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州，城南，當地大姓李氏的園宅裡，兩個孩子正讀書其間。一位是這家的少主人，另一位則是少主人的朋友——一個隨母遷居此地的窮孩子——他在這裡樂不思蜀，不是因為貪玩於這園子裡的花草奇石，也不是貪嘴於那案上常備的點心果品，而是因為這裡有令他讀之不盡的書。他的嗜書如同飢不擇食，那官刻的、那坊刻的、那私刻的；那陳列架中的、那束之高閣的、那殘篇散帙的通通都要讀過。這種體驗有點像搜奇尋寶，處處充滿了意外與驚喜。
而就是在這樣的一次獵奇中，他在一個布滿積塵的廢書簏裡發現了一份不薄的遺稿，開卷讀之，見有「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所待於外之謂德」，心中一陣驚喜，這真是不同於當時流行於世的藻麗的文風，卻自有它的凝重與氣象。他也奇怪這些文字未曾見過，卻似乎早於心中嚮往久之。這些文字的作者，正是唐世大儒韓愈。至於這位觀書的窮孩子，則是北宋文學之開山歐陽修。
十歲的歐陽修手持六卷昌黎遺稿讚歎不已，這大概就是我們常說的曠代相感，而命運也早已注定這兩位相距二百多年的大文豪將要做一件相同的事情——以道濟文，以文濟世。與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昌黎差不多，歐陽修亦處於一個文運不振之時代。當時文風，以詩為例，寫得好的，或為效法唐人卻又比之不足的元白體，或為鋪錦列繡但又不脫五代餘習的西昆體。其餘更勿論也。詩如此，而詞、賦、文章、四六也都大抵如此。
文運之衰，並不是一個小的事情，因為文運與世道之升降沉浮總是同步的，文以載道，道以濟文，文與道就是如此相互依存。世風衰落，文章也往往論卑氣弱，反之，卑弱的文詞就如同鄭衛之音，也會加速世道之衰敗。所幸，神傳文明自有神的護佑，所以每當世道衰落、文運不振時，就會出現一些人，似有著天賦的使命，將要重振文脈，再續道統。韓愈就是如此，歐陽修亦是如此，在歐陽修之前，有王禹偁、柳開如此，與歐陽修同時，有范仲淹、胡瑗、孫復、石介，宋初理學諸家，無不如此。
這天下，沒有無靈氣的好詩，沒有無骨血的好文，歐陽修總結說：「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涵養道德，人心歸正，才是寫出好文章的根本。所以歐陽修在他一生中所做的事情，絕不僅僅是雕琢文字，而是一場唯道是尊的修行。
所以景祐三年（1036年），當范仲淹觸怒宰相被貶時，歐陽修不懼被政敵指為黨人，站出來為他說話，又移書當時右司諫高若訥，責備他在其位而不能言其事，結果被貶去峽州夷陵做了縣令。而慶歷革新時，他面對朝中再起朋黨之議，敢於上書《朋黨論》，無所避諱地說「君子以同道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新法失敗後，歐陽修再次被貶，去了滁州。在滁州，他久久立於王禹偁的畫像前，瞻仰這位亦曾因直諫而被貶此地的先輩，恭敬地收起他的才華與鋒芒，以謙卑而樸實的文字在壁間題道：「想公風采常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又題到「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的確，能夠垂於史冊的只有道義，而那浮生的虛名又算得了甚麼，就隨它去「任塵昏」吧。
於是，身在滁州的歐陽修，雖然經歷過兩次被貶與遭人誣陷幾至身敗名裂，可謂嚐盡人間百味，卻並未從此一蹶不振。他自號醉翁，獨對藏書一萬卷、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竟然做起了六一居士。
此外，他更把滁州治理得井井有條。雖然他在爭諫之時出言直切，但他的為政之風卻甚為寬簡。他也常常與僚屬或滁人徜徉山水，而他常去的則是那望之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琅琊山的幽谷中，他修建了醒心、醉翁二亭。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名字也許某種程度上詮釋著歐陽修對生活、對道義、對文章的體悟。他常在這裡與賓客們置酒高會。有時會喝到大醉，人醉了，心卻醒著，眼前的禽鳥山林之樂、賓客從游之樂，無不令他快慰。待到山風吹酒醒，歐陽修援筆記下這天的遊記，名之《醉翁亭記》，在結尾，他快意地寫道：「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對於文人來講，文章是修為的體現。《醉翁亭記》是一份代表作。不只代表了歐陽修的人格修為與文學造詣，亦代表了北宋文壇的自成氣象。此前，雖然宋初篤意真古的文學之士不只他一個，但都沒有在古文與宋文間走出一條自己的路。有的落於泥古，有的務求險怪，所以文字也往往拒人千里或艱澀驁牙，譬如與王禹偁同時的柳開、與歐陽修同時的石介，即是此類。而歐陽修的文字則如其為人一樣「道不遠人」，他對那些刻意異世取高的文字並不讚賞。他也曾致信石介責其「自視太高，抵時太過，書法太怪」。相較而言，只有王禹偁的文學復古，做到了以文載道，又不刻意泥古，惜哉禹偁之造境尚為有限，也未在有生之年對當時文學之風尚有大的影響。直至歐陽修的出現，才復生古文之神髓，真正做到以文載道且又不落窠臼，而自有一番宋人所特有的閒適、容與、清和之境界。
讚曰：
醉翁巨筆立真言，
書成宋文第一篇。
上承漢唐之道骨，
別開氣象又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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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婧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