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对我而言是感性的，在错综复杂的红尘中我可以把一切简化为两个字：感情。
在澳大利亚广袤近乎荒凉的土地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格外重要。
我凭着感情为指南走完自己的大半生，我永不放弃的罗盘，我永不放弃的爱，我坚信，爱是人类最璀璨的精神之花。
悉尼，《沃京.布鲁》候机室里，我孤零零地坐在宽大柔软的单人沙发上，对面是个穿红衣服的金发女郎悠然侧卧在长沙发上，眼睛安详地闭着，身边放着几个大旅行箱。
飞往墨尔本的班机是十二点三十分，还有一个半小时。到澳洲快二十年，这回是我一个人独自上路。我没离开过莲娜，也没离开过辽尼亚，但为了对得起袁红冰，我必须去开几天会。
本来指着在袁教授召开的世界性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上能见到几个老朋友，后来听说他们一个一个都来不了，从中国到澳大利亚签证太难办，我最想见的老潘，签证倒是拿下来，可她却临阵决定不来。
老潘是我师大女附中同学，又同在白洋淀邸庄插队，近两年出了一本有关我们青春年代的小说，获了个上海颁发的长篇小说一等奖，她挺有才气，我向袁教授推荐她。
电话里，老潘说来了怕连累单位的领导，因为大会要求与会者一定要签名，老潘怕签名公布后会追查到单位领导，因为这不是个普通的作家公议，里面有政治内容，领导给她开介绍信去使馆办签证并不知道就里，到时个稀里糊涂丢了饭碗，一家老小吃什么呀。
言之有理，做人不能太自私。
前几天，我过生日，请老袁，立勇，用林，罗娜，皮特过来吃一顿，（革命对我来说，就是请客吃饭，就是写文章，就是绘画，就是这样雅致，这样文质彬彬，这样温良恭俭让。）
老袁说：“为了给潘办签证，我和赵晶用了四个工作日，最后请何华德帮忙才批下来的。”我想：“老潘不去，我再不去，太不地道，我跑一趟吧。”
候机室里人稀稀落落，一个肥胖的长着络腮胡子的澳洲人坐到我旁边的单人沙发上，我想肥胖是不好的，我自己也是肥胖族中的一员，我爸跟我说：“肥胖是无知与懒惰的象征。”肥胖表明没有科学知识，不懂得科学进食，肥胖表明不爱运动，不从事劳动。说得对，我的朋友里没有胖子，无论男女，个个身手矫健，我不由又想起老潘，她临到五十多岁倒出落得跟朵花似的，看她书面封里亭亭玉立的照片，一头浓浓的黑短发像微微撑开的小伞，底部向里扣着圆圆的圈边，像我少年时代看过的苏俄影片《海军少尉巴宁》里面的虚构的法国女郎，圆边眼镜罩在眯起的微笑的眼睛上，如果走在街上，我绝不会认为这是我少年时代认识的梳着两根小刷子，驼着背，脾气很大的老潘。
我还真挺想这个老潘，因为我跟她特谈得来，完全不用顾忌什么，能聊天的人很多，难得的还是知根知底，从小在一块儿，几十年没联系，通过作品了解对方的生活，再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一开口就能接上火，我们俩互相认同的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是：“我们俩都不势利。”
在白洋淀时，我找的男朋友是家在一九六八年冬天被单位以“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遣返回邢台老家的赵京兴，老潘找的于有泽的家遣返得更早，是一九六六年红八月被红卫兵遣返的。
如果说我当时还抱着幻想用赵京兴的才华来拯救天下苍生的话，老潘找余有泽更无一点实用价值。余有泽有文学才能，会写诗。
在《抒情年代》这本书里，老潘尽兴描写了她和余的相识，相恋与相知，当然余的名字用英文字母N来表示。
我认为她写的都是具有深刻意义的鸡毛蒜皮，“你为什么不写‘红八月’？”“我怕写了无法出版。”而惨无人道的‘红八月’是经历文革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史实，有一批年轻反叛者的出发点就是从那“千里易逝，共产党罪孽难消!”（引自仲维光《自由文化运动与中国知识传统的重建-极权主义及其文化问题批判》）的岁月开始。
我认为她的书里最缺欠的是英雄主义，所以我深深同意某位评论家的评语：“好看，但不震撼。”
我亲爱的朋友老潘的的确确是个非政治性的人物，但却为政治原因我无法与她相见，无法彻底抵足交谈，我深感遗憾。
墨尔本之行，我只能呆三天，我除了几件衣服，几条内裤，还带了一本香港星辉出版社二零零五年出版的《生之舞》，丁冬一共送我两本，我要送一本给为这本书集结成集费很大的心血的原《大洋时报》副刊总编阿木。
我打电话给丁冬，问他想不想来参加这个会，他说他今年已经来过澳洲了，如果可能，希望我能帮他太太邢小群女士过来看看，邢女士亦是著名作家。我打电话时还不知道丁冬这样国际知名的大学者刚刚被公安局“请”了一趟，为他给某人出版书的事，可惜我没能帮上邢女士。
王友琴能来却不肯来，她对我说她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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