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對我而言是感性的，在錯綜複雜的紅塵中我可以把一切簡化為兩個字：感情。
在澳大利亞廣袤近乎荒涼的土地上，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格外重要。
我憑著感情為指南走完自己的大半生，我永不放棄的羅盤，我永不放棄的愛，我堅信，愛是人類最璀璨的精神之花。
悉尼，《沃京.布魯》候機室裡，我孤零零地坐在寬大柔軟的單人沙發上，對面是個穿紅衣服的金髮女郎悠然側臥在長沙發上，眼睛安詳地閉著，身邊放著幾個大旅行箱。
飛往墨爾本的班機是十二點三十分，還有一個半小時。到澳洲快二十年，這回是我一個人獨自上路。我沒離開過蓮娜，也沒離開過遼尼亞，但為了對得起袁紅冰，我必須去開幾天會。
本來指著在袁教授召開的世界性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第一屆年會上能見到幾個老朋友，後來聽說他們一個一個都來不了，從中國到澳大利亞簽證太難辦，我最想見的老潘，簽證倒是拿下來，可她卻臨陣決定不來。
老潘是我師大女附中同學，又同在白洋澱邸莊插隊，近兩年出了一本有關我們青春年代的小說，獲了個上海頒發的長篇小說一等獎，她挺有才氣，我向袁教授推薦她。
電話裡，老潘說來了怕連累單位的領導，因為大會要求與會者一定要簽名，老潘怕簽名公佈後會追查到單位領導，因為這不是個普通的作家公議，裡面有政治內容，領導給她開介紹信去使館辦簽證並不知道就裡，到時個稀裡糊塗丟了飯碗，一家老小吃甚麼呀。
言之有理，做人不能太自私。
前幾天，我過生日，請老袁，立勇，用林，羅娜，皮特過來吃一頓，（革命對我來說，就是請客吃飯，就是寫文章，就是繪畫，就是這樣雅緻，這樣文質彬彬，這樣溫良恭儉讓。）
老袁說：「為了給潘辦簽證，我和趙晶用了四個工作日，最後請何華德幫忙才批下來的。」我想：「老潘不去，我再不去，太不地道，我跑一趟吧。」
候機室裡人稀稀落落，一個肥胖的長著絡腮鬍子的澳洲人坐到我旁邊的單人沙發上，我想肥胖是不好的，我自己也是肥胖族中的一員，我爸跟我說：「肥胖是無知與懶惰的象徵。」肥胖表明沒有科學知識，不懂得科學進食，肥胖表明不愛運動，不從事勞動。說得對，我的朋友裡沒有胖子，無論男女，個個身手矯健，我不由又想起老潘，她臨到五十多歲倒出落得跟朵花似的，看她書面封裡亭亭玉立的照片，一頭濃濃的黑短髮像微微撐開的小傘，底部向裡扣著圓圓的圈邊，像我少年時代看過的蘇俄影片《海軍少尉巴寧》裡面的虛構的法國女郎，圓邊眼鏡罩在瞇起的微笑的眼睛上，如果走在街上，我絕不會認為這是我少年時代認識的梳著兩根小刷子，駝著背，脾氣很大的老潘。
我還真挺想這個老潘，因為我跟她特談得來，完全不用顧忌甚麼，能聊天的人很多，難得的還是知根知底，從小在一塊兒，幾十年沒聯繫，通過作品瞭解對方的生活，再說「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一開口就能接上火，我們倆互相認同的一個最大的共同點是：「我們倆都不勢利。」
在白洋澱時，我找的男朋友是家在一九六八年冬天被單位以「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遣返回邢臺老家的趙京興，老潘找的於有澤的家遣返得更早，是一九六六年紅八月被紅衛兵遣返的。
如果說我當時還抱著幻想用趙京興的才華來拯救天下蒼生的話，老潘找餘有澤更無一點實用價值。余有澤有文學才能，會寫詩。
在《抒情年代》這本書裡，老潘盡興描寫了她和餘的相識，相戀與相知，當然餘的名字用英文字母N來表示。
我認為她寫的都是具有深刻意義的雞毛蒜皮，「你為甚麼不寫『紅八月』？」「我怕寫了無法出版。」而慘無人道的『紅八月』是經歷文革每一個人無法迴避的史實，有一批年輕反叛者的出發點就是從那「千里易逝，共產黨罪孽難消!」（引自仲維光《自由文化運動與中國知識傳統的重建-極權主義及其文化問題批判》）的歲月開始。
我認為她的書裡最缺欠的是英雄主義，所以我深深同意某位評論家的評語：「好看，但不震撼。」
我親愛的朋友老潘的的確確是個非政治性的人物，但卻為政治原因我無法與她相見，無法徹底抵足交談，我深感遺憾。
墨爾本之行，我只能呆三天，我除了幾件衣服，幾條內褲，還帶了一本香港星輝出版社二零零五年出版的《生之舞》，丁冬一共送我兩本，我要送一本給為這本書集結成集費很大的心血的原《大洋時報》副刊總編阿木。
我打電話給丁冬，問他想不想來參加這個會，他說他今年已經來過澳洲了，如果可能，希望我能幫他太太邢小群女士過來看看，邢女士亦是著名作家。我打電話時還不知道丁冬這樣國際知名的大學者剛剛被公安局「請」了一趟，為他給某人出版書的事，可惜我沒能幫上邢女士。
王友琴能來卻不肯來，她對我說她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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