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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20日訊】44 風暴

1965年的春天，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誰不喜歡清官啊？

但是人民群眾并不知道這出戲的底細。原來這是毛澤東設下的一個圈套！

轟轟烈烈的“四清”運動從劉少奇路線轉到毛澤東的路線以后，毛澤東為了打倒劉少奇，又施展出另一個“陽謀”：他在一次閑聊時，對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教授吳含說：“人民都恨貪官，都喜歡清官，現在要大力宣傳清官的事跡。明朝不是有個鐵面無私的海瑞嗎？他因為最后向皇帝進諫而被罷了官。這件事倒可以宣傳一下。”(大意)吳含得到偉大領袖的暗示，便抓緊時机，寫出了這出戲。

毛澤東見他的“姜子牙釣魚”已經取得了“願者上鉤”的效果，便馬上秘密派他的老婆江青去上海采取下一個步驟。江青到上海后，立刻找她的同鄉、當時在上海市委掌管宣傳工作的張春橋，謀划寫一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并決定由當時以專寫評論文章出名的<<解放日報>>編輯姚文元執筆。于是一篇殺气騰騰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出籠了。文章不先在官方報紙刊登，而登在“民間報紙”<<文匯報>>上，以顯示這是“人民群眾的意見”。文章采用無限上綱手法，硬說這出戲是影射攻擊毛主席的。“戲中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就是影射毛主席罷了彭德怀的官，海瑞就是彭德怀，這是一出為右傾翻案的戲。”

姚文元的文章陸續在全國各大報紙上轉載。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是個變節分子，他看了儿子的文章以后，對儿子說：“你這篇文章會給你帶來兩种前途，要么從此扶搖直上，高升，要么坐牢！”

接著，一場關于“清官”好坏問題的大討論在全國掀起了。有人擁護清官，有人說清官比貪官更坏……討論來討論去，都只是在學術范圍內爭論不休。這是不符合毛澤東的希望的。而這卻是党中央宣傳部定的調子，《人民日報》的導向也是這樣。因為中共的高層干部很明白毛澤東的意圖，如果按照毛的意圖做，勢必要打倒一大批以劉少奇為首的干部。所以他們努力堅守“學術陣地”，決不越雷池一步。到后來全國各大報紙都轉載了姚文，唯獨《人民日報》一直拖到1965年底才為形勢所迫，不得不轉載。這時《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鄧拓已被罷官，他的雜文集《燕山夜話》在報紙上公開批判，隨之揭出了“三家村”。神州大地出現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勢。

1966年初，迫于咄咄逼人的形勢，劉少奇不得不采取應急措施。他趁毛澤東不在北京之際匆忙召開中央會議，成立了以彭真為首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制定了一個文革運動的“匯報提綱”，于二月公布。這個“提綱”簡稱“二月提綱”，作為中央正式文件，發向全党全國，要大家遵照執行。“提綱”規定“文化革命”的任務是清理學術界的混亂思想，有關學術討論(實際上指關于“清官”問題的爭論)要發揚民主，不許“學閥”以勢壓人。這“學閥”就是指的姚文元。

毛澤東看到這個“二月提綱”，覺得攤牌時机已到，便匆匆從外地赶回北京，召開了另一個中央會議，大罵宣傳部是“閻王殿”，他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全議決定向全党全國發出“關于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危言聳听地宣稱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一些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陰謀家力圖將中國社會拉回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這些人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們已經在我國党政軍各條戰線占据重要位子，一旦他們的陰謀得逞，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變成資產階級專政，中國共產党將變成法西斯党，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為了力挽狂瀾，党中央決定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倒党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通知”無情地批判了“二月提綱”，明令解散“社會主義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而另外成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簡稱“中央文革”)，由陳伯達教授任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

“通知”于五月十六日發出后，毛澤東再次离京去武漢視察，而把“運動”的領導工作交給了劉少奇。這是毛的又一次欲擒故縱手法。劉少奇也許沒看穿這個“陽謀”，也許是企圖做最后的掙扎，他繼續延用“四清運動”初期的手法，要人為《人民日報》寫了一篇鎮壓群眾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同時派工作組以“欽差大臣”的姿態到各單位去“掌舵”。于是全國上下，各層次的党組織一齊動手，大抓“牛鬼蛇神”，“四清”初期的恐怖气氛重又籠罩大地。

然而北京各大學的學生們都讀了“五一六”通知，知道了中央的意圖，于是他們決定按照“通知”的精神抓“走資派”。他們紛紛貼大字報揭露領導的問題，于是不少學生被當作“反革命”抓了起來。

在這同時，首都各個單位都大抓“牛鬼蛇神”，不少“地、富、反、坏、右分子”被揪了出來，關進了“牛棚” ……

1966年5月底，運動烈火燒到了上海。6月初，各大、中學已經開始抓“牛鬼蛇神”了。6月3日下午，烈火燒到了培思中學。在籠罩著緊張气氛的大禮堂里，潘校長大聲疾呼地號召全校學生‘為了保衛党中央，保衛毛主席，積極寫大字報揭發各种反動言行’……

學生們的斗爭熱情一下子就激發起來了。傾刻間，大字報鋪天蓋地地貼滿了校園。教師們個個誠惶誠恐地察看每張大字報。我發現有人揭發了我的“問題”，說我對學生太嚴，“迫害工農子女”﹐“在課堂上散布攻擊三面紅旗的言論”等等。

沒有教師寫大字報。

第二天，又召開了全體教師大會。潘校長又聲嘶力竭地號召大家“打破顧慮”，要“向革命小將學習，積極揭發坏人坏事”，她說：“中央號召揪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本校，党支部早就沒權了。大權已經被資產階級人物奪了去。現在應該是奪回權力的時候了……”會后，人們私下議論校長的話，人們怀疑她暗示大家揭發几個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教師，但是卻又抓不到這些教師的“把柄”……所以還是沒有教師相互揭發。

第三天，又開全體教師大會。校長進一步動員說：“我知道，大家顧慮的是，怕搞坏了同志關系，平時和平相處，不好拉下臉來相互揭發。所以，盡管心里很想揭發，也不好意思揭。為此，我們支部想了個辦法：寫小字報，即用寫條子的方式揭發反党言行，寫好后個別地交到党支部，我們可以做到絕對保密，這總可以放心了吧？”

這樣一來，果然打破了教師們的顧慮，大家紛紛寫了小字報在放學時親自送到党支部。

誰知當天晚上，支部召集了几個教師積極分子和學生積極分子，連夜將小字報抄成大字報，每張大字報都寫上明顯的標題：“某某人揭某某人”，把這些大字報布置在大禮堂里。次日早晨，教師一進校門，就被命令先到大禮堂看大字報。這時大家才知道上了當，但每個人都恨揭發自己的人。

我看到了司馬芬揭發我的大字報：“駱駝出身于反動官僚地主家庭，父親在台灣，是反動的高級軍官，駱駝自己跑回大陸，究竟為什么，值得怀疑……”看到這里，我固然不滿，但我并不震惊，因為我已經寫過詳細的自傳，我沒有隱瞞任何問題。軍委干校早已給我做了結論。司馬芬這樣寫也許是做做樣子而已。既然支部把她作為“有生力量”來依靠，她也必須作作姿態。

然而我總覺得有些不妥。運動畢竟開始了。

學校全部停課，教師奉命討論大字報，并且實行面對面的揭發，各教研組已變成了戰斗組，每個人成了射手，每個人也成了靶子。

有人要我交代自己的來歷，我對答如流，沒有任何隱瞞，所以順利通過了。對我來說，這一天是太平無事。可是這天放學時，當我照常約司馬芬同行時，她卻冷著臉說：“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气氛不對頭了！我并不怪她，外表上我已經是一個值得怀疑的人了，哪怕是好朋友也該避避嫌。

如果把當前的“文革”比作金融風暴，那么我的“大字報行情”看漲。有學生揭露我幫助學生改錯別字的順口溜是“黑詩”,也有人說我發表的小說《將軍的女儿》中沒有引用毛主席語錄是反毛澤東思想，還引用了“最高指示”：“利用寫小說進行反党活動是一大發明”……“山雨欲來風滿樓”……

這天晚上，我沒有睡好覺，翻來覆去想自己自從參加革命后，一直是全心全意工作的，我問心無愧。為什么招來這許多大字報？半夜里，我輾轉反側，惊醒了杜娟，她問我為什么睡不著，我不吱聲，繼而用假鼾聲回答她，騙她相信我已經入睡。最后我決定向單權討教，問問他這几天有什么想法。學生們也貼了他的大字報，他將如何“先發制人”？

早晨，我象往常一樣，匆匆赶到學校。一進校門，就遠遠地看到一大群學生圍在大禮堂對面的牆壁前看大字報。我心里又好奇又不安，加快腳步走過去一看，頓時如同一下子掉進了冰窟，從頭涼到腳跟！這是一張長篇幅的大字報，赫然入目的大標題是：

“請革命的人們睜大眼睛，提高警惕，想一想

駱駝的黑畫《一塔湖圖》包藏著什么禍心？”

下面的文字說明是：(大意)“一塔湖圖”的實際意思是“一塌糊涂”，此圖畫作于自然災害的末期1961年，當時由于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使我國國民經濟陷入困境，國內外反動派一致罵我們“一塌糊涂”。駱駝的這張黑畫正是和帝修反里應外合，攻擊我們偉大的共產党和社會主義，是可忍孰不可忍？尤其令人發指的是這張黑畫中的“塔”正是延安寶塔的形象。眾所周知，延安是我們的革命圣地，駱駝用這种手法攻擊我党的革命事業，真是惡毒至極。再看，畫面還煞費苦心地采用了毛主席的詩句“風景這邊獨好”而緊接著是“一塔湖圖”，這意思很明顯：毛主席說我們的社會主義風光無比綺麗，而實際上卻是“一塌糊涂”！革命的同志們，我們能夠容忍階級敵人如此猖狂的攻擊嗎？駱駝為什么畫這幅黑畫？毛主席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帳。現已查明，駱駝是台灣派來混進革命隊伍里的階級敵人，他的父親……”

以下的一段文字詳細寫出了我的經歷。最后以毛主席語錄作結：“反革命分子總是給人以假象，而將真相隱蔽著，但他們既要反革命，就不能把真相隱藏得十分徹底，只要革命人民擦亮眼睛，就不難識破他們的偽裝。”現在，一幅黑畫已經露出了駱駝的狐狸尾巴，我們要乘胜追擊，宜將剩勇追窮寇，不獲全胜絕不收兵！

大字報的末端署名使我打了個寒戰：單權！

我頓時頭腦“嗡”地一下，兩眼發黑，几乎暈倒。但我咬緊牙關，強令自己堅持下來，兩腳象釘子一樣釘在地上。

一群學生擁上來，把我團團圍住，七嘴八舌問我“畫黑畫的罪惡目的何在？”要我交出“黑后台”。面對這突如其來的事件，我無法開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學生們更加憤怒了。“打倒駱駝！”的口號聲此起彼伏，響徹了整個校園。突然有人喊了一聲：“把反革命分子關起來！”兩個身強力壯的高中生從兩側架起我的胳膊就往校門口拖去，弄的我腳不沾地，沿途兩旁的“革命小將”則向我吐口水，砸石子。這時突然有人大聲說：“對大反革命分子要戴重帽子！”接著一只鉛桶扣在了我的頭上。我听這喊話的聲音有點耳熟，但不知是誰，他顯然對我非常仇恨。然而事實上這一來卻便宜了我，鉛桶套在頭上，如同戴了鋼盔，它為我擋住了不少石子。否則的話，我的腦袋非變成蜂窩不可。

我被關進了校門旁邊的小屋子，這是一個工具間。學生們強迫我跪在地上，他們找到一把剪刀，把我的頭發剪成了陰陽頭，然后關上門，揚長而去，門口卻有兩個學生“站崗”，以防我伺机逃跑。從這兩個“衛兵”的交談中，我知道党支部正在研究如何處理我，學生們則一方面醞釀揭發更多的老師。他們說，全校一百二十名教師當中，出身于剝削階級的就占一百零几人，決不止一個反革命分子。另一方面，他們也准備著如何批斗已經揪出來的駱駝。

全校人聲鼎沸，唯獨我這間小屋子十分安靜，雖然它里面是黑暗的。

然而我的腦海里卻翻騰的厲害。我并不考慮自己的命運，我唯一擔心的是杜娟和孩子。不知他們學校里是不是也這樣亂哄哄的。杜娟如果知道我被打的情況，她承受得了這個嚴酷的現實嗎？……想了許多以后，終于漸漸平靜下來。因為我又想起了孟子的話：“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我想，這也許是老天故意給我這樣安排的，這是考驗。我還想起了在軍大听到的鄧小平關于“過關”的講話，眼下這一關，我只要能闖過去，就是胜利。如果我闖不過這一關，就證明我沒出息，死了活該，如果闖過去了，那便證明孟老夫子的話是對的，我將成為偉人。于是我想到司馬遷，想到屈原，以及其它一些英雄偉人的坎坷史，于是我的心進一步平靜下來……

中午，有學生送飯來，還命令我：“一定要吃！你要是餓死了，我們就沒人可斗了。”

我當然吃，但我活下來的目的決不是為了給你們當靶子。

傍晚，到了放學時間，學生們累了一天，紛紛回家了。他們顯然建立了自己的“文革”組織。我這小屋子的“門衛”已經換了二三批，還排好了值班的名單。我听到孫一根自告奮勇值夜班。他在初中時是我班的學生，現在上高二了。

上燈時分，杜娟來了。她先到校長室向潘校長要人。她說：“駱駝到現在還沒有回家，你們把他怎樣了？”

潘校長回答：“你態度要冷靜些，駱駝已被群眾揪出來了，他是反革命！”

杜娟更不冷靜：“你們怎么可以隨便定人反革命？你們有什么證据？”

校長答﹕“群眾的大字報就是證据，我建議你去看看大字報！”

“我不要看你們的大字報！”杜娟大聲嚷起來，“我跟他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了，我對他最了解，還用看什么大字報？”

“干嗎這樣嚷嚷？你不怕同學們把你也抓起來？”校長的嗓門也提高了。

“我站得直，走得正，怕什么？我現在急于看看他﹐他在哪里？”杜娟簡直吼起來。

“在校門口旁邊的小屋子里，你自己去看吧，希望你能勸勸他老實交代問題。”校長讓一個學生為杜娟帶路。

杜娟見我剃了個陰陽頭，頹喪地坐在地上，她立刻淚如雨下，一下子扑上來，抱著我的頭，連聲說：“這是咋回事？咋回事？”

我連忙安慰她說：“沒什么，我正在擔心你呢。各校都在這么搞，你們也不會例外。”

“沒人抓我，我的出身是城市貧民，無產階級，你放心好了。他們這樣搞你肯定是不對的，你有啥罪？我放學回到家，見你不在，我就心里直嘀咕，想必你可能出事了 ……”

“咱們的儿子怎么樣？”

“他沒事，我叫他在家等著。他本來要跟我同來看爸爸，我沒有同意。現在我想，可不可以打電報給北京的郭書記。從報紙上看到他現在領導北京高等學校的文革運動。”

“對了，我倒忘掉了這個途逕。可以拍電報去，只說‘駱駝重病’四字即可。”

杜娟惶惶不安地离去了，我心里卻踏實多了。

初夏之夜，不冷不熱，我身上不需要蓋任何東西。但我絲毫不困。“衛兵”已換了三班，到下半夜，值勤的“衛兵”悄悄接近我，低聲向我耳語：“駱老師！”這一稱呼如同久旱逢甘露，使我万分感動。我立刻受寵若惊地坐起來。只听對方又說：“我是孫一根，現在我在值班，另一個值班同學睡著了。駱老師，你是一位好老師，我爸爸媽媽也認為你是好人。我看他們打你，我也不能保護你，我只想出個辦法，給你戴上鉛桶。”听到這里我很感動，表示了對他的謝意。我回憶說：“我曾打過你一個嘴巴子，你不恨我嗎？”他說：“你那是為我好，我怎么會恨你呢？我從那以后就不再用臟話罵人了。他們說你畫黑畫，我看不是。當時農村确實一塌糊涂，我奶奶就活活餓死了。你畫的對！”我說：“其實我并沒有諷刺謾罵的意思，是校長建議我畫的，那標題也是單權出的主意，現在卻都推到我頭上來了！”孫一根一听此言，便憤憤不平：“單權很坏，他說我家是小業主，屬于剝削階級，說我包庇你這個反動教師，說我一定被你收買了，所以在座談會上不敢揭發你。”

我進一步說：“大字報上提到我在小飯館里罵共產党，他那是誣陷栽贓。七年前，他請我在小飯館里喝酒，那正是你家的小飯館，他當時罵共產党罵得很凶，說他和共產党有殺父之仇。當時是你父親侍候我們的，我想你父親也听到我們的談話了。”“是的，我還記得一些情況，那時我在小學五年級，是少先隊員。當時我就對爸爸說這個人說反動話，沒想到他都推倒你頭上來了。”

這時另外那個“衛兵”醒來了，他在喊孫一根。我們的談話到此結束。我感到一种說不出來的輕松，兩眼一閉，睡著了……

經過精心策划，第二天下午，全校第一次“批斗反革命分子大會”在大禮堂召開了。會場上群情激憤，“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號聲震耳欲聾。我被學生押進會場，一种“橫豎橫”的心情使我表現出毫無畏懼的神態，這也許是出人意料的。我听見有人議論說：“你看他滿不在乎的樣子，說明他是個大反革命，他想著‘不成功便成仁’呢。”整個會場用狂呼亂叫迎接我。我這時戴著高帽子，胸前挂著黑牌子，兩側由兩個身強力壯的學生扭著胳膊，撳著頭。進場后，我被重重地一推，一頭栽到主席台前，又被迫面對群眾跪在地上。

校長示意大家安靜，然后宣布大會開始。先齊聲唱了“東方紅”頌歌，然后她簡短地概括了“文革”開始以來的大好形勢，接著讓大家發言批判。

第一個搶上台發言的是單權。只听他尖著嗓子，聲嘶力竭地揭批我的“反革命罪行”，內容全是大字報所寫的那些。當他談到我的“學毛選心得”時，自鳴得意地說：“我一看這是一顆猖狂向党進攻的炮彈，就赶快連夜抄了下來，交給党支部，然后把原件還給駱駝，這樣就穩住了他。我這是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斗爭要講策略……”听到這里，我真悔恨自己的天真無知，竟沒有看透他的禍心！

當單權的發言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結束時，我仿佛看見他走下台時的得意神情。當他走過我身邊時，還故意踢了我一腳，以顯示他的“階級仇恨心”。

我估計單權還沒有回到原來座位時，校長又大聲喊起來：“不要鼓掌了！同學們，革命小將們，你們不要上當，單權也是個反革命分子！現在有人揭發。”

全場大嘩﹐立刻安靜下來。我听到有人快步登上講台，那人用洪亮的聲音發言道：

“剛才單權的發言是為了掩護自己的。他提到那次他和駱駝在飯館談話的那段情況我很清楚。那個飯館是我家的飯館，當時是我父親招待他們的。他們的談話我和我父親都听到了。剛才單權揭發的那些反動言論都是他自己對駱駝說的，他還說他跟共產党有殺父之仇。那時單權是政治教研組長，駱駝是剛來的政治教師，我敢說，如果駱駝有反革命言行，那也是受到單權的影響……”

大會場上立刻卷起了另一陣新的風暴，“打倒單權﹗”的口號聲簡直要把房頂震落下來。接著只听“咕咚”一聲，一個新的“牛鬼”被推倒跪在我的旁邊，不用看，那一定是單權。

從那以后，學校便天天開批斗會，我和單權輪流被斗。

現在“牛棚”里﹐我已經有了“難友”，但是我仍舊感到寂寞。我不愿同單權搭訕。我心里想，你單權才是貨真价實的反革命分子，我不過是一時被人誤會了。中央有人為我作證，我還怕什么！

中央果然有人過問我的事了。杜娟打電報給郭書記時，電報落在張秘書手中。他立刻向郭書記匯報，郭書記派他立刻到上海來處理這件事。就在我被“揪出”的第四天，張秘書以中央使者身份飛來上海。他先到市政府如此這般地交代一番，市政府就介紹他下到我們區政府，區領導知道了問題的嚴重性，立刻介紹他到培思中學。在張秘書离開區政府之后，區長立刻打電話給潘校長：“中央來人了，馬上到你們這里了解情況，這是欽差大臣啊，你一定要小心，老實匯報，不要疏漏 ……”

“到底出了什么問題？”潘校長有些緊張。

“人到了你就會明白。”

就在這時，有人敲校長室的門。

潘靜英忙去開門一看，是一位中等身材的男同志。她立刻明白來人的身份，忙不迭地請客人入室，殷勤招待。客人單刀直入：“我從北京來 ……”

“我知道了，剛才區長打電話過來了，要我如實匯報。”

“那你就先談談吧。”

潘靜英先講了文革開始以來的大好形勢，已經揪出來兩個反革命分子，一個是駱駝，一個是單權。

“你就談談駱駝的情況吧。”

潘靜英拉開抽屜，取出駱案卷宗，掏出“一塔湖圖”臨摹畫和“學習心得”，把經過情況詳細地匯報了。

張秘書認真地听了之后，說：“這些材料我不用看了，我只對你提出一個要求：立即停止對駱駝的批斗，放他回家。駱駝同志是中央的保護對象。”

“啊呀，現在群眾已經發動起來，要是立刻停止，恐怕……”

“至于怎么搞法，你們自己想辦法，我只要你保護好他，別的我什么都不管。”

當天晚上，潘校長下令將我和單權放回家去，理由是：學校里無權關押人，“你們革命小將應該遵守法律。”

也就在那天，我回家不久，張秘書來訪。他說，郭書記看到我們的電報，很關心我們﹐所以立刻派他來上海幫助我們。現在已經同基層單位打過招呼，我會得到保護，但是我不可因此而大意，因為保護是秘密的，不能公開。外表上，我還得接受群眾的監督和批斗，甚至要作挨打的准備，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亮底牌—不能說出郭書記和我父親的關系，即使被打死也不能泄密，否則把問題弄复雜化了﹐就難處理了。此外，張秘書又嚴肅指出我的問題的嚴重性：“作為一個政治教師，怎么連一點政治頭腦都沒有？怎么可以畫那樣的畫？學毛主席著作要向雷鋒那樣學，要學用結合，努力改造世界觀。而你卻批評起三面紅旗來了。實際上這就是反毛澤東思想，反革命思想。現在群眾起來了，你必須認真接受群眾的教育，好好檢查自己。”最后他還說：“你還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如果郭書記看了你的‘學習心得’，他會打你耳光的。可我不能那樣做。但我必須叫你明白，處分肯定要處分的，我們力求處分得輕一點，這取決于你的態度。你明白嗎？”

我只好按照張秘書的指示去做。

在學校里，潘校長叫學生把我和單權關在一個小屋子裡寫檢查，這是保護措施。我寫了一整天，一式兩份，分別交給党支部和張秘書。潘校長對我的檢查不發表意見，張秘書卻很不滿意，說我不虛心，缺乏認識。一連寫了三天，三易其稿，最后我承認自己是“反革命”，表示感謝群眾對我的批判，我向人民低頭請罪，請給我嚴厲的懲罰。張秘書看了這一稿，才終于點頭同意了。

學校里﹐運動在向縱深發展。教師中成立了一個“教工戰斗組”，司馬芬任副組長(因為她不是党員)，而那位党員組長卻事事向她征求意見，因為她參加過四清運動，又听說是“中央軍委”的下放干部，牌子硬。她也就在這“用武之地”大顯身手，憑她那三寸不爛之舌，上串下連，天天開學生座談會，運動群眾，威逼利誘，打出了一大串“牛鬼蛇神”，成立了“牛隊”，開辟了固定的“牛棚”。

北京的學生到上海來串連了。他們打著“紅衛兵”的旗號來到培思中學，廣泛同學生接触，司馬芬便幫助本校學生建立了“紅衛兵”組織，這“紅衛兵”的首要任務是“保衛党支部”，其次是管理“牛鬼蛇神”。

培思中學的“文革”運動搞得轟轟烈烈，成績輝煌。潘校長經常被邀請到區里做“經驗介紹”。她躊躇滿志地對司馬芬說：“你的表現不錯，到運動后期，我要介紹你入党，然后提升你做校長兼支書。我嘛，看樣子我要走了。”

潘靜英要走到哪里去呢？她沒有明說，然而看看形勢，那是不言而喻的。運動開始以來，她已四次夾著皮包到區里向全區几十所中小學校長和支部書記介紹運動群眾的經驗，總的精神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依靠積極分子，狠抓階級斗爭。她說：“學毛主席著作﹐千條万條，我們重點只抓兩條，一條是重視反面教員的作用，另一條是掌握斗爭策略。按照前一條的精神，我們在平時就要密切注意階級斗爭的新動向，所以早在四年前，我一發現“一塔湖圖”就抓住不放，開始培養反革命反党典型，緊接著就出現了反動的‘學習心得’，其內容和彭德怀的万言書如出一轍，這就為運動的開展准備了條件。在斗爭策略上，我們學著運用毛主席的統戰手段，聯合明天的敵人，斗爭今天的敵人，而當今天的敵人被擊垮時，也就到了明天，那時就到了兔死狗烹的時候了。所以我們就及時地拿下了單權，取得了群眾的進一步信任……”

那次經驗交流結束時，區委書記把潘靜英留下來，悄聲問她：“你怎么還提‘一塔湖圖’？北京的老張同志不是已經打過招呼了嗎？”

潘靜英答：“老張同志已經留下話來：保駱駝只能暗中保，而在表面上，在公開場合，一切照常進行。我已經向紅衛兵小將叮囑好了：駱駝是個大案、要案，得順藤摸瓜，千万要保護好線索，不能讓對象出任何差錯。就是說，對‘牛鬼’無論怎么折磨都不能出人命，否則前功盡棄。小將們很好，很懂道理，也能掌握政策。你放心好了。”

“行，有你的。”區委書記贊揚說：“看來我這把區委書記的交椅要讓給你了。”

這就是“我要走了”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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