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工程36計(五十五)

王維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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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09月21日訊】

20 李代桃僵:洞庭湖衰,三峽庫生
「李代桃僵」,為兵法三十六計之第十一計。

原文:「勢必有損,損陰則益陽。」

蓄洪圍墾
歷史上,長江中下游地區「洪水過程不明顯,江患甚少」,主要是因為:長江中下游地區有大片連綿不斷的湖泊和沼澤。東漢之前,今天的江漢平原是一個名叫「雲夢澤」的大湖,最大面積曾達四萬平方公里。那時江湖難分,雲夢澤是調蓄長江洪水最主要的場所。然隨著長江攜帶泥沙的淤積,以及人類開墾濕地,雲夢澤面積逐漸減小。自明代宰相張居正塞九穴十三口,將長江北岸大堤連成一線,實行「捨南保北」政策,雲夢澤便消失,江堤後則形成了江漢平原。此後,長江中下游地區洪水災害明顯增加。

隨著雲夢澤面積不斷減小,長江南岸低窪地區出現了洞庭湖,其面積不斷擴大。十九世紀中葉,洞庭湖面積與湖容達至極盛,面積約為六千二百平方公里,湖容約有四百億立方米。雲夢澤消失後,洞庭湖擔當調蓄長江洪水的任務。由於圍墾洞庭湖,到一九四九年,洞庭湖的面積減少到四千三百五十平方公里,湖容為二百九十三億立方米。清朝以來,長江中下游地區洪水出現頻率增加,危害更加嚴重,這和長江兩岸自然調蓄洪水的湖泊面積減少,有直接關係。中國古代預言書曾推測清朝時代有「洪水才退洪水起」,應該是指一八六○年和一八七○年的歷史最大洪水,在十一年中出現兩次歷史最大洪水,十分罕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長江流域辦公室提出長江流域綜合治理規劃,當時最主要的措施是加高加固堤防和建立分蓄洪區,以彌補調蓄長江洪水能力的不足。然流域規劃時碰到如何分洪的問題:向北分洪,對湖北省不利,向南分洪則對湖南省不利,因此,荊江分洪工程開工前,湘鄂二省發生激烈爭吵。最後,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預下,湖南省忍氣吞聲接受這個「出了力卻淹了自己」的決定。

一九五二年興建荊江分洪工程,之後又建立了其他一些分洪工程。一九五四年,荊江分洪工程雖在防洪中發揮了效益;但在一九五四年之後,荊江分洪工程便再也沒有投入使用過。這是因為長江流域辦公室有意在分蓄洪工程所在地區推廣「蓄洪開墾」的經驗,安置移民,使分蓄洪地區難以再擔當分洪任務。同時在「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政策指導下,人們對洞庭湖進行大規模的圍墾,到一九八四年,洞庭湖面積減少到二千六百九十一平方公里,三十五年之中,面積減少了整整一千六百五十九平方公里。一九八四年,洞庭湖湖容只有一百七十四億立方米,比全盛時期的四百億立方米減少了二百二十六億立方米,其中僅僅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四年就減少一百一十九億立方米。號稱八百里的洞庭湖,變得支離破碎,由西洞庭湖、東洞庭湖、南洞庭湖、目平湖和七里湖等幾部份組成。北邊與長江相連的松滋、太平、藕池,調弦四口,也被長江流域辦公室封堵了兩個。通過多年圍墾,洞庭湖區,的確成了湖南省最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

從捨南保北到捨上保下筆者一九八一年夏到洞庭湖,當時正好趕上澧水(長江其中一條支流)發洪水。澧水洪水把西洞庭湖淹得慘不忍睹。當年印象最深的是,湖南省公安廳在西洞庭湖也圍墾了一個大垸子(註:垸子,指湖南湖北等地,在沿江、湖地帶圍造房屋田地等修建的像堤壩的防水建築物。),關押勞改犯人和勞教人員,並進行糧食生產。由於事先來不及將勞改犯人和勞教人員轉移到安全地帶,當洪水來時,管教人員和關押人員各自逃命,最後洪水把整個垸子都淹沒了。難民們只好到地勢較高的湖堤上躲避洪水,公安部門又到難民中間來搜查逃散的勞改犯人和勞教人員。

七十年代中後期重新討論長江防洪問題時,湖北省和湖南省又爆發激烈爭吵。因文革期間洞庭湖被大面積圍墾,湖北省要求湖南盡量退田還湖,恢復洞庭湖調蓄洪水能力。湖南省當然不願放棄已開發出來的魚米之鄉,更記著荊江分洪工程的一箭之仇,便提出:最早是你們湖北人(明代宰相張居正是湖北人)先圍的田,滄海桑田,要退就退到雲夢澤時代去。

在這種情形下,三峽工程被再次提出,實際上是把最早由雲夢澤,繼而由洞庭湖所承擔的分蓄洪水功能轉移到三峽水庫去。為了這一防洪目標,長江流域辦公室提出的三個方案都是高壩,分別是壩頂高程一百九十米、一百九十五米和二百米。

這一次,矛盾的雙方成了四川省和湖北省。三峽工程將給湖北省帶來巨大經濟利益,三峽工程的壩址在湖北省境的三斗坪,三峽工程的全部國民生產總值都計算在湖北省頭上。而四川省卻要淹沒大量土地,遷移人口,加劇水患,威脅重慶,百害而無一利。四川認為,為解荊江之險,不惜四川之災,實屬與鄰為壑,明朝捨南保北,現在不能再捨上(游)保下(游)了。

鄧小平的老家在四川,趙紫陽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擔任四川省主要領導。為了緩解四川省的反對,水利部又提出了一個少淹四川一百五十米的方案。一九八二年,鄧小平同意此低壩方案,以為如此既可解決荊江之險,又可向家鄉父老交代。然而鄧小平哪裏明白其中奧妙:所謂一百五十米,係指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實際壩頂高程則是一百七十五米,第二期工程還要加固大壩。於是,一個把古雲夢澤從洞庭湖移到三峽的所謂宏偉計畫,開始實施。

三峽水庫替代洞庭湖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江澤民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三峽工程問題。二十日上午先放映了電視片,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作詳細彙報,然後進行討論。二十一日上午繼續開會,由水利部部長楊振懷、原水利部副部長、原三峽省籌備組組長李伯甯、原水利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正英,對三峽工程進行具體說明。錢正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報告的題目,就是三峽工程和洞庭湖的關係。錢正英認為:洞庭湖由於淤積,已經不能起到蓄水池的作用,只能用三峽水庫來代替(註:參見李鵬《三峽日記》,第一百三十九頁。)。錢正英,這位黨內紅色專家,於此正式提出以三峽水庫代替洞庭湖的理論。

李代桃僵是三十六計中的第十一計。西漢無名氏《雞鳴》中寫道:「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僵,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李代桃僵在兵法上的意思是,為了整體利益,應該捨得放棄局部利益,以小的損失換取全局的勝利。

為了三峽工程的上馬而放棄洞庭湖,這是李代桃僵。只是錢正英一直不敢把她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關於用三峽水庫來代替洞庭湖的報告公開發表。從地理上來說,洞庭湖不但有著調蓄長江洪水的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它還要調蓄湘、資、沅、澧四條河流的水流作用。然而三峽工程的防洪功能十分有限,調節水流的能力也十分有限。從水庫工程上來說,水庫庫容與河流平均年徑流量的比例,是一個最重要的指標,一般要求兩者的比例為一,或者大於一。簡單地說,水庫可以容納一年的徑流量。

比如埃及阿斯旺水庫的調節庫容為一千五百億立方米,相當於尼羅河歷史上出現的最大年徑流總量。而三峽水庫的調節庫容只有二百二十一億立方米(這個資料還是錯誤計算的結果,實際上的調節庫容更小),不到年徑流總量的百分之五。洞庭湖調蓄長江水量,此一自然、與互補的過程;然三峽水庫調節長江流量,則是人為干預自然的過程。一旦運營中出現差錯,即會造成重大災禍。當雲夢澤被割斷與長江的聯結而乾枯之後,正是長江以其特有的方式與洞庭湖建立了姻緣,並擴大了湖區,成為吞蓄洪水之所。而當人們有意讓洞庭湖走向死亡,大自然便已在孕育著一個新的雲夢澤。滄海桑田,桑田滄海,這是三峽工程決策者,所無力阻擋的。

博大出版社授權(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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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九五三年,毛澤東提出在三峽建壩,卡住長江洪水,從那時起,長江三峽工程就成中共幾代領導人的夢想。一九八二年,鄧小平始為三峽工程低壩方案開了綠燈。
  • 第一個對三十六計進行系統科學研究的,不是中國人,而是瑞士人,藉由其書,使三十六計走出了中國,進入世界。中共決策者機關用盡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與國務院,決定對長江三峽工程進行工程可行性論證。
  • 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九六九年十月),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和水利部,向毛澤東提出修建長江三峽工程的建議。毛澤東本來是竭力支持以建設大壩和水庫來治理中國河流的想法,但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的失敗,使毛澤東火冒三丈,以致對大壩工程的熱情驟然大減,便以戰備為由,拒絕修建三峽工程的建議。
  • 當水庫發揮防洪效益,蓄水至海拔一百七十三米時,許多沒有被計算為三峽工程移民、沒有搬遷的居民該怎麼辦?長江水利委員會認為,這些居民可以跑到更高的山坡上去,即所謂的「跑洪」,等洪水過後,再回到被洪水淹沒過的家中。
  • 「苦肉計」,為兵法三十六計之第三十四計,敗戰計其中之一。原文為:「人不自害,受害必真;假真真假,間以得行。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 推遲蓄水,就會影響發電,也會影響對下游流量的補給。這個方法在目標不改的情況下,無法接受。剩下的只有工程整治一條措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錢便往下投就是了,淤多少,挖多少,反正這筆錢,不會算到三峽工程的投資上去。
  • 一九八四年,李鵬擔任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把實現老一輩無產階級領導人「高峽出平湖」的夢想,作為歷史賦予的重任。
  • 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三峽工程做了三個不同蓄水方案比較,海拔二百米、海拔一百九十五米和海拔一百九十米。比較的結果是:一百九十五米方案的防洪和發電效益都不能滿足要求,而經濟效益也不如二百米方案。一百九十米方案則比一百九十五米方案還要差。
  • 「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蓄水位多高,三峽水庫庫尾處的水位也多高」這個理論,完全是「無中生有」,既沒有先人的經驗證明,也沒有現代科學理論的支持。
  • 三峽水庫長六百餘公里,水力坡降平均值不可能為零,所以,三峽水庫庫尾處重慶的水位,就必然要比三峽大壩處的水位高,兩處的水位絕不可能是像李鵬所說的那樣是一般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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