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全國政協再次組織三峽考察團，這次參加的全國政協委員有一百二十八人，團長是政協副主席周培源。全國政協中，對三峽工程持不同意見的代表人物除周培源、孫越崎外，還有如：原國家計委副主任林華、原中國銀行副行長喬培新、原交通部副部長彭德、原商業部副部長王興讓、原國家水利部長遠規劃處副處長、總工程師陸欽侃等人。政協委員來自各方，且不少都是專家，全國政協的優勢即在於，委員們各方知識的有機組合，得以對三峽工程做出全面和公正的評價。
「不說實話」？
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培源，物理學家，早年留學美國和德國，曾師從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其後在事業上也頗有建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中國科協主席等職務。在這之前，周培源一直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可是，在三峽工程決策問題上，他選擇以自己的眼睛、自己的頭腦去觀看事物、思考問題。
周培源從解剖自己開始：為什麼在五十年代，是個長江三峽工程積極的支持者，但到了八十年代，卻站到對立面去了？當時是從狹隘的愛國主義出發：「我在五十年代曾是三峽工程上馬的積極分子，那時主要是看了我們自己選的三斗坪花崗岩壩址，比過去薩凡奇所選的南津關石灰岩壩址要好的多，其他方面未作研究。近幾年來，因多看了些材料，多作了些瞭解，特別是政協經濟建設組作了詳細而切實的調查，使我認識上有了很大轉變。我覺得這個問題關係國家千年大計，必須慎之又慎。」（周培源，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六日）
周培源通過親身的經歷，發現搞三峽工程的人不說實話。他回憶說：「有一次我乘船過葛洲壩船閘，葛洲壩的一位同志陪我，我問他：『過船閘要多長時間？』他們說：『四十五分鐘。』我上駕駛台，又問船長，他說：『一般要四個小時。』因為通常要待船把閘填滿後一起過。我們政協委員會坐的船，當然到了就過閘。所以他們說話，總要和實際差別很大。」
「我們怎麼放心把三峽工程交給那樣說話辦事不誠實的人呢？」周培源先生還說：「他們的一些作法，很不科學，很不老實，如工程預算，對外講三百個億，內部講三百六十一個億，少說六十一個億，這決不是粗心。為了上馬，他們有意把投資說小，以後超出了，可以說是別的什麼原因，不是自己的原因。」搞三峽工程的人不說實話，這真是一針見血。周培源多次給中共中央領導寫信，建議推遲對三峽工程的決策。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前，戴晴女士編輯出版了《長江，長江》一書，被公認為向中央決策層叫號，為該書作序的正是周培源。天安門事件後，周培源未對三峽工程公開發表意見。一九九○年七月十三日，江澤民和李鵬在接見參加三峽工程論證彙報會的代表後，設宴招待與會的民主人士，周培源在飯桌上，提到三峽工程一些問題還未研究透，再次勸阻中央決策層，不要貿然行事。一九九四年，周培源去世，喪事十分簡單，在官方的生平介紹中，不提這位緊跟共產黨幾十年，到晚年選擇返璞歸真，在三峽工程上與共產黨分道揚鑣的科學家的活動軌跡。
政治問題
對於三峽工程，全國政協不和黨中央、國務院保持一致，這在政協歷史上還是頭一回。一九八六年趙紫陽向鄧小平彙報：「看了三峽後認為有三個問題：技術、經濟、政治。技術經濟問題都可以解決，難辦的是政治問題。一些反對的同志，並不是這個方面的專家，有的主要是對共產黨有意見。如果將來人大審議時，有三分之一棄權或反對，就成了政治問題。」鄧小平的回答說：「上有政治問題，不上也有政治問題，不上的政治問題更大。」註：參見〈鄧小平與三峽工程〉，《炎黃春秋》九四年第三期。
博大出版社授權（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