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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8日訊】
2.5 “國際法會”和“二進宮”
“在香港，當我一想到大法學員被公安人員毒打的情景，我的心都碎了，師父還為我們承受了那么多！我顧不得回澳洲和女儿、丈夫團聚，又一次從香港飛回北京。”
“一位香港學員給了我一位北京學員的電話號碼。我在北京打通了電話，恰好碰上當晚北京某某大學有法會。在某某大學的一個宿舍里，約有20多人，床上、地上都坐滿了，有不少老太太。有一位外地的女學員王某講在元旦的晚上，她去天安門城樓挂大法輪圖的故事。大家排隊等著上天安門城樓，每人先要罵大法罵師父后才能上去（——這就是江某某的“缺德治國”！），她就用廣東話說法輪功不是邪教，管理人員以為她罵過了就放她上去了。她想把大法輪圖放在天安門的中間。當時有八個警察拿著槍站在欄杆前守衛著，她想他們只要兩分鐘看不見就好了，她終于找個机會挂上去了。剛走到城樓下，就有警察發現上面挂的大法輪圖了，要抓人，但她已走到金水橋了。”
“大家听到我從澳大利亞回的都激動得哭了。我把我們海外護法的情況一一告訴北京學員。澳洲學員不怕日晒雨淋，每天堅持到中國領事館，打著各种橫幅講真相，去國會請愿等等。他們听了很受鼓舞。有的說，還等什么，明天就走出家門煉功，用實際行動來證實大法。有的說，我們北京學員花兩元錢就可以去天安門，國外學員花這么大的代价回來，為什么我們不去天安門？有的學員就打著橫幅去天安門證實大法。有一位大法學員听到我的故事后痛哭流涕，她后悔自己沒有保護好師父在湯陰的詩碑。師父那首詩是《游岳飛廟》：‘悲壯歷史流水去，浩气忠魂留世間；千古遺廟酸心處，只有丹心照后人。’（《洪吟游岳飛廟》）在交流中，我听到大陸學員一個個舍死忘生，不怕酷刑的折磨，歷經艱險護法的動人故事，我找到了差距，感到很慚愧，我要更加勇猛精進，走出來證實大法。”
“北京學員留我住在他們家。近一個月，我們參加了几十次所謂‘國際法會’——因為我是從國外回來的，就好像代表了其它國家的學員回國參加法會，所以叫做‘國際法會’。有時一天一個‘國際法會’，有時一天早、中、晚三個‘國際法會’。那些時，每天很多地方邀請我們，每次都是我和王某一起去講。王某講天安門城樓上挂法輪圖，我講澳大利亞學員在領事館前靜坐請愿。每次‘國際法會’約十几人到几十人，估計北京有上千人參加過。我們經常早上七點出門，晚上一、二點才回。國內很多人都想出國，而我為了大法，放棄了國外比較优越的生活條件，放棄了那里的房子、財產、身份和地位，准備再也不回去了。這對國內學員，尤其對北京學員是個很大的鼓舞。几十場交流中我也不會說什么，只有自己的行動和几句簡單的話：師父被誹謗、大法遭踐踏，還等待什么？這還用悟嗎？快走出來，咱們要證實大法。王某有一天做了一個夢，江某某在自掘墳墓。她為了講真相几次被抓進監獄，受到酷刑和拷打，曾經用功能從警察的眼皮底下堂堂正正地走出監獄的大門。”
“我丈夫在悉尼做了一個夢，有一天晚上天崩地裂，我在這邊，而他在那邊。他悟到自已也應該去天安門護法。他就帶了錢來北京，錢給大家用。我用布做了很多法輪圖，還做了‘法輪大法好’、‘法正人間’、‘法正乾坤’的橫幅，都是一、兩米長的小橫幅。寫好的橫幅和法輪圖都送給大家。”
“為了恢复師父給我們留下的集體學法、集體煉功的修煉形式，我們每天清早都和北京學員一起到公園煉功。1月26日早上七點，我們七人在北京人定湖公園煉功時被公安人員發現，兩個人跑掉了，公安人員把我們五個人抓到公園派出所毒打。他們狠狠地打了我一頓，直到他們打累了，無力再打方才罷休。然后我平靜地問他們：‘公園里不讓人鍛煉身體，那造公園干什么？’雖說他們理屈詞窮答不上話，他們還是把我們關押起來，又不給東西吃。1月27日中午一、兩點把我們轉送到北京市西城區拘留所，一直不讓我們睡覺。兩天后，當他們知道我是澳洲公民后，他們說：‘為什么不早說，你這不是影響兩國關系嗎？’他們嚇得把我又送回人定湖公園派出所，有三個警察看著我。1月29日清晨五點多，趁上廁所時，我從三樓窗台跳下去跑掉了。當我站在高高的窗台上，心在顫，腿直抖。但一想到我還要去很多地方交流，還要把國外護法的情況告訴國內學員，年三十晚上還約了很多學員去天安門證實大法。我想怕什么，當初冒著天膽下來得法，現在就冒著天膽跳下去！我就從三樓窗口跳了下去，因為夜深人靜，警察听到腳步聲特地出來查看，在門口到處找人，可是我站在他身邊他卻看不見。然后我就從他的眼皮底下走了出去，從他身邊很窄的門縫邊溜走了，他竟然都沒有看見！我也許是走了另外空間吧！正好在門口有輛出租車，上了車我緊張得不知道要去哪儿，只知道想去汽車站，只知道想去很遠的地方。突然之間才想起可返回丈夫在北京的臨時住處。其他四個大陸學員可就慘了，都遭到毒打，有的被判刑，王某也在其中。我看無論警察怎樣折磨，她都不會說自己的名字。只是此后我再也沒有听到她的消息，生死不知。王某，你在哪里？”
2.6 “三進宮”
“我繼續和同修們交流，准備在千禧年之夜去天安門廣場護法。還做了一個很大很大的法輪圖和很多小橫幅，准備在天安門廣場向世人展示大法的威力。可是也有的學員不理解，說是搞政治。師父一再強調‘“絕對不得干涉國家政治，更不得參与任何政治性爭端及活動，違者既不是法輪大法弟子，……’”（《大圓滿法附錄四法輪大法修煉者須知》）所以，作為一個大法學員，我們對常人社會的政治根本就不感興趣，但我們總該有人權吧？江某某可以對大法學員無理地‘關、管、殺’，我們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過讀讀大法的書，煉煉法輪功，說說法輪大法好，這就是政治？真是豈有此理！我們在上訪無門的情況下，只能到天安門廣場去表達‘法輪大法是正法’，有什么不可以？而且人民的廣場不是人人有權力去嗎？這怎么叫‘搞政治’呢？就這樣我們相約在千禧年之夜。”
“2000年2月4日，我和丈夫，還有三位功友在北京一家飯店吃晚飯，慶祝中國新年的到來。突然來了十几個國家安全部的便衣警察把我們無理逮捕，用五輛小汽車把我們送入北京市最高刑事監獄，和政治犯、死刑犯關在一起，那儿屬公安七處。我們天天要求見澳大利亞領事，他們都不讓。我們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不經任何法律程序就把我們關押起來，只是因為我們煉法輪功被盯梢了。在關押期間，他們從肉體上到精神上折磨我們，在寒冷的冬天逼著我光著腳舉著手站在冰涼的水泥地上，24小時通宵達旦地輪流審訊，搞‘車輪戰’，‘疲勞戰’。四、五個警察包圍著我，好几天不讓我睡覺，逼迫我放棄澳大利亞國籍，并威脅我，說要讓我家破人亡。對于他們這种野蠻的殘酷的非人道的逼供刑訊，我只能用絕食來抗議。”
“七天后，2月11日他們把我們強行遣送出境到澳洲。我們本來有回澳洲的返程机票，他們硬要我們又拿一万多元人民幣再買机票，這就叫做‘經濟上截斷’。還有兩條是‘精神上搞垮，肉體上消滅’，這就是江某某對待法輪功學員的政策。我們在2月12日回到澳洲。”(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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