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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21日訊】47 運 動 往 縱 深 發 展
時間在前進，運動在往縱深發展。
上海市已陷入一片混亂。大街小巷貼滿了大字報，每個單位每個學校都揪出不少“牛鬼蛇神”，隨時隨地有“牛鬼”被揪出游街示眾。他們的家都被抄查，被破坏。大學的學生們對教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開大大小小的批斗會，百般折磨考驗被他們尊敬的老師。在中學里，紅衛兵們更是用殘酷的手段戲弄“牛鬼”，被摧殘致傷甚至死亡者屢見不鮮。
8月18日這天，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紅衛兵，百万紅衛兵以宗教的狂熱，將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一位女紅衛兵登上了天安門，向毛澤東致敬，為偉大領袖戴上“紅衛兵”袖章。毛問她叫什么名字，她答“宋彬彬”，毛說：“是‘文質彬彬’的‘彬’嗎？要武嘛。”于是她立即將名字該為“宋要武—耀武”，据說從此這位本來文質彬彬的女孩子一變而為凶神惡煞的凶手，帶領一幫紅衛兵，打了不少“牛鬼”。
到這一年十月底，“紅色恐怖”就籠罩了整個神州大地。被毆打致死或“畏罪自殺”的事件層出不窮。就在我家對面，有個鄰居是音樂學院的女鋼琴教授，据說她本來是香港人，解放后，她為了報效祖國，离開全家人，獨自一人來到上海，決心把自己的畢生精力獻給祖國的音樂事業。“文革”一開始她就被怀疑是“特務”，被揪出批斗。一天早晨，她未去學院上班，中午，紅衛兵找上門來，叩門無人應，待設法將門撬開一看，女鋼琴教授正安靜地躺在沙發上，她穿戴入時，還精心地化了妝睡態安詳，如入夢中，但已停止了呼吸，寫字台上，一只“安眠藥”空瓶壓著一張字條，工工整整地寫著：“我的兩架鋼琴獻給學校。”紅衛兵見此狀，立即宣布這個“牛鬼”是“自絕于人民”，并開了現場批斗會，用以“教育群眾”。
三天后，在我家樓上發生了另一件自殺案。死者是一位老人，被揪出的資產階級分子他也是承受不了紅衛兵的折磨而開煤气自殺的。
在培思中學，一位數學女教師被一派紅衛兵捆綁了起來，嘴里塞滿廢紙，眼看要窒息斃命，幸好另一派紅衛兵赶來，為了執行潘校長的“不要出人命”的指示才將她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而在附近的另一所中學里，另一位數學教師已被紅衛兵窒息死了。
听到這一件件噩耗，杜娟總是對我說：“自殺是愚蠢行為。要知道，他們的目的是要置你于死地，你只要活下來就是胜利。咱們要有信心，黑夜終將逝去，曙光終會來臨。”她一直警覺地注意著我，力圖避免在我們家中發生這种悲劇。
秋收季節到了，按照傳統慣例，所有中學生都要下鄉幫助農民收割庄稼，同時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听紅衛兵說，他們將把所有的“牛鬼”帶到鄉下去，和農民一起開斗爭會。這個消息使我坐臥不安了。農民的“階級覺悟”是很“高”的，他們又粗魯，我早已從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讀到了農民斗爭地主的情況，那种暴力行動令人聞之喪膽。要是他們和學生一起開斗爭會，我們這些“牛鬼”十之八九是沒有活路的。
我再次打電報給北京的張秘書，但是沒有回音！
然而一天深夜，突然有人敲我的窗戶。我的心怦怦直跳，警覺地聆听動靜。一個很輕很輕的聲音清楚地喊道：“駱駝快開門，我是老張！”
謝天謝地，你可來了！
我立即披衣出門，就站在門外和張秘書說上了。他說他沒有回北京，他的在京同事接到我的電報后，馬上打電話給他，他這才來看我，問我出了什么事。我把自己的擔心告訴了他。
“好吧，我知道了讓我想想辦法。”他說。
三天后，市政府教育局發布通知說：“這次下鄉勞動是革命學生的神圣權利，為了讓學生在勞動中很好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決定不許帶任何‘牛鬼蛇神’下鄉，必須把這些人留在校內監督勞動，不許他們亂說亂動……”
事情就這樣化險為夷了。可以說全上海的“牛鬼蛇神”都沾了我的光，只是人們直到今天仍不了解底細。
在學生下鄉勞動的兩個星期當中，留校監督的紅衛兵為數很少，這些青少年自運動開始以來連續折騰几個月也疲勞了，戲弄“牛鬼”的新鮮勁也大大減弱，他們也想休息休息，所以我們的監督也就不那么嚴格。我們留校的“勞改”科目只不過是掃掃院子，沖沖廁所，簡直象住進了療養院，比下鄉秋收輕松多了。
十一月中旬，下鄉的學生返校了，而在這同時，北京的大專院校的紅衛兵大批大批地來上海串聯，他們一到上海就揚言要打倒上海市委，鼓動上海市民起來造反。
一批批北京學生進駐了培思中學。所有的教室都變成了宿舍，准備臥具等工作自然由“牛鬼”們來做。這樣，我們便和北京學生有了頻繁的接触。這些學生大多對我們很有禮貌，喊我們“老師”，告訴我們文革運動的目的是揪出党內走資派，不應該把我們這些普通教師揪出來。
北京學生還向我們出示了毛主席寫的“我的一張大字報”，題目是“炮打司令部”，內容大意講党中央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專門鎮壓革命群眾。
難道運動的方向錯了？我們半信半疑。
北京學生走了一批，又來一批。這批學生的態度和前一批恰恰相反，他們揚言上述毛主席的大字報是謠傳，他們認為運動的方向完全對頭，“文革”就是要揪出我們這些人，他們把我們赶到操場上，罰跪，用皮帶抽打，給每個人剃“鬼頭”，強迫我們唱“嚎歌”……一切又回到運動初期的情況。
突然校園里貼出了一張惊人的大字報：
“司馬芬畏罪自殺！”
這張大字報極簡單地說司馬芬已被查出當過妓女，她因無臉見人而服毒身亡。大字報的署名是“一個紅衛兵”。
這張大字報震惊了所有“牛鬼”和“革命教師”。
司馬芬這樣一個好端端的“革命教師”怎么可能當過妓女呢？她怎么會自殺呢？
但這一天司馬芬确實沒到學校來。
這天下午，醫院送來了司馬芬的“病危通知”，說明她确實服了毒，正在醫院搶救。
我听見紅衛兵之間談話說，昨天早晨，司馬芬照常來校很早，她見校門上貼了一張大字報，只一句話“司馬芬是個婊子！”她大為震惊，不知道是誰寫的，她當時就把它撕下來，回家了。以后沒再來校。后來就出現了今天的大字報。
“牛棚”里議論起這件事來，但也沒有結論。
司馬芬到底死沒死，誰也不知道。
第二天上午几個紅衛兵到司馬芬家里去把司馬芬帶到學校來。
沒有開她的批斗會，紅衛兵就直接把她帶進“牛棚”，她拒絕進“牛棚”，說：“他們是‘牛鬼’，我怎么能跟他們在一起？”
紅衛兵把眼一瞪，訓斥道：“你難道不是‘牛鬼’？你還以為自己是‘革命教師’？告訴你，你才是個貨真价實的‘牛鬼’，別人可能是冤枉的。”
“你們為什么這樣說？”她還不服。
紅衛兵又說了：“首先，你做過婊子，是社會渣子，其次，你自殺，這就意味著背叛革命，自殺就是殺人，這還不明白嗎？滾進去！”紅衛兵用力一推，司馬芬就踉踉蹌蹌地跌進了“牛棚”。
她臉色蒼白，神態沮喪，但是沒有哭。
紅衛兵又對牛”隊長楊淮囑咐說：“把她看好，等待批斗。 ”
有又外地學生開進培思中學我們又給他們打掃寢室，准備臥具，各人都忙碌起來，司馬芬也跟著搬東西，掃地，干的很賣力，但只是悶頭干，不開口。
她想一個人搬一張桌子，可那桌子太重，她費好大勁也搬不動，我赶忙上前幫她一把，她對我笑笑，悄聲說：“那張揭發我的大字報是你寫的吧？”
我搖搖頭：“不，自從我進了‘牛棚’，我就沒有任何條件寫大字報了。此外，我自己做了‘牛鬼’，吃了這么多苦頭，我干嗎要拉別人進來受罪呢？”
“那么還有誰會寫這樣的大字報？我想只有你知道我的過去。”她疑惑不解。
“這我就不知道了。至于我知道你的過去，我也只知道你在妓院呆過，可你并沒有接過客，不是嗎？你告訴我你接過的第一個嫖客也是最后一個，而且你們沒有在妓院過夜，后來他把你贖了出來，并且娶你為妻，所以你不應該算是妓女，對不？”
“別說話，干活！”楊隊長大聲提醒我們。
我們的談話就此中斷。
外地來的串聯者越來越多，除了學生，還有教師。他們帶來各种消息，說外地有的受迫害者(牛鬼)已經起來造反了，鼓動我們也起來造反。他們說這是毛主席的號召。
在這期間，本校的紅衛兵也不再折磨我們了，他們只是叫我們“好好勞動”，有時警告我們“不要相信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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