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上） 慾加之罪
一
1957年7月25日，新華社在中央機關反右鬥爭蓬勃開展的綜合新聞中，點了我的名。8月7日，新華社又專門以《新華社揭發反黨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黨言行》為題，發了一條長達3000多字的新聞，竭盡胡謅編織之能事。其全文如下——
新華社揭發反黨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黨言行
【新華社北京7日電〕新華通訊社總社最近以來連續舉行了五次座談會和大會，揭露和駁斥黨內右派份子戴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和反對蘇聯的一系列的反動言行。
戴煌是新華社記者，在1944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他就對黨不滿，反對黨，以致企圖組織「共產黨革命委員會」來推翻中國共產黨。戴煌曾說，如果共產黨再不改正「錯誤」的話，他就要組織新黨。他說，這個新黨的名字沒有定，叫「新共產黨」，或者叫「共產黨革命委員會」，或者叫「第三黨」。按照他的說法，這個新黨的綱領、目的就是要「消除幹部和人民之間的生活剪刀差」、「實現民主自由」和「消滅特權階級」。 他所說的「特權階級」就是對中國共產黨黨員和國家機關幹部的誣稱。
戴煌利用記者工作上的便利，到處蒐集攻擊黨的「材料」，隨時隨地進行造謠誣蔑。他的狂妄的反黨言行是一系列的，它涉及到對中共中央的領導、國家制度、社會主義建設、國際問題以及人民新聞事業等各個方面。
去年11月，戴煌就開始寫給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萬言書」（此信還未寫完），對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進行了惡毒的誣蔑和攻擊，他在「萬言書」中談到「今天有沒有官僚統治和特權階級」的問題時肯定地說，「特權階級是存在的，即使它沒有構成全國統一的階級，但是作為這個階級的胚胎，正在全國各地形成和發展中。」
按照戴煌的荒謬的說法，這個「特權階級」已經成了一個非要打倒不可的「剝削階級」了，他硬說這個所謂「階級」同人民之間有著「生活的剪刀差」。為了證明他的這個謬論，他竟無恥地捏造了這樣的「事實」：「除大米之外，佔人口5％的革命者的消費量一定會比佔人口80％以上的農民的消費量要多得多！」他惡意地煽動說：「豬肉和食油都讓共產黨員和幹部們吃掉了。」他叫喊：「我國的農民是太苦了，太苦了！」老百姓已經「悲痛地失望了」。甚至，他竟這樣叫囂說：「舊的統治階級被打倒了，新的統治階級又站起來，再發展下去和台灣合併算了！」
戴煌在「萬言書」中還用他去年回家（他的家在江蘇省阜寧縣溝墩鎮）蒐集的一個違法亂紀的幹部的材料，作為攻擊黨的「最有力」的炮彈。他把這個幹部的材料加以渲染誇大，他說：「今天的人民和我們的黨距離得多麼遠！」「全國每個角落，哪裏沒有這種黑暗的深淵！」
戴煌攻擊的矛頭集中指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和黨的各級領導機關，他說，「壞幹部之普遍及其罪行之嚴重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層的官僚習氣。」他說，他原先「只以為中央是清醒的，會為人民迅速辦事的，誰知道也是同樣的官僚，官僚！」他竟狂妄地認為，造成目前這種「全國性的缺點和錯誤」，中共中央應該出來檢討。他甚至惡毒地攻擊中共中央說，「不要自負為英明的神吧！」他狂妄地要中共中央「老老實實」，「要敢於承認自己的不足」。
直到反右派鬥爭開始以後，戴煌還仍然繼續肆無忌憚地向黨和國家進行惡毒的攻擊。在6月13日的一次座談會上，他向黨放出了一支最惡毒的箭，他說，他對國家的意見，「用五個大字來概括——神化和特權——這就是國家矛盾的根源。」這五個大字，就是戴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的基礎。
戴煌誣蔑說，自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認為「自己高於一切」，「把自己神化了」。他對黨和國家的幹部極盡誹謗之能事，他說今天的幹部是「在老百姓頭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他企圖把全國的幹部一棍子打死，硬說，「高級幹部違法亂紀，低級的基層幹部無法無天」，「除殺人放火外，無惡不作」。他強調這一切都「應該由中央負責」。他狂妄地攻擊中國人民敬愛的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說他對毛主席是「早就懷疑的」，說自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他就「開始懷疑毛主席犯錯誤」。
在大家的揭露下，戴煌承認他「誣蔑黨的『神化和特權』的說法，不是隨便說的，而是久經考慮的」。當同志們質問他為什麼到處散佈反動言論時，他說，他「要喚起群眾，目的是要喚起『有良心的黨團員』，對黨施加壓力，以改變現狀」。戴煌所說的「改變現狀」，就是他在反右派斗爭中所承認的要組織「第三黨」，取消共產黨的狂妄企圖。
不僅如此，戴煌還不惜從各個方面來詆譭新中國。他甚至把今天我們國家偉大的建設事業也看成是「今人詛咒的『譁眾取寵』的事情」。他認為，建造武漢大橋、飛機工廠和改造黃河，那也不過是「全世界的科學技術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不值得「自豪」的。
同時，戴煌還公然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來詆譭蘇聯。匈牙利事件發生後，戴煌反對蘇聯出兵援助匈牙利鎮壓反革命叛亂。他說，蘇聯的出兵，「從公正及道義上」來說，「是講不過去的」。他並且完全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地說：「如果說蘇聯出兵是對的，那麼美國幫助蔣介石也是對的。」
戴煌對黨的新聞事業進行了惡意的攻擊。他強烈地要求取消黨對新聞事業的領導，向黨要求新聞事業的「獨立性」。他誣蔑人民新聞事業是「愚民政策」。他更到處惡毒攻擊新華社的領導人，他的目的是撤掉這批領導人，拆掉新華社。去年9月，有人控告他在家鄉私自召集地主、富農、被斗家屬開會，蒐集村幹部的材料，煽動群眾鬥爭村幹部。為了查明真相，新華社派人到他的家鄉進行調查。戴煌對這件事情非常憤恨，他到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控告新華社採取「秘密警察手段」，對他實行「政治迫害」。
戴煌還同社會上其他右派份子互相呼應。他認為葛佩琦說要殺共產黨員的說法「有其道理」，他同意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和儲安平的「黨天下」等謬論。反擊右派的鬥爭開始以後，戴煌還說：「黨內『三害』的危害性遠遠超過右派，為什麼現在不反『三害』卻反右派？」
戴煌口口聲聲說他是「人民的喉舌」。他說，他對浪費國家財產、揮霍人民血汗的人「恨之入骨」。可是，根據大家的揭露，他恰恰是一個極端自私自利的偽君子。他一貫地追求個人名譽地位。去年，戴煌領了1200元稿費，一個錢也沒有交黨費，自己大肆揮霍，大吃大喝。在國家和黨號召認購建設公債時，他只認購40元。他在做駐越南記者回國時，曾經多領了兩個月的國外工資。去年他為不給他提級，內心極為不滿。
新華社的工作人員對於戴煌這種種反動言行表示極大的憤慨，他們指出，戴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右派份子；由於他披著共產黨員的外衣和打著新華社記者的幌子，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大家還揭露，戴煌老早就站在同黨和人民敵對的立場上。從解放後一進入城市，他就開始犯錯誤，後來在國內和國外做記者工作期間，又屢犯錯誤，黨曾不斷地給予教育和批評，希望他認識和改正錯誤。可是，戴煌不接受這些教育，相反他對黨深懷不滿，對於屢次所犯的錯誤，或者當面抗拒，或者假檢討而後推翻，然後更加猖狂地攻擊黨。
從去年起，戴煌就更加露骨地處處同黨對抗，處處鑽空子，他甚至說，「領導就是官僚主義」，「所有反領導的人，都是好人」，他表示要同他所說的「官僚特權集團」鬥爭到底。他並且在黨的會議上公開宣佈，他要「準備受打擊」，「準備坐牢」。這種種情況，都說明了戴煌走上反黨的道路絕不是偶然的。同時經過幾次會議的揭發，在大量事實面前，戴煌還承認在他的周圍有一個「小圈子」，進行了一些反對領導反對黨的活動。
新華社的編輯、記者和工作人員們認為，戴煌是記者群中的害群之馬，他們一致表示要決心繼續揭露和批判他的一切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言行，要他徹底繳械投降。
二
不難看出，這條新聞的主要內容，幾乎都是從我那被稱之為「萬言書」的尚未寫完的長信及日常言談中摘出的片言只句，而且對我的人格也進行了污蔑誹謗。
不說別的，單說「戴煌領了1200元稿費，一個錢也沒有交黨費」等等來說，就完全不是事實。
這筆稿費，我確實是拿過的。但是稿費一到手，我就遵照黨的「額外收入繳納黨費5％」的規定，如數繳納了黨費。我所以沒能超額繳納，是因為上有老母需要 奉養，一個沒有分文收入而又害有肺病的姐姐需要我的接濟，一個哥哥因子女眾多欠了國家銀行的貸款需要我幫助償還，另有幾個讀中學的侄兒需要我幫助他們交納 學費和伙食費，我哪有能力購買過多的建設公債和超額繳納黨費？
所謂「自己大肆揮霍，大吃大喝」，也不過是給自己的妻子做了一套衣服，花去了幾十元；身邊的同志說「拿了稿費要請客」，請他們到西單商場內的峨眉酒家吃了一頓晚飯，連酒水在內也只花了十元左右。
所謂「在做駐越南記者回國時，曾經多領了兩個月的國外工資」，這是似是而非的謠言。事實上，當時決定我回國休假，我的行裝和日常用品都還放在 河內，由於妻子剛生了孩子，蘇北老家又急需用錢，才預領了休假兩月的工資，休假結束後，才決定我不再去河內，這怎麼能說成是「多領了兩個月的國外工資」 呢？
至於「去年他為不給他提級，內心極為不滿」，這更是沒有影兒的事。事實上，1956年秋天國家為大家普遍調級時，我剛進外交學院學習。按照 當時的規定，凡是脫產學習的人員，一般均不在這次提級之列。可是，在我根本不知情的背景下，新華社主動給我提了一級，我還有些莫名其妙，何來的所謂「內心 極為不滿」？！
對所有這類問題，以及對國家政治生活和黨的方針政策方面的問題，在「批判揭發」我的大會小會上，我都曾反反覆覆地作過完整的闡述與說明。但是擅長於胡謅的高手們仍要如此活靈活現地予以編造與歪曲，以混淆視聽。
這就是一些「老戰友』與「老同志」！
三
這條新聞，儘管如此地背離事實真相，但既然由新華社公開播發了，第二天的全國各大報都普遍照用不誤，並隨心所慾地標出了「各有千秋」的大標題——
《人民日報》：《清算這個極狂妄極反動極卑鄙的反黨分子，新華社連日來圍剿戴煌》；
上海《文匯報》：《戴煌想幹什麼？》
…………
香港的一家別有用心的報紙在其頭版頭條，刊出火柴盒大小的九個大字：「新華社記者也反中共！」
台灣方面，則以台北新聞界名義向我發佈了公開信：「歡迎戴煌先生到台灣來。」
路透社駐北京記者漆德衛，在其《北京反「右派」的浪潮》的新聞中，前半段說的是丁玲與「丁陳反黨集團」，後半段就寫到了我這個被他稱做的「新華社的年輕工作人員」。
法新社駐香港記者洛甘，當天就摘轉了新華社的這篇稿件，說「新華社指出這個共產黨員記者自從1944年起就是一個反黨分子」，「人們揭露戴煌 曾經著手寫了給毛澤東主席的萬言書，在其中攻擊共產黨領袖，指責黨的幹部對群眾採取狂妄和傲慢的態度。戴煌是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發動他的進攻 的。」等等。
緊接著，由新華社解放軍分社供稿，《解放軍報》發表了這樣一條新聞：《新華社解放軍分社，攻破一個右派小集團》。它的全文如下——
新華社解放軍分社攻破一個右派小集團
本報訊 新華通訊社揭露出解放軍分社一個以戴煌和李耐因為首的反黨右派小集團。這個小集團的另外兩個成員是韓慶祥、路雲。他們四個人都是解放軍分社記者，大尉銜派遣軍官。在新華社國內新聞編輯部12日舉行的最後一次鬥爭大會上，戴煌、李耐因等已經被迫低頭認罪。
戴、李反黨右派小集團的全部成員都是披著共產黨員外衣的野心家，他們從1955年以來，長期地懷著極端個人主義和極端對黨不滿的情緒，經常地背著黨和組織糾合在一起，謾罵和誣蔑新華社的許多領導同志，打擊排斥別的軍事記者，進而對黨的領導、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政治制度。新聞事業以及國際關係等多方面，「共鳴」了許多反動言論。右派份子戴煌就是根據這些反動言論寫了一部惡毒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萬言書」，他並且還在小集團中醞釀過要組織「第三黨」、對共產黨進行鬥爭的狂妄企圖。
戴、李小集團誣蔑我們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是「新貴族」、「特權階級」，並且荒謬地說這是「經濟條件和生活條件決定意識」。他們歪曲黨的集中領導制度「必然會產生個人崇拜」。由於他們對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假民主很欣賞，因而大肆攻擊我國的選舉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民主」。他們同黨外的右派份子一道高唱「今不上。昔」「中不如外」的反動論調，來詆譭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荒謬地說像長江大橋和飛機製造廠等偉大工程「也不過是世界現代科學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因為戴煌、李耐因等大多出身於地主階級和深受剝削階級反動思想的影響，所以在他們眼中的我國農村也是「黑暗和痛苦的深淵」，因此狂喊「農民太苦了！」「共產黨忘本了！」等等。同時，他們還誹謗我國的教育事業也「比不上解放以前」，文學藝術不如「五四」時代，電影藝術多半是「公式化」，新聞事業是「教條」，不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他們對我們偉大鄰邦蘇聯的許多誹謗，實際上和帝國主義的叫囂一模一樣。
戴、李小集團還曾經處心積慮地陰謀篡奪解放軍分社的領導權，妄圖把資產階級的反動新聞觀點強加於黨，變解放軍分社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陣地。在這一重大的陰謀活動中，戴煌、李耐因分別以小集團的「統帥」或「軍師」身份，指揮、率領著「急先鋒」韓慶祥和「大將」路雲一道，向黨發動了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的猖狂進攻。
戴、李小集團選擇了去年春天新華社國內分社會議的時機，發出這一進攻的信號。他們在這次會議中利用當時軍事記者們的某些不健康的情緒，並且蓄意捏造了許多謊言，煽動軍事記者在會議上「訴苦」，藉此對新華社領導進行惡毒攻擊。
當新華社為了加強軍事報導和便於培養軍事記者，決定集中新華社海防前線分社、志願軍分社和國內部軍事新聞編輯組的全部軍事記者成立解放軍分社，而解放軍總政治部對這一措施也表示完全贊同時，戴煌、李耐因等開始反對，繼而認為此事大有可為，便密謀出一套同總政、新華總社的領導意圖相對抗的「方案」。他們借口「把軍事報導提高到國際鬥爭水平」、「準備應付戰爭」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根本否定和平建設時期的軍事報導，並主張除了「只留幾個人看門」以外，調大多數軍事記者去學習外文等技術知識，學習回來只寫自己願意寫的任何東西，所謂「自由發展」。此外，他們並且堅決反對解放軍分社接受總政的領導。這個「方案」實質上是戴、李小集團企圖篡改解放軍分社政治方向的綱領。當總政和總社不同意這個「方案」，提出解放軍分社「以工作為主，照顧學習」的方案時，戴、李小集團採取堅決反對的態度。接著，李耐因和戴煌又密謀出另一個「解放軍分社歸總政建制，同時保留新華社軍事組」的「方案」來，企圖把軍事組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而與總政領導的解放軍分社分庭抗禮。他
們還狂妄地在小集團中對這個「軍事組」的方針、編製、人選等都作了具體安排，密謀抬出李耐因當「軍事組」組長。可是他們的這個陰謀在領導和其他軍事記者的堅決反對下又告破產了。
從此，自稱「把握情勢，制定決策，劃分階段，指揮鬥爭」的李耐因，便遷怒於受總社領導上委託負責籌建解放軍分社的同志，而要戴煌、韓慶祥、路雲出面，四處散佈流言蜚語，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並且還威脅總社領導說：要「聯名抗議」，「集體罷工」！李耐因並親自趕往福建前線蒐集材料，企圖騙取駐福建前線的軍事記者的支持。小集團還背地策劃、積極活動奪取采編主任職位，以便控制解放軍分社。甚至捏造「群眾要聯名向中宣部控告」，公然誣蔑新華社領導同志。
在解放軍分社成立後的一年來，李耐因和韓慶祥共同採取對工作消極對抗的態度，在軍事記者中挑撥是非，製造不和，並向總政宣傳部新聞處、解放軍報以及首都各報社和廣播電台的派遣軍官，大肆散佈攻擊解放軍分社領導同志的讕言。他們還採取了許多極為陰險卑鄙的手段，破壞「八一」三十週年的報導，企圖藉此把解放軍分社的領導同志打下台，把解放軍分社搞垮。
新華社的編輯、記者和工作人員們一致認為，戴煌、李耐因反黨右派小集團長期以來早已墮落成為資產階級右派在黨內的代理人，他們一年多來對黨的瘋狂進攻，實質上是一場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激烈的政治鬥爭。新華社從7月中旬開始發動對右派份子戴煌的鬥爭以及繼而揭發出小集團的內幕以來，到本月12日為止，先後舉行過三十多次大會和小會，終於迫使這群右派份子不得不在大量的事實和真理面前低頭認罪。
（新華社解放軍分社供稿）
看了《解放軍報》在頭版刊登的這篇報導，可謂羅織他人罪名的「高手」們的又一「傑作」。至此存照，使人們一窺那個時代這些「高手」們歪曲捏造、致人於死地的毒辣手段。
事實真相是，我與李耐因、韓慶祥、路雲同志都在抗日戰爭中後期參加了八路軍、新四軍，解放戰爭開始都從事新華社軍事報導，在橫渡長江後或抗美 援朝戰爭期間又曾一道工作，調總社後又在同一個部門，自然熟悉親近些。沒想到這就成為一條罪狀——「為什麼你們來往多？這還不是『小圈子』、『小集團 』？」先定「罪」，後「求證」，一個「反黨的」、「有陰謀」的「右派小集團」就這樣下了定論。
因為定為「反黨的」、「有陰謀的」、「篡奪領導權」的「右派小集團」，於是正常的出差去作報導工作，也成為「陰謀活動」；正常的座談會上的 發言，也成為「互相呼應」；連日常的閒聊天，也成為「背著黨」的「小集團活動」，那「目的」據說是為了「奪取領導權」。原先的軍事組和後來的解放軍分社充 其量不到十個人，而把這個「小集團」竟描繪成有「統帥」、有「軍師」、有「大將」、有「急先鋒」、有「綱領」，還有什麼「把握情勢，制定決策，劃分階段， 指揮鬥爭」的一套「戰略戰術」，不啻是一場奪取國家政權的「宮廷政變」，這豈非咄咄怪事！真是可悲又可笑！
四
隨之，江蘇省的《新華日報》發表了《「戴青天」還鄉記》，把我家鄉的那個最壞的新惡霸描繪成了一個大好人。似乎我既然成了「敵人」，那麼「敵人」所反對的，當然就是「好人」了。
新華社機關報《前進報》也發表了一篇文章：《親者痛，仇者快》，把新華社的那條電訊在國內外引起的一切惡果的責任，全部推在我的身上。
霎時，我硬是被一些人推進了萬丈深淵，跳下黃河也洗不清了。
不僅如此，凡是平時與我比較談得來的同志，不是「反黨右派小集團成員」，就是「右派份子」或「中右分子」，幾乎無一倖免。根本不是什麼「擺事實，講道理，分清是非」，而純粹是徇私報復，落井下石，搞臭罵臭，濁流橫溢。
這樣的所謂「批判鬥爭」，對我整整進行了三個月。
不過在這裡我應該說一句公平話：雖然對我進行了長達三個月的「批判鬥爭」，在語氣文字上對我進行了許多惡意的誣蔑誹謗，但在行動上並未損害我的人身尊嚴。
當時，正處於悶熱的夏天。我忙於記錄別人的批判發言和所提的問題，緊張得汗流泱背，社黨委書記普金在一旁給我扇扇子，社黨委委員了九遞毛巾擦汗並倒來了茶水。這些文明舉動，非「文化大革命」中的拳打腳踢「造反有理」可以同日而語的。
後來，也許全社接踵而出的「右派份子」太多了，連一位汽車司機和一個未滿18歲的電台練習生也被「揪」出來了，實在「批」不過來了，才草草結 束了對我的「批判」，叫我寫「檢討交代，提高認識」，同時「必須認真學習康生同志選定的九部馬列著作，爭取回到黨的正確路線上來。」
此刻，我內心鬥爭之猛烈，猶似江海洶濤之激盪！
（待續）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