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層浪
五月三日，哈姆斯頓有機會在肯亞首都最具革命性的「國際扶輪社奈洛比分社」（Rotary Club of Nairobi）做了一項聲明。「在我發言的前部分只是一些關於美國在肯亞的貿易和投資等例行公事話題，發言結束的時候才談到了實質性的話題，我告訴扶輪社的會員們：‘掌控財政預算的美國國會正在醞釀一個大的政策趨勢，準備將經濟資助集中在願意實施民主、捍衛人權、實行多黨制度的國家。’我不認為我的這些話具有煽動性，但是第二天早晨，肯亞最大、最具影響力的《國家》日報上發表了‘美國以多党制施壓’的頭版新聞。當時擔任肯亞非洲民族聯盟（KANU）書記的穆斯歐卡（Kolonzo Musyoka）發怒道‘不要對我們指手劃腳。’總統府官員（前肯亞駐美國大使）奴伯瓦拉（Burudi Nabwera）命令省行政部門監視我在奈洛比的一切活動。」
對莫伊最熱心諂媚的家畜發展部部長王格勒（Elijah Mwangale）曾在海濱地區的一個發言中宣稱，即使是海裏的魚也會向總統鞠躬。他是指責我在財政上支援肯亞異議人士。在商品交易會開幕前三天，肯亞外交部告訴我莫伊不會出席開幕典禮。一個偶然的事件無疑加劇了莫伊的反應，那就是我在扶輪國際社分社發言的同一天，兩位前肯亞基庫尤人內閣官員馬提巴（Kenneth Matiba）和魯比亞（Charles Rubia）宣佈成立一個「恢復民主論壇」（Forum for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的運動（不是政黨，那樣會不合法），簡稱FORD。他們要求如下，第一：廢除憲法2(a)條款（該條款確立「肯亞非洲民族聯盟」（KANU）為唯一合法的政黨；莫伊於一九八二年在憲法中加入該條款）；第二、重新選舉（即使按照肯亞的標準，一九八八年的選舉也是舞弊叢生的）；第三、總統的任期不超過二屆，每屆四年。莫伊立即公開譴責馬提巴和魯比亞是‘替國外勢力賣命’的叛國賊。實際上，我和FORD並沒有任何的共謀，在我講演的四個小時前，我才知道他們要成立FORD。」
這給哈姆斯頓留下了一個難題。一方面人們期待他去鼓勵民主化，另一方面美國政策要求他在肯亞促銷美國的產品。哈姆斯頓經由幕後的管道遞給莫伊一個手寫紙條，表明他在講演中並沒有對他無禮的意思。「事實上，如果肯亞邁入一個多党和廉潔政府的時代，我個人和美國政府都希望莫伊領導這個國家（事實上也真是如此）。我強調：變革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成為變革的受益者，就是成為變革的犧牲品，即使我們在政治上有分歧，良好的經濟關係對兩國來說都是有益的。」隨後，莫伊就出席了美國商品交易會。
事實上，在哈姆斯頓擔任大使期間，即使爭吵日益加劇並變得公開化，以及莫伊企圖讓他離開之下，哈姆斯頓仍然能夠在私下得到莫伊在許多重要事件的支援。比如華盛頓認為很難得到莫伊對幾百名反格達費的前利比亞士兵安全提供庇護，以及為美軍在索馬利亞的行動提供基地，哈姆斯頓卻能夠經由與莫伊的直接關係而得到以上支援。哈姆斯頓明白在大的事件中與外交部長或更低級別的官員打交道是根本沒用的，因為這些官員都對莫伊怕得要死，以致於不能做任何決定。哈姆斯頓知道所有的獨裁者需要我們多過我們需要他們，如果有人以正確的方式勇敢地面對獨裁者，一般來說獨裁者會尊重並與之合作。哈姆斯頓注意到莫伊既很喜歡他本人同時很怕他這個大使，我堅信這是很好的結合。獨裁者都生活在恐懼中。他們試圖使包括外國大使在內的所有人害怕，但獨裁者自己也害怕所有人。這是他們生活的寫照，我們需要學會利用他這種心態。本質上，哈姆斯頓大使的情況很典型：與獨裁者打交道，甚至對獨裁者施壓並幫助地方力量實現民主突破，儘管做到這點並不簡單，但卻是可能的。
哈姆斯頓缺乏一個很關鍵的力量：來自本國的全力支援。「《紐約時報》的東非記者泊爾茲（Jane Perlez）在一周前描述我是‘唯一在非洲大陸公開提出民主化進程的美國大使’。」哈姆斯頓回憶到，「來自國務院的表揚卻顯得輕描淡寫」。
五月十八日負責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可漢（Hank Cohen）隨同哈姆斯頓大使一起在奈洛比與莫伊見面，可漢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希望兩國關係一如既往。「他說美國政府還沒有以多黨制為經濟資助的條件，雖然他承認‘個別的美國國會議員’喜歡採取這個辦法。」可漢向哈姆斯頓表明，他不想與任何肯亞的異議人士交談或會面。從那時起肯亞政府就公開對外宣稱與美國關係很好，如果真的有問題他們強調那是哈姆斯頓自行其是。同時宣稱要改變這種狀況很容易：要不就將哈姆斯頓召回，亦或使他不愉快地辭職，再不然就把哈姆斯頓調走。
可漢破壞了哈姆斯頓幫助民主派的權威和能力，使得情況變得更糟。在八月訪問奈洛比期間，可漢甚至同意在哈姆斯頓不在場時與莫伊會面。對於沒有外交經驗的讀者來說，這樣的行為並不讓人覺得大驚小怪。但事實上，一個美國的大使才是美國總統的私人駐外代表，而國務卿助理不是。大使代表美國政府的所有成員。他與其他國家領袖的關係對美國在國外的活動是至關重要的。
你不能簡單地阻礙大使的工作，然後把大使扔在國外不管。這裏只有兩個選擇：不是支持大使，就是撤換大使。不幸的是，可漢並不是唯一以投獨裁者所好的方式同獨裁者打交道的人。季辛吉對所有美國駐共產國家的大使採取同樣的方式，以致於有一次他去莫斯科會見蘇聯領袖，美國大使竟然被蒙在鼓裏。
在處理皮諾切特和其他人的情況時，大家就覺得華盛頓的高層並不支援美國大使為民主化所做的努力。這種想法延長了獨裁者在位的時間，並冒著大規模暴力衝突的危險。雖然美國大使有時得到來自華盛頓或者其他地方足夠的支援，但是對肯亞和哈姆斯頓來說這一切來得太遲了。
即使如此，哈姆斯頓大使仍然艱難地推動著民主化。七月四日，在由國外官員、異議人士領袖、肯亞和美國商業事務領袖、牧師、大使、農場負責人、律師、野生動物專家、軍官和醫師等近六百位人員出席的招待會上，哈姆斯頓大聲宣讀了獨立宣言中的關鍵兩句話：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
哈姆斯頓又補充道，「美國並不想侵犯其他國家的主權，但是當我們看到一個政府被自由地選舉產生，並真正的代表與服務人民時，我們會非常欣喜並支援那個政府。」
獨立宣言中的這段話，應該在每年七月四日國慶日的招待會上被每一駐獨裁國家的美國大使大聲宣讀，直到沒有獨裁者為止。
毫無疑問，來自民主國家的大使都能從本國或者其他國家發現類似的話，並在他們的國慶時以此來表達相同的觀點。這是一個極好的創造性促進自由的例子，只要有決心就能實施。
哈姆斯頓大使很早就意識到他需要與很多的機構共事，同時為其提供指導。因為認識到這些機構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所以在前往奈洛比的途中，他在倫敦、巴黎、羅馬和梵諦岡做了短暫停留。
當哈姆斯頓開始努力的時候，以上這些政府或者大使沒有和肯亞的民主派結盟，只有天主教和其他宗教真正與民主派結盟。
丹麥、瑞典和挪威在這件事上很堅定。事實上，因為挪威為居住在挪威並被莫伊逮捕過的肯亞民主黨人提供法律上的辯護，莫伊因此中止了與挪威的外交關係並驅逐了挪威大使。
日本的熊穀直博（Naohiro Kumagai）和德國的莫金根（Franz Freiherrvon Metzingen）是兩位影響力很大的大使，因為他們給予肯亞很多經濟援助。
這兩者我都沒有爭取到他們的支援。雖然莫金根的接任者穆茲伯格（Bernd Mutzelburg）後來成為我親密的朋友，他是政治事業的接班人，勇敢地為自由而奮鬥的鬥士。
熊穀的接任者是日本少有的女性大使之一，在最後提供了一些幫助。雖然他們有些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大使們都認為：駐非洲大使不能批評非洲國家的元首以及政府。
很多來自南亞、拉丁美洲、阿拉伯和東歐大使不是對此事不感興趣，就是太關注於他們自己的職業，有的是小心謹慎地不表明立場。
當哈姆斯頓持續不斷地在他的同事中做努力的同時，莫伊連續不斷的野蠻行動導致其他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莫伊身上。一九九一年夏天，事情有了可觀的進展。隨著新任德國大使的到來，哈姆斯頓能夠組成一個由德國、丹麥、瑞士、加拿大和美國大使組成的強大五人集團。但是英國大使仍然不參與。英國的外交部長赫得（Douglas Hurd）和倫敦的其他政客為他們和腐敗的莫伊有著親近的關係而感到越來越難堪。
無論來訪的美國國務院官員對莫伊說了什麼，那年夏天訪問奈洛比的民主黨參議員裏艾（Pat Leahy）、得康思尼（Dennis De Concini）、西蒙（Paul Simon）、羅伯（Chuck Robb）和米庫斯基（Barbara Mikulski）對哈姆斯頓起了很大的幫助作用。「他們表達了對人權和民主的特別關心，也同時表明了我並不是一個不講道理而自行其是的無賴大使。」
哈姆斯頓寫道，「到一九九一年夏天我個人對肯亞政府的看法有很大的變化。當我一九八九年到達奈洛比的時候，我對莫伊的看法是正面的，我打算給莫伊時間，我相信他是一個被腐敗和殘忍的顧問包圍著的好人。但是當我更深入地瞭解到他內心深處的黑暗殘忍，事實已經清楚地表明就是一個人導致了肯亞政府的現狀，而那個人就是莫伊。」
這是一個司空見慣的想法：並不是總統殘暴和腐敗，而是總統不能控制下面的人或壓力集團，一些極端主義分子不允許他實施更多的民主。事實上，任何真正瞭解專制真相的人都能確切的分辨誰應該對鎮壓負責——那就是獨裁者本人。
選擇
七月底，哈姆斯頓大使面臨著「可以改變歷史的難得機會……七月二十八日，肯亞省的聖公會（Anglican Church）、國家教堂理事會以及法律界，在奈洛比的全聖大教堂（All Saints Cathedral）聯合舉行感恩節禱告儀式。我也許該念一下以弗所書第六章第十至二十節（《聖經．新約》中的一卷）中很貼切的一段。基於肯亞當時的政治氣候，那也是能產生不凡效果的時候（安全人員威脅肯亞的民主領袖，如果他們敢來參加，將被逮捕）。以弗所書中這樣寫到：
最後，我的兄弟們，上帝的威力會使我們堅強。在上帝的保護下，你會在魔鬼的淫威下巋然不動。因為我們不是在和人搏鬥，我們是在和侯國、權力、黑暗世界的統治者以及高層的邪惡反道德的靈魂在搏鬥。因此在上帝全力的保護下，你不會在邪惡的日子裏倒下。用真理做你的腰帶，用正義做你的鎧甲，用和平的福音做你的足履，在此之上，用堅定的信念做你的盾牌，你會經受住磨難，熄滅邪惡的火焰。拯救人類是你的頭盔，精神信仰是你的利劍，這是上帝的福音；在你的靈魂中與所有的人一起祈禱，堅定不移的祈願所有的聖徒：而我，我會大聲的說，那是我的使命，我會開口的，我會讓人聽到神秘的福音，我應當開口。
「我給可漢打電報時告訴他……我們已經到了‘歷史時刻，一個在肯亞歷史上的分水嶺。’」哈姆斯頓回憶道，「美國政府‘可能最終會願意做它該做的事情，且不可能不站在天使的一邊。’我承認這一舉動會使我們和智利的關係更僵，但是‘對肯亞的後莫伊時期會自然產生巨大的益處。’‘你怎麼認為？’我最後做出結論，‘我應該開口還是保持沈默？’我想我該質疑答案是什麼。後來我被命令不許讀以弗所書，也不可以參加儀式。」
在決定是否應取得華盛頓的許可去參加儀式並發言的過程中，哈姆斯頓面臨著另一個更需要他注意的事情，即在為民主而奮戰的時候，「自由之家」大使應該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面對早先所遭到的破壞，哈姆斯頓曾寫辭職信函給國務院副國務卿（第二號人物）伊格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伊格伯格回信說：「幹好你的工作，不要再為那些小事擔心，那些負面的傢伙和老婦人會塞滿這個地方。我會既照顧好他們，也照顧好你的。你所面臨的唯一危險是你開始懷疑你自己和你的作為，因為你開始擔心在後方我們會不會支援你。別像這裏所有的人一樣，成為這種病菌的犧牲品。我希望能看到你正常的、糟糕的、可愛的、自我調解的、謙遜的、堅強的自我！」
在我們離開之前，我想把以弗所書第六章第十至二十節推薦給所有在獨裁國家任職的大使，為了在未來產生好的效果，應該在公共場合朗誦出來，讓大使們尋找機會，自己掙脫束縛，並大膽的聲明「和黑暗世界的統治者以及高層的邪惡反道德的靈魂搏鬥！」
儘管國務院在七月間顯得很膽怯，肯亞的民主派和一些民主國家的大使以及他們的政府，在秋冬時對莫伊施加了很大的壓力。異議派做出計畫，並要求允許他們集會，但他們的成員卻被搶先一步逮捕了。當他們安排十一月十六日在卡馬庫基（Kamukunji）集會時，他們遭到毆打，許多人被捕。英國首相梅傑（John Major）、伊莉莎白女王和外交部長赫得（Hurd）在九月和十月開誠佈公地與莫伊進行討論。梅傑告訴莫伊人權狀況必須改善，必須和異議派做內部對話，並且要實施新的清白選舉。但是，正如哈姆斯頓所說的，英國這個對異議人士不以為然的國家認為變化只能來自莫伊。
這種對民主人士不以為然的態度十分普遍，並成為民主國家試圖廢除獨裁統治的絆腳石。政府似乎看不到可以取代獨裁政權的成熟領導能力。在大使和外交官員之間沒完沒了地討論著幾乎所有運動及其領袖的弱點，認為他們不能成為未來的政府。但是這種尋找萬無一失的替代方案是行不通的。民主的力量在於它能不斷地產生不可預測的領袖，並提供比較快速且和平的機制，以去除那些不再符合標準的人。那些異議人士通常不會被平民選為總理或總統，儘管人們尊敬他們帶來的自由。事實上他們不具有成為政府的素質。無論如何，關鍵在於民主政治可以提供比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獨裁者都要好的統治管理。
哈姆斯頓對民主派的態度和關係似乎是正確的。在他就任大使的早期，他意識到並非在政府或首府內部發生的事一定是最重要的。他和肯亞社會上所有方方面面都建立了關係，包括和異議領袖的私人關係。他在奈洛比以外四處旅行，與肯亞所有地方的反對派領袖會晤。他甚至到英國與一個流亡在外的反對派領袖見面。他密切地保持和異議人士的關係，向他們諮詢，提醒他們小心，並鼓勵他們，詢問該如何幫助他們，並再三強烈地干涉莫伊及其親信以保證異議人士的權利。但在這一切中，他也保持了一個對異議人士理智的懷疑態度。
當壓力越來越大時，莫伊變得更加緊張和濫用職權。在十一月十八日，莫伊讓他的外交部長艾爾（Wilson Ndolo Ayah）召集，並籠絡德國、丹麥、加拿大、芬蘭和美國的大使。艾爾指責哈姆斯頓企圖顛覆政府，鼓勵異議人士違反法律，並「操縱反對派」。他指哈姆斯頓為種族主義者，並為布希總統指定了一個和他自己一樣的人做為肯亞的大使而感到遺憾。第二天，形存實亡的橡皮圖章國會照會美國政府召回哈姆斯頓，其中一個國會成員建議哈姆斯頓應該被捆綁起來。哈姆斯頓回應說，如果他真的在操縱反對派，他們一定比現在組織得好的多。他為自己辯護，根據《維也納公約》（Vienna Convention），他認為他有權保持和異議人士往來，並聲明他永遠會公開反對對基本人權和自由的踐踏。
「突然間，莫伊意識到肯亞的援助者將在一個星期內在巴黎召開會議，看來他們因為鎮壓卡馬庫基集會以及對美國大使的謾駡攻擊，而感到不快。」哈姆斯頓寫到「如果莫伊曾經對美國將在巴黎會議上的可能態度有所懷疑，那麼十一月二十二日，由國會兩翼二十一個議員連署給布希總統的信已經說明一切。當肯亞的經濟失敗，加上它對民主理念的瘋狂鎮壓，已經再也沒有什麼可以為自己辯護了。只有法國和義大利可能不會參加辯論。英國，這個曾經是莫伊堅定擁護者的國家，也棄之而去了。」援助者們宣佈，他們將在六個月內凍結所有的援助。(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