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36计(十一)

王维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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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全国政协再次组织三峡考察团,这次参加的全国政协委员有一百二十八人,团长是政协副主席周培源。全国政协中,对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除周培源、孙越崎外,还有如: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林华、原中国银行副行长乔培新、原交通部副部长彭德、原商业部副部长王兴让、原国家水利部长远规划处副处长、总工程师陆钦侃等人。政协委员来自各方,且不少都是专家,全国政协的优势即在于,委员们各方知识的有机组合,得以对三峡工程做出全面和公正的评价。

“不说实话”?

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物理学家,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曾师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其后在事业上也颇有建树,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协主席等职务。在这之前,周培源一直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可是,在三峡工程决策问题上,他选择以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头脑去观看事物、思考问题。

周培源从解剖自己开始:为什么在五十年代,是个长江三峡工程积极的支持者,但到了八十年代,却站到对立面去了?当时是从狭隘的爱国主义出发:“我在五十年代曾是三峡工程上马的积极分子,那时主要是看了我们自己选的三斗坪花岗岩坝址,比过去萨凡奇所选的南津关石灰岩坝址要好的多,其他方面未作研究。近几年来,因多看了些材料,多作了些了解,特别是政协经济建设组作了详细而切实的调查,使我认识上有了很大转变。我觉得这个问题关系国家千年大计,必须慎之又慎。”(周培源,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六日)

周培源通过亲身的经历,发现搞三峡工程的人不说实话。他回忆说:“有一次我乘船过葛洲坝船闸,葛洲坝的一位同志陪我,我问他:‘过船闸要多长时间?’他们说:‘四十五分钟。’我上驾驶台,又问船长,他说:‘一般要四个小时。’因为通常要待船把闸填满后一起过。我们政协委员会坐的船,当然到了就过闸。所以他们说话,总要和实际差别很大。”

“我们怎么放心把三峡工程交给那样说话办事不诚实的人呢?”周培源先生还说:“他们的一些作法,很不科学,很不老实,如工程预算,对外讲三百个亿,内部讲三百六十一个亿,少说六十一个亿,这决不是粗心。为了上马,他们有意把投资说小,以后超出了,可以说是别的什么原因,不是自己的原因。”搞三峡工程的人不说实话,这真是一针见血。周培源多次给中共中央领导写信,建议推迟对三峡工程的决策。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前,戴晴女士编辑出版了《长江,长江》一书,被公认为向中央决策层叫号,为该书作序的正是周培源。天安门事件后,周培源未对三峡工程公开发表意见。一九九○年七月十三日,江泽民和李鹏在接见参加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的代表后,设宴招待与会的民主人士,周培源在饭桌上,提到三峡工程一些问题还未研究透,再次劝阻中央决策层,不要贸然行事。一九九四年,周培源去世,丧事十分简单,在官方的生平介绍中,不提这位紧跟共产党几十年,到晚年选择返璞归真,在三峡工程上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科学家的活动轨迹。

政治问题

对于三峡工程,全国政协不和党中央、国务院保持一致,这在政协历史上还是头一回。一九八六年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三分之一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邓小平的回答说:“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注:参见〈邓小平与三峡工程〉,《炎黄春秋》九四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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