(Bill Roll)一同拜访我在圣地牙哥的实验室,因此他们邀请了我参加这个聚会。
做过动物细胞组织的体外实验之后,我了解,要获得有意义的反应结果并不困难。如此一来,我更急着想要用人体分离出来的细胞作实验。我想到,也许可以将EEG装置的电极连接至人的精液。一旦成功,我将取得上千万个精虫的集体反应。一九七二年五月,我将一些精液样本接上电极作了初步的观察,但直到下半年我才进一步改善实验方法──将银线电极插入一根装有精液样本的五毫升试管中。
我们在植物、鸡蛋和多种细菌身上得到了意义非凡的实验结果,暗示它们具有“生物通讯”的能力。我开始好奇,是否人体细胞也具有类似的能力?由于细胞为结构复杂的器官的一部分,若采用体内实验,所产生的反应可以有太多解释,最后终究会归功于神经系统的活动。看来,排除这类问题的办法就是自人体取出细胞样本,置入试管中,再连接上电极──即进行所谓的体外实验。
过去七年来,我一直是加州人文科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的固定教员之一。这所由加州州政府认可的学院座落于圣地牙哥以北二十英哩的恩西尼塔市(Encinitas)。其他几章中提到的史丹利‧克李普纳博士、亚历山大‧杜布洛夫博士(Dr.Alexander Dubrov)与约翰‧亚历山大博士(Dr.John Alexander)都是该校的客座教授。
我在一九九六年第一次接触到康普茶(Kombucha)这种健康饮料,它是用一种蕈状复合物发酵而成。据说,这种复合物中含有苔藓类、醋酸菌以及天然酵母。发酵过程使用的营养物是白糖与红茶的混和液。这种“蕈菇”在红茶溶液中漂浮七到十天之后,便会制成一种茶液。据报导,每次少量饮用这种茶液有益健康。
一九七九年,史帝夫‧怀特志愿在巴克斯特测谎学校担任一般测谎实作课程中测谎学员的实验对象。他当时还是圣地牙哥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大学部的学生,只领取微薄的薪资。得知他是生物系学生之后,我请他从二楼的测谎学校到五楼的基金会实验室参观,并为他介绍我当时正在进行的研究概况。
发现优格菌也懂得轻重缓急真是件非常有趣的事。
一九七九年,当美国测谎协会于圣地牙哥举办年度研讨会之际,巴克斯特测谎学校举办了一项赞助活动:开放二楼的学校教室以及五楼的巴克斯特研究基金会实验室供来宾参观。我们在两层楼都设有吧台。不仅二楼有大批访客,五楼的实验室也有一百五十位参观者。
前一章提到过的山姆──我的暹罗猫──对烤鸡“吃上了瘾”,除了烤鸡它什么都不吃(至少它给我这样的印象)。我的测谎事业伙伴鲍伯‧韩森会从家里将太太玛莉‧安‧韩森烤好的一只全鸡带到实验室来。我每天剥下一些鸡肉喂给山姆吃,把一日比一日更破碎不全的残余放回冰箱里。有时经过一个礼拜之后,冰箱中剩下的烤鸡变得很不新鲜,鸡肉里的害菌已经成倍滋长。
我接着设计了一个方法,记录试管中优格的电流活动。首先,我在一支十毫升的医药用针筒上接了一支三英寸的塑胶管,将优格抽入针筒中,然后把塑胶管插进一支五毫升试管的底部,让优格由下往上注满,以防止空气卡在中间。在这个连接优格与电极的过程中,所有用到的器具都必须事先消毒,这点非常重要──其中包括了十毫升针筒、五毫升试管以及黄金线电极。连接针筒的塑胶管则在蒸馏水中煮沸,因为传统的压力锅会将塑胶溶化。
当我用音频产生器(如第二章所述)监测实验室办公区隔壁房间的植物反应时,第一次注意到优格表现出的“原始感知”能力。
奇怪的是,我过去一直无法利用GSR装置监测到非洲紫罗兰的反应。归纳其原因:GSR回路中的电流流入树叶,导致植物进入麻木状态,如同我们刚才讨论过的一般。但我后来改用EEG装置,成功地从一株新买的非洲紫罗兰的身上取得图谱反应。不过,对同一株植物只成功了一次(图5I)。
接下来要说明的是,蛋与外在环境间进行“生物通讯”的有力实验证据(注)。举第一个例子之前,我必须提醒各位猫是天性独立的动物,而暹罗猫似乎尤有过之。至于牡羊座的暹罗猫,那真是没得比了。山姆(Sam)的生日是四月三日。懂猫的人应该知道,把猫抱起来之前,最好先征询它们的许可,否则它们会被激怒。
后来我进入一个全新的研究时期,开始使用一般用于监测心脏的EKG装置(也叫ECG,全名electrocardiogram,中文译为“心电图仪”)和用来监测脑波的E E G装置(全名electroencephalography,中文译为“脑电图仪”)。
江本先生除了做水结晶实验之外,也做了一些别的实验。这次这个实验是将普通的白米饭分别装进两个一样的玻璃瓶里,每天让两个上小学的孩子,向贴有“谢谢”文字的瓶子说“谢谢”,对贴有“混蛋”文字的瓶子说“混蛋”,持续一个月。
可能有些传统科学领域以外的人会认为我的实验正进入“乙太场”(译注:原文作etheric field,泛指人的能量场。现代许多能量治疗或心灵医学的流派都使用这个名词,但各家说法稍有出入)的范畴。也就是说,如果这颗蛋能孵化的话,“乙太场”将引导其生理发育,并安排鸡蛋孵化前的循环系统运作。
一九六六年的纽约实验室里,一次偶然的发现促使我决定将实验范围扩展到“生物通讯”领域。前面提到过,由于测谎仪图谱用纸的成本太高,我经常用一个大型电表取代记录曲线,以监测植物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