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112)

第十章 組織部裡的年輕人

十四、下崗工人 （上）

計劃經濟時代的企業只講產量產值，不需要自己操心虧損還是盈利，虧損的企業靠上級的撥款仍舊維持著生存，因此國有企業真實的經營情況被掩蓋起來。一九七六年時，全國就已經有三分之一的國有企業陷於虧損狀態，投資利潤率、資金產值率不斷下降。八十年代國有企業試行承包制改革和廠長經理負責制，不但沒有改善國有企業的處境，反而因為監督缺位造成國有企業資產的進一步流失。以前的國有企業，工人小偷，領導大偷；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演變了廠長經理的大口鯨吞，把國有企業掏成空殼後一拍屁股走人，自己發財或者異地做官去了。恰逢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企業需要自己找市場、搞競爭。在短缺經濟時代，即使是殘次產品也是不夠用的，根本談不上什麼競爭。到了物資豐富年代，昔日「皇帝女兒不愁嫁」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回頭了。由於這幾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一股國有企業破產倒閉、工人下崗失業的風潮席捲了中國大地。在這場來勢洶洶的失業大潮中，我在鄭州的兩個表姐、兩個表姐夫、表嫂，在武漢的堂兄、堂嫂均成為數千萬失業大軍的一員。我的父母雖沒有領到「下崗證」，但也跟下崗人員一樣，一連幾年拿不到一分錢工資。

我最早聽說下崗的概念是在一九九○年我輟學的那半年。不過那時不叫下崗，而叫「放假」。當時鐵Z局有很多青年工人沒有活幹，紛紛「放假」回家。那時正是一九八九年事件剛過，新領導人特別重視社會穩定工作，因此下令銀行發放「安定團結貸款」，就是沒有活幹也要貸款發工資。後來我在銀行的時候見到過不少「安定團結貸款」造成的呆賬壞賬，企業早就不存在了，賬卻還掛在銀行。到了一九九二年，開始實行內容是打破鐵飯碗、鐵交椅、鐵工資的「破三鐵」改革，結果矛盾激化，出現不少被裁員回家的工人跳樓自殺和行兇報復的事情，於是漸漸地就不提「破三鐵」了。

「破三鐵」不提了，可國有企業的困境卻愈演愈烈。銀行的「安定團結工資」救救急可以，但長期靠銀行貸款養活著幾千萬張嘴坐吃山空，也畢竟不是長久之計。這些虧損企業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發工資，轉眼就山窮水盡了。說到國有企業工人下崗，我作為一名工人子弟，自然不會贊同某些養尊處優的經濟學家和官僚們所說的那樣是所謂「改革的陣痛」。在我看來，這是長痛，為以前的統治者試圖一步登天地搞社會實驗所付出的慘痛代價。

作為從小在鐵路工人社區長大的工人後代，我自然對工人階級懷有深厚的情感，對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一直著意地關注。多年來，我比較注意研究和思考國有企業現象。恰好我的工作讓我有機會觸及很多國有企業，與企業的幹部職工接觸。根據我的觀察，中國的國有企業具有一些在西方國家企業根本就沒有的劣勢，這是導致中國國有企業問題嚴重的根本原因。這些劣勢表現在：

一是沒有競爭，企業沒有正常的淘汰機制，企業沒有憂患意識和進取精神。正常的企業如同人一樣，具有生老病死的過程。西方國家的老企業破產、新企業興辦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然而在中國以前的幾十年裡，由於強調所謂的「社會主義優越性」，企業能生不能死，一個企業無論多麼孱弱，多麼不合時宜，都可以無憂無慮地存在下去。許多早就應當破產倒閉的企業，卻不退出市場，繼續徒然地耗費著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例如青海省的一個汽車廠，是在搞「小而全」時代上馬的，全廠幾千號工人，一年靠手工敲敲打打只能造幾千輛汽車。這種手工作坊式的企業，哪裏能跟現代化的汽車生產線競爭呢？可是幾十年時間裏，中國竟然沒有一部《破產法》，直到一九八八年，瀋陽防爆器材廠才成為第一個破產退出市場的企業。到了改革開放後競爭興起，這些一無優勢、二無積累的企業，自然成為第一批淘汰對象。

二是沒有集約經營意識，只有粗放經營傳統。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片面追求產量產值、不管質量效益；企業一味擴大生產規模，不注意搞技術革新和產品的升級換代；企業技術陳舊設備落後，產品「傻、大、黑、粗」，質量低劣，能源和原材料耗費卻相當驚人。從二○○○年到二○○四年間，我曾經多次到幾個瀕於破產的老紡織廠調研，發現這些廠均有同一個特點：多是六、七十年代興建，自興建之日起，就有許多機器是從上海淘汰下來的、三四十年代生產的舊紡織設備，早就過了報廢年限，故障多、殘次品多。然而在盲目追求產量的計劃經濟年代裡，這樣的企業數量很多。只要完成生產指標就行了，產品質量再差也可以進產值。企業的生產利潤全都作為利稅收上去，企業自身沒有積累，也無力進行技術和設備革新。到了市場經濟年代，面對新建集約型企業生產的高質量、低價位產品的競爭，這類企業怎麼能招架得住呢？

三是國有企業之間、銀行與企業之間不存在真正的市場關係。無論是甲企業還是乙企業、無論是丙銀行還是丁銀行，都是國家的，相互之間的關係無非是一件衣服上的這個都還是那個兜。企業沒有信用意識，三角債拖欠嚴重，九十年代初全國投入上千個億清理三角債也沒弄出個頭緒來。一九九九年底我到一個大建築企業去，看到企業當年應收賬款竟有五個多億，多是一欠四五年的陳年老賬，甚至還有十幾年前的欠賬。那個企業窮困到什麼程度，可以這麼形象地說：企業已經拖欠了九個多月的工資，臨近新年企業千辛萬苦籌集了二百萬元發放過節費，四萬名職工人均五十塊；據說附近有些娛樂城裡的做台小姐就是該企業一些女職工，妻子坐台被人家客人摟摟抱抱，丈夫卻還得接送。銀行也沒有風險防範意識，企業要錢就給。前面提到的「安定團結貸款」，就是一種明知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也要給的錢。銀行的資產是靠吸收老百姓的儲蓄負債得來的，是要還的；銀行大量貸款收不回來，只好拚命拉存款寅吃卯糧地維持頭寸。企業的資產也是國家的，地皮也是國家的，銀行就是打官司也難以收回來，慢慢地就流失掉了。即便是打了官司，也不過從這個兜裡掏到那個兜裡，還要繳納一筆數額不小的訴訟費、代理費、執行費、過戶費、拍賣費。但是早晚有一天這些錢還要有個說法，那時還需要全體老百姓再付出一次代價。這種沒有信用意識，是體制性的誠信缺失，加劇了當代中國社會原本就嚴重的缺乏誠信問題。

四是法制、法規不健全，行政干預嚴重。中國的國有企業多有上級主管部門，企業法人由主管部門指派，外行領導著內行，甚至企業經營行為都由上級主管部門指手畫腳。培養一個既懂市場、又懂經營管理，既不謀私利、又肯於真抓實幹的企業家本來就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在上級主管部門的行政干預之下，企業法人說換就換。中國是個官本位的國家，社會精英多集中在權力部門而不是經濟部門，一個優秀的企業家最好的結果就是獲得提拔去當官，而不是辦企業，這是人才的巨大浪費。俗話說「術業有專攻」，一個優秀的企業家，未必是一個稱職的官員。而在西方國家，除了要求企業照章納稅和正當經營以外，政府並不怎麼管企業的經營，人家的企業反而生存的更好。這就是一個悖論：西方國家的對企業放任自流，政府只管創造外部環境，制訂法律法規；而在中國，政府對企業抓得很死，什麼都要管，卻又管不好；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獨獨忽視了為企業創造外部環境，造成企業行為失當、假冒偽劣盛行。二○○○ 年，我與某縣一位管工業的副縣長談話時，那位縣長就曾經得意地說：「縣裡的那些企業，都是我們手裡掐著玩的。」我還見過一個瀕於破產的服裝廠，這個廠原本在建立之初生意紅火，是當地的明星企業。然而上級主管部門撤換了原來的廠長，非要搞承包制改革，讓私人承包了這個企業。私人拿著國有企業的資產一點也不心疼，大搞短期行為，短短幾年就讓企業從原來的生意興隆變成瀕於破產。承包期滿，承包人吃肥了，自己發財去了，留下五百多名走投無路的工人。

五是中國沒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企業包袱重。在一些西方國家，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開始陸陸續續地向福利國家過渡，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無所不包的高水平福利體系。一個人從上幼兒園起就享受補貼；上中小學則是免費受教育，有的國家還提供免費的午餐；上公立大學免費或低價，只有私立大學才是全自費的；失業則提供失業保障金，對低收入者提供廉價住房；看病則有全民免費醫療或者是醫療保險；老了則有社會發放的養老金或養老保險。企業除了在經營正常時為了這些福利的實現繳納各種稅收外，基本沒有什麼額外負擔。而中國不一樣，雖然福利水平很低，但無奈人太多，負擔也不輕，全都由單位背著，企業效益好時沒有居安思危，而是大手大腳地花錢，利稅全部上繳；效益一旦不好，也要維持著福利開支，更加舉步維艱。我父親年輕時單位有公費醫療，但那時身體健康，除了感冒發燒拉肚子外沒什麼大毛病；等到老了得了重病，單位卻因為不景氣報銷不了醫藥費，前前後後治病花掉了二十四萬，絕大部份都是我母親糊燈籠賣掙的錢和子女掏的錢。而那些沒有錢的工人得病，只有回家等死一條路了。就連企業的退休人員也要企業負擔，有些企業歷史悠久的，退休的比幹活的還多。這樣的企業，怎麼可能好起來？

六是企業內部缺乏正確的激勵淘汰機制。只要不犯政治錯誤就能進不能出，無論多麼不稱職的人都照樣拿工資；企業內部份配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干和不干一個樣，幹好干壞一個樣；養舒坦了一批懶人笨人，傷害了一批能人勤者；到了改革後人們漸漸獲得了擇業自由後，很多能人紛紛離開國有企業另謀高就，而相對能力較弱的卻沉澱下來，企業的人員素質越來越差。其實大家可以認真回憶一下，七八十年代的國有企業，有幾家不是每天上班時間在大門口、車間裡聚集一幫無所事事的人吹牛聊天或者忙私活的？我接觸過一個總是發生請願事件的建築機械廠，這個廠的職工裡有相當一部份是老職工子弟接班入廠。由於文化層次低、責任心差，經常發生一些事故和人為損壞設備的情形，也經常出現做私活佔用公家東西現象，甚至部份職工監守自盜，偷拿一些半成品、物料、模具、圖紙、工器具賣給廠外私人經銷部。一九九六年夏季一場暴雨後，該廠的部份圍牆倒塌，廠裡讓職工砌牆，由於出價低竟然沒人願意幹活，不得已請來一個農村建築隊。一九九七年底新來了個廠長，要加強勞動紀律，對幾個外出攬活的職工做出了處分，結果這幫人圍毆並砍傷了新任廠長，導致該廠無人敢出面當廠長。可沒飯吃不行，一九九八年以後這個廠職工先後多次上街鬧事要生活費。銀行的信貸員上門討貸款，也被認為是「黃世仁逼債」，多次遭到謾罵、侮辱，弄得信貸員都不敢去了。我也很清楚，如果自己昧著良心，裝出一副悲天憫人的樣子把國有企業的職工都寫成一副「無私奉獻、任勞任怨」的樣子，再為今日他們的悲慘處境喊兩句口號；「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說些同情工人階級貧苦的話，寫一些諷刺和抨擊「富人」的文章，「半是榜文、半是輓歌」，就可以佔據廉價的道德優勢。但我不願意這麼做，因為我寫文章憑的是良心，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樣懷著政治目的，按照早就定好的框框進行材料取捨，刻意誇大或者掩蓋某些事實。根據我多年以來的觀察與思考，今天的一切都成長於它的昨天，國有企業的苦果早在國有企業建立的那一天就已經種下了。多數人天生具有惰性，沒有生存的壓力就不會去開拓奮進，而國有企業內恰恰缺乏這種壓力。（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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