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8日訊】彷彿知道任婆婆與自己前世的故事即將進入轉折點，鄭欣心跳加速側耳傾聽。而任婆婆依然平靜的述說上海的那場生離死別。
當年在上海任計事員的任善珍，懷著一腔報國的熱血，藉著工作之便收集汪偽政府或日軍的情報。「我遇到的，則是另外一種的漢奸。為了對中國人進行洗腦，負責日偽宣傳部的江冠千策劃了各方面的文藝活動，拍攝親日仇美的電影、編寫歌頌日本的兒歌及讀物、舉辦『大東亞聖戰太平洋戰績展』，用聲光演示日美之間的空戰和海戰，將日軍開炮，美機中彈墜毀，模擬得栩栩如生，讓觀眾感到侵華日軍不可戰勝，會永遠留在中國，殲英滅美指日可待。」
任婆婆對鄭欣說，當展覽在上海舉辦時，江冠千在開幕式上致詞，語氣中充滿了對日本的逢迎諂媚與對自我的吹噓與膨脹；那個極得他寵愛與栽培的兒子，則色眼瞇瞇地瞄著經過身邊的女性。「漢奸嘴臉與奴才醜態，在這對父子身上，倒是一點都不缺地顯示出來，使我從此對『漢奸』與『奴才』這二個名詞有了形象上的瞭解。」
上海就在特務的陰影與宣傳的洗腦下，又度過了二個年頭。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國在日本投下二顆原子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歷經八年的艱苦抗戰終於勝利。汪偽政府在日本宣佈戰敗投降後，亦隨之解散，上海在同年由國民政府接管。「我們終於可以免除恐懼的活著，也不用再冒著生命危險收集資料了。」
下山偷桃，中共挑起內戰
任婆婆繼續說，正當全體軍民奮起抗戰，國軍大量犧牲時，中共卻高喊「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大規模地擴張自己的勢力。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等到抗戰結束時，中共擁有的實力，加上蘇俄的援助，已經足以用武力奪取政權了。暴力革命一向是共產黨的手段，一旦形勢有利於己，當然不會顧及到人民需要休養生息，所以抗戰結束不久，中共即挑起全面內戰。
「在對日抗戰好不容易結束後，還要遭遇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內戰，我們的內心無比沉痛，也面臨了選邊站的抉擇。我們的親身遭遇自然使我們選擇對中共避而遠之。我和前世的你在抗戰期間，因為傳遞訊息而培養出感情，本來打算戰爭結束後結婚的，但因為內戰爆發，就又暫停下來了。我們雖然不需再收集情報了，但還是經常見面討論時事，對當下的局勢感到憂心。」
剛開始時，上海尚未受到直接的威脅，但在抗戰期間籠罩著上海的恐怖氣氛又再度浮現，人們依然活在特務與宣傳的控制之下，只不過這次的幕後黑手並非日本與汪偽政府，而是中共。
中共利用人們普遍厭戰的心理，誣陷國民政府，使社會瀰漫著抵制國民政府的情緒。對於傾向國民黨且中共認為對自己不利的人，不是利用威脅利誘的手段使人轉而為中共服務，就是使出暗殺手段「處理」掉。
隨著國軍的節節敗退，上海的情勢越來越嚴峻。彷彿知道任婆婆與自己前世的故事即將進入轉折點，鄭欣心跳加速側耳傾聽。而任婆婆依然平靜的述說：「一九四八年的某一天，我們依舊約在這裡見面，前世的你帶著沉重的表情告訴我，以前跟你聯絡的那個國民黨地下工作人員又來找你了，還是要你收集政府機關內的資料。你錯愕地問他，上海同樣都是在國民黨的治理下，為何還需要收集自己人的情報？那人才透露，原來他已經被中共吸收過去，為共產黨做事了。」
決定撤離
「前世的你斷然拒絕，那人先是利誘，見你不為所動，就使出威脅恐嚇的手段，暗示不從者將面臨『被處理掉』的下場，並會對其親朋好友有所不利。你說你為了暫時敷衍他而答應考慮，以便爭取時間思考對策。我們商量了許久，認為在勢不可為的情況下，最好是走為上策，決定一起隨著國民政府撤離到台灣去。你和我約好下次見面的時間，便匆匆離開，去安排撤離的事宜。
「幾天後到了約定的時間，你始終沒有出現。這裡有個隱祕的小縫隙，不輕易被人發現，可以藏文書紙片，是我們以前用來傳遞訊息的地方。我忐忑不安，忽然想到你可能會在那個祕密信箱中留下什麼訊息，便往那小縫隙裡摸去。我拿到一個信封，裡面有二張船票與一張字條，上面是你的筆跡，很潦草，看起來像是匆匆忙忙寫的。
「你說你似乎被跟蹤了，為了不牽扯到我，最好在啟程前先不要見面，而且二個人一起到碼頭的話，比較會引人注意，所以要分別行動，在碼頭會合，以避免中共特務知道我們的計畫。我拿著二張船票，心中不安的感覺越來越濃。
「到了船票上記載的日期，我輕裝便服地先在城裡繞了一圈，確定沒有人跟蹤，才快步來到碼頭。只見船邊擠滿了想要搭船逃難的人潮，大難將臨的恐慌混雜著生離死別的不捨，伴隨著哭泣聲、哀求聲、爭執聲，此時盡顯人性善惡——有船票的爭先恐後地上船，沒船票的拚命攀爬住船邊，還企圖阻止別人學自己的樣；也有見義勇為、出來講公道話、維持秩序的；還有千方百計只拿到一張船票的父母，含淚將自己的孩子送上船的……」（待續）◇
本文轉載自《新紀元週刊》第170期【城市的瞬間】欄目(2010/04/29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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