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12)

九、無名英雄

一九六五年冬天的一個早晨，在加格達奇火車站附近，我的父親和另外四個工人在工班長的帶領下坐著軌道車到工地幹活。軌道車是鐵路工人常用的一種交通工具，下面是火車的鐵輪子，上面是平板，在鐵路上可以用手推或者手搖驅動把向前走。由於速度不快，軌道車的剎車裝置比較原始：用一個木棍綁在車身上，剎車時拌動木棍，使木棍摩擦車輪停下來。

幾個人在軌道車上有說有笑，不知不覺中走到一個很長的下坡。由於勢能作用，軌道車突然加速，並且越走越快。工班長見狀急忙扳動剎車棍，可是沒想到綁剎車棍的繩子因為日曬雨林已經漚糟，一下子斷了。在勢能的作用下，失去剎車裝置的軌道車就如同脫韁的野馬，速度越來越快。工班長大驚，急忙拿著木棍跳下車，把木棍朝車輪底插去，想讓車掉道。誰知車子跑得太快，木棍插了個空。工班長又拾起木棍在後面猛跑著追趕，可是根本就追不上了。

斜坡的盡頭就是加格達奇火車站，站內正停著一列油罐車。我父親他們幾個已經看到了車站內正在徐徐行駛的機車所冒出的白色蒸汽，而且越來越近。其他在車上的幾個工人見狀紛紛跳車逃命，轉眼間車上只剩下我父親一個人了。但我父親沒有跳車，他當時只有一個念頭：「軌道車這麼快的速度，如果撞上了車站內停靠的油罐車，那將會是一場後果不堪設想的惡性事故。一定要想辦法讓車停下來！」當時車上已經沒有其他可用的工具，我父親就脫下了自己的羊皮厚襖疊起來並用袖子紮緊，使它成為一個枕頭的形狀，趴在軌道車上等待機會。

失控的軌道車此時已經像飛一樣的駛入火車站區。這時，前面出現了一條鐵路岔道（【注】岔道口鐵軌間有間隙）。我父親一看，感覺這是個機會，就在軌道車走到岔道的一剎那，猛地把羊皮襖塞到了車輪下。只聽 「光當」一聲巨響，軌道車掉道了。我父親也被巨大的慣性從車上甩出一二十米遠，跌落到地上。好在東北冬天厚厚的積雪如同軟綿綿的毯子，我父親被甩到地上以後，除了有些皮肉擦傷以外沒損傷到骨頭。一掉道，軌道車就沒什麼勁了，又「垮啦垮啦」地在枕木上滑行了一段距離之後，漸漸停了下來。就這樣，我父親用自己的機智和勇敢避免了一場惡性事故的發生。

這件事發生以後，工人們回去向上級匯報了。單位聞訊後派了幾個人向我父親核實這件事，但核實完了就再沒人提起他的事跡了。一九六五年雖然還沒有搞「文化大革命」，但在毛澤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指導方針下，已經日益強調家庭出身了。以我父親那樣的出身和經歷，自然屬於異己分子，是沒有受表彰的資格的。隨後，單位召開了表彰大會，受表彰的不是冒著生命危險使軌道車掉道的我父親，而是那個工班長。領導在大會上撒謊說：工班長從軌道車上跳下來以後沒有自顧逃命，而是機智地阻止了軌道車的前進，這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主人翁態度」。會上授予工班長一個英雄稱號，但對真正的英雄，我父親的事跡卻隻字不提。我父親並沒有爭什麼，因為他早已經明白：無論自己做出何種英勇壯舉，在那個制度下都是「不可信任的人」。

儘管上面如同祥林嫂一般強調「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灌輸「階級感情」，但是人與人之間樸素的情感和良心卻戰勝了偉大領袖的號召。那次表彰會結束後，戴著大紅花的工班長私下找到我父親，紅著臉地對他說：「這個紅花應當你來戴，要不是你，別說戴紅花，我連這個工班長也幹不成了。」我父親早就已經習慣於逆來順受，於是微微一笑，回答道：「這有啥，讓你戴你就戴唄，當時如果你還在車上，肯定也會想到這個法子。」說完，無名英雄輕輕地拍了一下戴著大紅花的英雄肩膀，坦然走向林海雪原。

十、如此「友誼」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上半期，都自認為真理在手的中蘇雙方之間爭吵愈演愈烈。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現實社會主義國家，蘇共也是世界第一個共產黨。從共產國際建立開始，就實行了嚴格的組織策略，所有國家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因此，毋庸諱言，蘇共從斯大林時代開始，就具有嚴重的「老子黨」作風，對兄弟黨頤指氣使，甚至逮捕和處決兄弟黨領導人，清洗、解散兄弟國家共產黨組織。實際上，到了赫魯曉夫時代，蘇共在許多方面已經有所收斂，但幾十年養成的習慣也並非一時所能完全扭轉。所以，中共反對蘇共「老子黨」作風的鬥爭應當予以肯定。

但是，中蘇之間關係破裂的根本原因，並不是什麼長波電台、聯合艦隊，也不是反對「老子黨」作風。蘇共存在「老子黨」作風好幾十年了，為什麼以前可以忍受，現在收斂了一些卻反而不能忍受了呢？一個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外蒙古都可以放棄，那麼一個長波電台（【注】蘇方提出建設長波電台起因是，一九五八年四月，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寫信給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提出在中國南部合資建設一座新的大功率長波電台，蘇方出資百分之七十，中方出資百分之三十，建成後由雙方共同使用；中國方面認為中蘇兩國都需要這樣的長波電台，但不能搞合資的形式，可由蘇聯提供技術和設備，所需資金完全由中國支付，建成後所有權歸中國，蘇聯可與中國協商使用；最後，蘇聯同意了中國的要求並簽署了有關技術協定。以往中國出版的涉及到中蘇關係破裂的文章，只提及蘇聯要求建立長波電台的前因，卻不提蘇聯完全同意中國條件的後果，給人一種蘇方強壓中國的印象，實際上並非如此。蘇聯提出的條件，只是一種正常的協商）和聯合艦隊（【注】建立「聯合艦隊」的提議起因於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來寫信給赫魯曉夫希望蘇聯在海軍技術方面援助中國。七月，蘇聯政府在認真研究了中國的請求後提出了建議：由於蘇聯自然條件限制，不利於潛艇部隊作用的充分發揮，最好由蘇聯和中國建立一個共同的潛艇艦隊。該建議遭到毛澤東憤怒拒絕後，赫魯曉夫到中國來專程向毛澤東解釋，並收回了自己的建議）的提議，卻為何引起毛澤東這麼大的「民族主義」情緒？可見，真正導致中蘇兩個社會主義大國分道揚鑣的原因，是毛澤東反對蘇共二十大的「修正主義」路線，試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建立自己領袖地位。這一點，可以從當時中國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的所謂《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中可以得到證實。

從一九六三年九月到次年七月，《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陸續發表了《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關於斯大林問題》、《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等九篇文章，史稱《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當時我父親雖遠在深山老林，但還是非常關心中蘇關係的發展。當他從報紙上看到這些充滿著好戰口吻與極端主義的言論，心裡感到陣陣厭惡。

隨著中蘇關係的破裂，原本就在國際上就比較孤立的中國更是形單影隻。原社會主義陣營的十幾個國家裡，絕大部分跟蘇聯站在一邊反對中國，中國的朋友只剩下阿爾巴尼亞、朝鮮和北越，被人們戲稱為「兩半一小」。所謂「兩半」，是指朝鮮和北越都只有半壁江山，而且既跟中國要援助，又不願意得罪蘇聯，是「半心半意」的朋友。而「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國的，只有一個面積只有三萬多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二三百萬的阿爾巴尼亞。為此，偉大領袖曾高興地稱自己與阿爾巴尼亞是「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後來被譜成歌曲到處傳誦。除了給這個「知己」以大量援助之外，中國還進口了不少的阿爾巴尼亞商品。我父親在東北期間，曾經抽過一種阿爾巴尼亞出產的香煙，大概賣兩毛錢一包；還有一種熊油，味道還很不錯的。

然而，這個被譽為歐洲「唯一一盞社會主義明燈」的阿爾巴尼亞，也並非什麼真正的謙謙君子，而是一頭怎麼都餵不飽的惡狼，要錢要物從來都是理直氣壯、獅子大張口，稍有不滿足就不滿意。最後，連高瞻遠矚、一貫正確的偉大領袖自己都覺得力不從心，意識到這個「知己」不過是一個胃口特別好的酒肉朋友，只得落得個出力不討好的結局，也顧不得什麼「牢不可破」的友誼了。

我父親參加鐵路之後，有坐火車不花錢的便利條件，因此每年都要回鄭州探幾次親。當時我的大姑父調到了《解放軍報》，大姑一家都搬到了北京。我父親從大興安嶺回鄭州，每次都必須在北京轉車，順便也就經常到大姑家裡小住幾天。大姑父作為軍報采編人員，經常能夠弄到一些不公開放映的內部影片的票。一九六五年的新年前夕，我父親又來到北京。一天，大姑父給了我父親一張票，讓他到北京記者俱樂部去觀看一部內部影片。

等我父親到了記者俱樂部小禮堂，發現放映的是一部朝鮮拍的記錄影片，名字現在已經記不清了，大概叫《祖國解放戰爭》。我父親本來想著，既然說到朝鮮戰爭，那裡面肯定少不了志願軍的內容。但出乎他的意料，等把這部記錄片從頭至尾看完，裡面竟然一句都沒有提到「中國人民志願軍」這幾個字，甚至沒有志願軍衝鋒陷陣的任何一個鏡頭，彷彿朝鮮戰爭壓根兒就沒有中國參與一樣。我父親看電影時先是等待看裡面如何評價志願軍，再是奇怪怎麼沒有提志願軍，等電影放映完畢，就只剩下目瞪口呆了。當時記者俱樂部裡的觀眾不少，想必那些人在看影片時心情跟我父親差不多，整個劇場都靜悄悄的，一聲竊竊私語也沒有。

看完記錄片散場時，我父親發現了刻在觀眾臉上的那副錯愕的表情。大概是實在太出乎意料了，很多觀眾往外走時都低著頭一言不發。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犧牲三十七萬人，全國人民為支援前線勒緊褲腰帶，耗費了無數財富，才為金日成打出了半壁江山；而等他位子坐穩，立刻就過河拆橋，恬不知恥地偽造歷史。如此「生命與鮮血凝成的友誼」，真是名不副實。

在從記者俱樂部回大姑家的路上，我父親想起了自己在剛參軍時寫的那份要去朝鮮戰場的《決心書》，頓時感到一陣慶幸：幸虧自己當年的積極請戰沒有被上級批准。否則，就為了這麼一隻毫無廉恥、忘恩負義的白眼狼而去流血犧牲，實在是一個破錢也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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