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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4日訊】我在青壯年時期當過二十年“運動員”，每次政治運動都要“運動”我一番。在這二十年裡，打倒了爬起來，再打倒再爬起來，曾兩次被開除黨籍。
話還要重頭說起。1957年反右鬥爭時期，我是所在單位的財務科長。黨委給我的任務是，要在財務科抓出5個右派來（已有內定名單）。當時我想：這幾個人都是在工作上有一定貢獻的業務骨幹，盡管他們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絕算不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他們都去當右派，財務科的活誰來幹呀。在這種傻乎乎的思想支配下，我的行動就不那麼積極，也就沒有完成組織上交給的任務。
兩年之後，在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拔白旗運動中，清算我反右鬥爭的老帳。清算來，清算去，在財務科清算出一個反黨籍團來。原來擬抓的幾個人都是反黨籍團的成員，而我是反黨籍團的頭子。當上了壞頭頭，當然要清除出黨了。在開除我黨籍的那次支部大會上，機關支部的幾十名黨員都參加了（在那樣的年代，開那樣嚴肅的會，誰敢不來呀）。會上先公布我的“罪行”，然後討論我的黨籍問題。在舉手表決的時候，我掃視了一下會場，發現只有一個人雙臂下垂。在支部書記徵求不同意見的時候，這個人把他那重於泰山的手舉起來了。他說：“ZYR同志的問題算不上敵我矛盾，應該留在黨內進行教育，我不同意開除他的黨籍”。他就是我們公司的副經理Ｇ君。我們之間除上下級的關係之外，沒有任何私人交往。就是這位平時和我相處得平淡如水的領導同志，在我身處絕境的時候，能夠勇敢地向我伸出挽救之手，無疑是我的好朋友。盡管他這隻手沒救了我的“命”，但他顯露出來的浩然正氣、俠肝義膽的人格魅力，卻深深地銘刻在我的心坎上。知恩應該圖報，我總想找機會向他有所表示、有所回報。可是我當時已被劃入‘另冊’，一個階級敵人怎麼能和革命幹部有人情往來呢？
1979年給我徹底平反，我有了回報的條件，但時光已經流逝了二十個春秋，我的這位好朋友早已不在人世了。在平反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處於痛失良友，知恩難報的痛苦之中。為了告慰朋友的在天之靈，我誓以朋友的高尚品德為榜樣，來走我剩餘的人生之路，這就是老老實實、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地做人，無畏無懼地堅持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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