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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0日讯】44 风暴

1965年的春天，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谁不喜欢清官啊？

但是人民群众并不知道这出戏的底细。原来这是毛泽东设下的一个圈套！

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从刘少奇路线转到毛泽东的路线以后，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又施展出另一个“阳谋”：他在一次闲聊时，对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教授吴含说：“人民都恨贪官，都喜欢清官，现在要大力宣传清官的事迹。明朝不是有个铁面无私的海瑞吗？他因为最后向皇帝进谏而被罢了官。这件事倒可以宣传一下。”(大意)吴含得到伟大领袖的暗示，便抓紧时机，写出了这出戏。

毛泽东见他的“姜子牙钓鱼”已经取得了“愿者上钩”的效果，便马上秘密派他的老婆江青去上海采取下一个步骤。江青到上海后，立刻找她的同乡、当时在上海市委掌管宣传工作的张春桥，谋划写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并决定由当时以专写评论文章出名的<<解放日报>>编辑姚文元执笔。于是一篇杀气腾腾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了。文章不先在官方报纸刊登，而登在“民间报纸”<<文汇报>>上，以显示这是“人民群众的意见”。文章采用无限上纲手法，硬说这出戏是影射攻击毛主席的。“戏中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就是影射毛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海瑞就是彭德怀，这是一出为右倾翻案的戏。”

姚文元的文章陆续在全国各大报纸上转载。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个变节分子，他看了儿子的文章以后，对儿子说：“你这篇文章会给你带来两种前途，要么从此扶摇直上，高升，要么坐牢！”

接着，一场关于“清官”好坏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掀起了。有人拥护清官，有人说清官比贪官更坏……讨论来讨论去，都只是在学术范围内争论不休。这是不符合毛泽东的希望的。而这却是党中央宣传部定的调子，《人民日报》的导向也是这样。因为中共的高层干部很明白毛泽东的意图，如果按照毛的意图做，势必要打倒一大批以刘少奇为首的干部。所以他们努力坚守“学术阵地”，决不越雷池一步。到后来全国各大报纸都转载了姚文，唯独《人民日报》一直拖到1965年底才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转载。这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已被罢官，他的杂文集《燕山夜话》在报纸上公开批判，随之揭出了“三家村”。神州大地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

1966年初，迫于咄咄逼人的形势，刘少奇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他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际匆忙召开中央会议，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制定了一个文革运动的“汇报提纲”，于二月公布。这个“提纲”简称“二月提纲”，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向全党全国，要大家遵照执行。“提纲”规定“文化革命”的任务是清理学术界的混乱思想，有关学术讨论(实际上指关于“清官”问题的争论)要发扬民主，不许“学阀”以势压人。这“学阀”就是指的姚文元。

毛泽东看到这个“二月提纲”，觉得摊牌时机已到，便匆匆从外地赶回北京，召开了另一个中央会议，大骂宣传部是“阎王殿”，他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全议决定向全党全国发出“关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危言耸听地宣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些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力图将中国社会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些人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已经在我国党政军各条战线占据重要位子，一旦他们的阴谋得逞，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将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为了力挽狂澜，党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通知”无情地批判了“二月提纲”，明令解散“社会主义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而另外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由陈伯达教授任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

“通知”于五月十六日发出后，毛泽东再次离京去武汉视察，而把“运动”的领导工作交给了刘少奇。这是毛的又一次欲擒故纵手法。刘少奇也许没看穿这个“阳谋”，也许是企图做最后的挣扎，他继续延用“四清运动”初期的手法，要人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镇压群众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时派工作组以“钦差大臣”的姿态到各单位去“掌舵”。于是全国上下，各层次的党组织一齐动手，大抓“牛鬼蛇神”，“四清”初期的恐怖气氛重又笼罩大地。

然而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们都读了“五一六”通知，知道了中央的意图，于是他们决定按照“通知”的精神抓“走资派”。他们纷纷贴大字报揭露领导的问题，于是不少学生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

在这同时，首都各个单位都大抓“牛鬼蛇神”，不少“地、富、反、坏、右分子”被揪了出来，关进了“牛棚” ……

1966年5月底，运动烈火烧到了上海。6月初，各大、中学已经开始抓“牛鬼蛇神”了。6月3日下午，烈火烧到了培思中学。在笼罩着紧张气氛的大礼堂里，潘校长大声疾呼地号召全校学生‘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积极写大字报揭发各种反动言行’……

学生们的斗争热情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倾刻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贴满了校园。教师们个个诚惶诚恐地察看每张大字报。我发现有人揭发了我的“问题”，说我对学生太严，“迫害工农子女”﹐“在课堂上散布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等等。

没有教师写大字报。

第二天，又召开了全体教师大会。潘校长又声嘶力竭地号召大家“打破顾虑”，要“向革命小将学习，积极揭发坏人坏事”，她说：“中央号召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本校，党支部早就没权了。大权已经被资产阶级人物夺了去。现在应该是夺回权力的时候了……”会后，人们私下议论校长的话，人们怀疑她暗示大家揭发几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教师，但是却又抓不到这些教师的“把柄”……所以还是没有教师相互揭发。

第三天，又开全体教师大会。校长进一步动员说：“我知道，大家顾虑的是，怕搞坏了同志关系，平时和平相处，不好拉下脸来相互揭发。所以，尽管心里很想揭发，也不好意思揭。为此，我们支部想了个办法：写小字报，即用写条子的方式揭发反党言行，写好后个别地交到党支部，我们可以做到绝对保密，这总可以放心了吧？”

这样一来，果然打破了教师们的顾虑，大家纷纷写了小字报在放学时亲自送到党支部。

谁知当天晚上，支部召集了几个教师积极分子和学生积极分子，连夜将小字报抄成大字报，每张大字报都写上明显的标题：“某某人揭某某人”，把这些大字报布置在大礼堂里。次日早晨，教师一进校门，就被命令先到大礼堂看大字报。这时大家才知道上了当，但每个人都恨揭发自己的人。

我看到了司马芬揭发我的大字报：“骆驼出身于反动官僚地主家庭，父亲在台湾，是反动的高级军官，骆驼自己跑回大陆，究竟为什么，值得怀疑……”看到这里，我固然不满，但我并不震惊，因为我已经写过详细的自传，我没有隐瞒任何问题。军委干校早已给我做了结论。司马芬这样写也许是做做样子而已。既然支部把她作为“有生力量”来依靠，她也必须作作姿态。

然而我总觉得有些不妥。运动毕竟开始了。

学校全部停课，教师奉命讨论大字报，并且实行面对面的揭发，各教研组已变成了战斗组，每个人成了射手，每个人也成了靶子。

有人要我交代自己的来历，我对答如流，没有任何隐瞒，所以顺利通过了。对我来说，这一天是太平无事。可是这天放学时，当我照常约司马芬同行时，她却冷着脸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气氛不对头了！我并不怪她，外表上我已经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人了，哪怕是好朋友也该避避嫌。

如果把当前的“文革”比作金融风暴，那么我的“大字报行情”看涨。有学生揭露我帮助学生改错别字的顺口溜是“黑诗”,也有人说我发表的小说《将军的女儿》中没有引用毛主席语录是反毛泽东思想，还引用了“最高指示”：“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山雨欲来风满楼”……

这天晚上，我没有睡好觉，翻来覆去想自己自从参加革命后，一直是全心全意工作的，我问心无愧。为什么招来这许多大字报？半夜里，我辗转反侧，惊醒了杜娟，她问我为什么睡不着，我不吱声，继而用假鼾声回答她，骗她相信我已经入睡。最后我决定向单权讨教，问问他这几天有什么想法。学生们也贴了他的大字报，他将如何“先发制人”？

早晨，我象往常一样，匆匆赶到学校。一进校门，就远远地看到一大群学生围在大礼堂对面的墙壁前看大字报。我心里又好奇又不安，加快脚步走过去一看，顿时如同一下子掉进了冰窟，从头凉到脚跟！这是一张长篇幅的大字报，赫然入目的大标题是：

“请革命的人们睁大眼睛，提高警惕，想一想

骆驼的黑画《一塔湖图》包藏着什么祸心？”

下面的文字说明是：(大意)“一塔湖图”的实际意思是“一塌糊涂”，此图画作于自然灾害的末期1961年，当时由于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使我国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国内外反动派一致骂我们“一塌糊涂”。骆驼的这张黑画正是和帝修反里应外合，攻击我们伟大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可忍孰不可忍？尤其令人发指的是这张黑画中的“塔”正是延安宝塔的形象。众所周知，延安是我们的革命圣地，骆驼用这种手法攻击我党的革命事业，真是恶毒至极。再看，画面还煞费苦心地采用了毛主席的诗句“风景这边独好”而紧接着是“一塔湖图”，这意思很明显：毛主席说我们的社会主义风光无比绮丽，而实际上却是“一塌糊涂”！革命的同志们，我们能够容忍阶级敌人如此猖狂的攻击吗？骆驼为什么画这幅黑画？毛主席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帐。现已查明，骆驼是台湾派来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他的父亲……”

以下的一段文字详细写出了我的经历。最后以毛主席语录作结：“反革命分子总是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但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能把真相隐藏得十分彻底，只要革命人民擦亮眼睛，就不难识破他们的伪装。”现在，一幅黑画已经露出了骆驼的狐狸尾巴，我们要乘胜追击，宜将剩勇追穷寇，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大字报的末端署名使我打了个寒战：单权！

我顿时头脑“嗡”地一下，两眼发黑，几乎晕倒。但我咬紧牙关，强令自己坚持下来，两脚象钉子一样钉在地上。

一群学生拥上来，把我团团围住，七嘴八舌问我“画黑画的罪恶目的何在？”要我交出“黑后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我无法开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学生们更加愤怒了。“打倒骆驼！”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了整个校园。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把反革命分子关起来！”两个身强力壮的高中生从两侧架起我的胳膊就往校门口拖去，弄的我脚不沾地，沿途两旁的“革命小将”则向我吐口水，砸石子。这时突然有人大声说：“对大反革命分子要戴重帽子！”接着一只铅桶扣在了我的头上。我听这喊话的声音有点耳熟，但不知是谁，他显然对我非常仇恨。然而事实上这一来却便宜了我，铅桶套在头上，如同戴了钢盔，它为我挡住了不少石子。否则的话，我的脑袋非变成蜂窝不可。

我被关进了校门旁边的小屋子，这是一个工具间。学生们强迫我跪在地上，他们找到一把剪刀，把我的头发剪成了阴阳头，然后关上门，扬长而去，门口却有两个学生“站岗”，以防我伺机逃跑。从这两个“卫兵”的交谈中，我知道党支部正在研究如何处理我，学生们则一方面酝酿揭发更多的老师。他们说，全校一百二十名教师当中，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就占一百零几人，决不止一个反革命分子。另一方面，他们也准备着如何批斗已经揪出来的骆驼。

全校人声鼎沸，唯独我这间小屋子十分安静，虽然它里面是黑暗的。

然而我的脑海里却翻腾的厉害。我并不考虑自己的命运，我唯一担心的是杜娟和孩子。不知他们学校里是不是也这样乱哄哄的。杜娟如果知道我被打的情况，她承受得了这个严酷的现实吗？……想了许多以后，终于渐渐平静下来。因为我又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我想，这也许是老天故意给我这样安排的，这是考验。我还想起了在军大听到的邓小平关于“过关”的讲话，眼下这一关，我只要能闯过去，就是胜利。如果我闯不过这一关，就证明我没出息，死了活该，如果闯过去了，那便证明孟老夫子的话是对的，我将成为伟人。于是我想到司马迁，想到屈原，以及其它一些英雄伟人的坎坷史，于是我的心进一步平静下来……

中午，有学生送饭来，还命令我：“一定要吃！你要是饿死了，我们就没人可斗了。”

我当然吃，但我活下来的目的决不是为了给你们当靶子。

傍晚，到了放学时间，学生们累了一天，纷纷回家了。他们显然建立了自己的“文革”组织。我这小屋子的“门卫”已经换了二三批，还排好了值班的名单。我听到孙一根自告奋勇值夜班。他在初中时是我班的学生，现在上高二了。

上灯时分，杜娟来了。她先到校长室向潘校长要人。她说：“骆驼到现在还没有回家，你们把他怎样了？”

潘校长回答：“你态度要冷静些，骆驼已被群众揪出来了，他是反革命！”

杜娟更不冷静：“你们怎么可以随便定人反革命？你们有什么证据？”

校长答﹕“群众的大字报就是证据，我建议你去看看大字报！”

“我不要看你们的大字报！”杜娟大声嚷起来，“我跟他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了，我对他最了解，还用看什么大字报？”

“干吗这样嚷嚷？你不怕同学们把你也抓起来？”校长的嗓门也提高了。

“我站得直，走得正，怕什么？我现在急于看看他﹐他在哪里？”杜娟简直吼起来。

“在校门口旁边的小屋子里，你自己去看吧，希望你能劝劝他老实交代问题。”校长让一个学生为杜娟带路。

杜娟见我剃了个阴阳头，颓丧地坐在地上，她立刻泪如雨下，一下子扑上来，抱着我的头，连声说：“这是咋回事？咋回事？”

我连忙安慰她说：“没什么，我正在担心你呢。各校都在这么搞，你们也不会例外。”

“没人抓我，我的出身是城市贫民，无产阶级，你放心好了。他们这样搞你肯定是不对的，你有啥罪？我放学回到家，见你不在，我就心里直嘀咕，想必你可能出事了 ……”

“咱们的儿子怎么样？”

“他没事，我叫他在家等着。他本来要跟我同来看爸爸，我没有同意。现在我想，可不可以打电报给北京的郭书记。从报纸上看到他现在领导北京高等学校的文革运动。”

“对了，我倒忘掉了这个途迳。可以拍电报去，只说‘骆驼重病’四字即可。”

杜娟惶惶不安地离去了，我心里却踏实多了。

初夏之夜，不冷不热，我身上不需要盖任何东西。但我丝毫不困。“卫兵”已换了三班，到下半夜，值勤的“卫兵”悄悄接近我，低声向我耳语：“骆老师！”这一称呼如同久旱逢甘露，使我万分感动。我立刻受宠若惊地坐起来。只听对方又说：“我是孙一根，现在我在值班，另一个值班同学睡着了。骆老师，你是一位好老师，我爸爸妈妈也认为你是好人。我看他们打你，我也不能保护你，我只想出个办法，给你戴上铅桶。”听到这里我很感动，表示了对他的谢意。我回忆说：“我曾打过你一个嘴巴子，你不恨我吗？”他说：“你那是为我好，我怎么会恨你呢？我从那以后就不再用脏话骂人了。他们说你画黑画，我看不是。当时农村确实一塌糊涂，我奶奶就活活饿死了。你画的对！”我说：“其实我并没有讽刺谩骂的意思，是校长建议我画的，那标题也是单权出的主意，现在却都推到我头上来了！”孙一根一听此言，便愤愤不平：“单权很坏，他说我家是小业主，属于剥削阶级，说我包庇你这个反动教师，说我一定被你收买了，所以在座谈会上不敢揭发你。”

我进一步说：“大字报上提到我在小饭馆里骂共产党，他那是诬陷栽赃。七年前，他请我在小饭馆里喝酒，那正是你家的小饭馆，他当时骂共产党骂得很凶，说他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当时是你父亲侍候我们的，我想你父亲也听到我们的谈话了。”“是的，我还记得一些情况，那时我在小学五年级，是少先队员。当时我就对爸爸说这个人说反动话，没想到他都推倒你头上来了。”

这时另外那个“卫兵”醒来了，他在喊孙一根。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我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轻松，两眼一闭，睡着了……

经过精心策划，第二天下午，全校第一次“批斗反革命分子大会”在大礼堂召开了。会场上群情激愤，“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声震耳欲聋。我被学生押进会场，一种“横竖横”的心情使我表现出毫无畏惧的神态，这也许是出人意料的。我听见有人议论说：“你看他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明他是个大反革命，他想着‘不成功便成仁’呢。”整个会场用狂呼乱叫迎接我。我这时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黑牌子，两侧由两个身强力壮的学生扭着胳膊，揿着头。进场后，我被重重地一推，一头栽到主席台前，又被迫面对群众跪在地上。

校长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宣布大会开始。先齐声唱了“东方红”颂歌，然后她简短地概括了“文革”开始以来的大好形势，接着让大家发言批判。

第一个抢上台发言的是单权。只听他尖着嗓子，声嘶力竭地揭批我的“反革命罪行”，内容全是大字报所写的那些。当他谈到我的“学毛选心得”时，自鸣得意地说：“我一看这是一颗猖狂向党进攻的炮弹，就赶快连夜抄了下来，交给党支部，然后把原件还给骆驼，这样就稳住了他。我这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斗争要讲策略……”听到这里，我真悔恨自己的天真无知，竟没有看透他的祸心！

当单权的发言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时，我仿佛看见他走下台时的得意神情。当他走过我身边时，还故意踢了我一脚，以显示他的“阶级仇恨心”。

我估计单权还没有回到原来座位时，校长又大声喊起来：“不要鼓掌了！同学们，革命小将们，你们不要上当，单权也是个反革命分子！现在有人揭发。”

全场大哗﹐立刻安静下来。我听到有人快步登上讲台，那人用洪亮的声音发言道：

“刚才单权的发言是为了掩护自己的。他提到那次他和骆驼在饭馆谈话的那段情况我很清楚。那个饭馆是我家的饭馆，当时是我父亲招待他们的。他们的谈话我和我父亲都听到了。刚才单权揭发的那些反动言论都是他自己对骆驼说的，他还说他跟共产党有杀父之仇。那时单权是政治教研组长，骆驼是刚来的政治教师，我敢说，如果骆驼有反革命言行，那也是受到单权的影响……”

大会场上立刻卷起了另一阵新的风暴，“打倒单权﹗”的口号声简直要把房顶震落下来。接着只听“咕咚”一声，一个新的“牛鬼”被推倒跪在我的旁边，不用看，那一定是单权。

从那以后，学校便天天开批斗会，我和单权轮流被斗。

现在“牛棚”里﹐我已经有了“难友”，但是我仍旧感到寂寞。我不愿同单权搭讪。我心里想，你单权才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我不过是一时被人误会了。中央有人为我作证，我还怕什么！

中央果然有人过问我的事了。杜娟打电报给郭书记时，电报落在张秘书手中。他立刻向郭书记汇报，郭书记派他立刻到上海来处理这件事。就在我被“揪出”的第四天，张秘书以中央使者身份飞来上海。他先到市政府如此这般地交代一番，市政府就介绍他下到我们区政府，区领导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刻介绍他到培思中学。在张秘书离开区政府之后，区长立刻打电话给潘校长：“中央来人了，马上到你们这里了解情况，这是钦差大臣啊，你一定要小心，老实汇报，不要疏漏 ……”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潘校长有些紧张。

“人到了你就会明白。”

就在这时，有人敲校长室的门。

潘静英忙去开门一看，是一位中等身材的男同志。她立刻明白来人的身份，忙不迭地请客人入室，殷勤招待。客人单刀直入：“我从北京来 ……”

“我知道了，刚才区长打电话过来了，要我如实汇报。”

“那你就先谈谈吧。”

潘静英先讲了文革开始以来的大好形势，已经揪出来两个反革命分子，一个是骆驼，一个是单权。

“你就谈谈骆驼的情况吧。”

潘静英拉开抽屉，取出骆案卷宗，掏出“一塔湖图”临摹画和“学习心得”，把经过情况详细地汇报了。

张秘书认真地听了之后，说：“这些材料我不用看了，我只对你提出一个要求：立即停止对骆驼的批斗，放他回家。骆驼同志是中央的保护对象。”

“啊呀，现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要是立刻停止，恐怕……”

“至于怎么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我只要你保护好他，别的我什么都不管。”

当天晚上，潘校长下令将我和单权放回家去，理由是：学校里无权关押人，“你们革命小将应该遵守法律。”

也就在那天，我回家不久，张秘书来访。他说，郭书记看到我们的电报，很关心我们﹐所以立刻派他来上海帮助我们。现在已经同基层单位打过招呼，我会得到保护，但是我不可因此而大意，因为保护是秘密的，不能公开。外表上，我还得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斗，甚至要作挨打的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亮底牌—不能说出郭书记和我父亲的关系，即使被打死也不能泄密，否则把问题弄复杂化了﹐就难处理了。此外，张秘书又严肃指出我的问题的严重性：“作为一个政治教师，怎么连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怎么可以画那样的画？学毛主席著作要向雷锋那样学，要学用结合，努力改造世界观。而你却批评起三面红旗来了。实际上这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思想。现在群众起来了，你必须认真接受群众的教育，好好检查自己。”最后他还说：“你还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如果郭书记看了你的‘学习心得’，他会打你耳光的。可我不能那样做。但我必须叫你明白，处分肯定要处分的，我们力求处分得轻一点，这取决于你的态度。你明白吗？”

我只好按照张秘书的指示去做。

在学校里，潘校长叫学生把我和单权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写检查，这是保护措施。我写了一整天，一式两份，分别交给党支部和张秘书。潘校长对我的检查不发表意见，张秘书却很不满意，说我不虚心，缺乏认识。一连写了三天，三易其稿，最后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表示感谢群众对我的批判，我向人民低头请罪，请给我严厉的惩罚。张秘书看了这一稿，才终于点头同意了。

学校里﹐运动在向纵深发展。教师中成立了一个“教工战斗组”，司马芬任副组长(因为她不是党员)，而那位党员组长却事事向她征求意见，因为她参加过四清运动，又听说是“中央军委”的下放干部，牌子硬。她也就在这“用武之地”大显身手，凭她那三寸不烂之舌，上串下连，天天开学生座谈会，运动群众，威逼利诱，打出了一大串“牛鬼蛇神”，成立了“牛队”，开辟了固定的“牛棚”。

北京的学生到上海来串连了。他们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来到培思中学，广泛同学生接触，司马芬便帮助本校学生建立了“红卫兵”组织，这“红卫兵”的首要任务是“保卫党支部”，其次是管理“牛鬼蛇神”。

培思中学的“文革”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成绩辉煌。潘校长经常被邀请到区里做“经验介绍”。她踌躇滿志地对司马芬说：“你的表现不错，到运动后期，我要介绍你入党，然后提升你做校长兼支书。我嘛，看样子我要走了。”

潘静英要走到哪里去呢？她没有明说，然而看看形势，那是不言而喻的。运动开始以来，她已四次夹着皮包到区里向全区几十所中小学校长和支部书记介绍运动群众的经验，总的精神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依靠积极分子，狠抓阶级斗争。她说：“学毛主席著作﹐千条万条，我们重点只抓两条，一条是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另一条是掌握斗争策略。按照前一条的精神，我们在平时就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所以早在四年前，我一发现“一塔湖图”就抓住不放，开始培养反革命反党典型，紧接着就出现了反动的‘学习心得’，其内容和彭德怀的万言书如出一辙，这就为运动的开展准备了条件。在斗争策略上，我们学着运用毛主席的统战手段，联合明天的敌人，斗争今天的敌人，而当今天的敌人被击垮时，也就到了明天，那时就到了兔死狗烹的时候了。所以我们就及时地拿下了单权，取得了群众的进一步信任……”

那次经验交流结束时，区委书记把潘静英留下来，悄声问她：“你怎么还提‘一塔湖图’？北京的老张同志不是已经打过招呼了吗？”

潘静英答：“老张同志已经留下话来：保骆驼只能暗中保，而在表面上，在公开场合，一切照常进行。我已经向红卫兵小将叮嘱好了：骆驼是个大案、要案，得顺藤摸瓜，千万要保护好线索，不能让对象出任何差错。就是说，对‘牛鬼’无论怎么折磨都不能出人命，否则前功尽弃。小将们很好，很懂道理，也能掌握政策。你放心好了。”

“行，有你的。”区委书记赞扬说：“看来我这把区委书记的交椅要让给你了。”

这就是“我要走了”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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