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從貧困的大巴山區來到新疆建設兵團的一個團場投奔在那當連長的叔叔，原因只有兩個：一是為了走出山區，告別世代肩挑背扛的日子，二是為了找份工作謀個差事圖個前程。
正因為這個決定，我的青春融進了中國的西部，沾染了與青山綠水毫不相干的戈壁荒漠元素，那年我還不到20歲。
來到夢中的平原，留給我最深刻的還是火車上的擁擠和漫長的煎熬，還有那極不習慣的羊肉味道，當然還有從未見過的沙塵暴——被沙塵咀嚼的同時也在咀嚼沙塵的感覺。
在那個緊挨著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的農業團場，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守卡子」。很簡單的裝備，一套迷彩服、一根警棍、一副手銬、自備的被褥炊具，在瓜果飄香的秋季和另一個聯防隊員被安排在遠離人群的戈壁灘上，有挖好的「地窩子」安家，三根木頭一塊石頭在車馬路過的必經之道上做成一個「路卡」，每天的工作很簡單，看好自己的「路卡」不要讓任何裝有棉花的車輛從自己的卡子出去，月薪600元。
那個時候我很奇怪，荒郊野外的戈壁灘上除了偶爾能見到黃羊野兔子什麼的哪兒來的人呢？就算是有人運棉花也不會走這麼偏僻的道路吧？！
後來在陸陸續續和那個維族聯防隊員的交流中明白了一個大概，在兵團的農牧團場，這叫「護秋」，簡單的講就是兵團職工把棉花從春到秋種成熟了，必須按照團黨委的要求全部如數交到團場自己的軋華廠去（當然，棉花價格比市場價格低了三分之一），在荒漠戈壁中除了有很多像我這樣專人看管的「卡子」，還有很多的羊腸小徑只要能通過馬車的地方都被團場用推土機和挖掘機將原來的路給挖斷了。
當時因為語言不通，他的解釋我聽不太懂，也沒有搞明白，比如：團場的農工是團場的主人，自己種出來的棉花誰都心疼，都指望著一年的收穫養家餬口，誰會不愛惜嗎？連隊的大田雖然很大就是晚上到地裏撿了棉花也不會被人發現，需要專門派幾十個人撒出這樣一張網嗎？
後來發生的一個故事震撼了我。
那是在那個「卡子」當「守卡人」的半個多月後吧，由於遠離團部，我們的後勤補給基本上就是依靠每個晚上不定期來查崗的綜治辦的領導帶點蔬菜，吃肉就只有自己到遠處的羊圈買老鄉的羊或者抓兔子了，我本來是個素食動物，所以吃素對我來說真是享福。那天晚上傍晚的時候來了一個40多歲的漢子，黝黑的臉膛、粗糙的雙手、灌滿了沙子的破布鞋，還有灰暗的眼神和發達的肌肉，如果在南方我肯定認為他是個「練家子」，可是在西北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的軍墾團場，一眼就可以看出來是個地地道道的農工。他主動走上前來熱情的打招呼：「老鄉，辛苦了，哈哈哈……」一聽話音就知道老家是河南的，和我不是地地道道的老鄉，但是在新疆的農牧團場，誰見了誰都用「老鄉」作為稱謂，我也就見怪不怪了，加上長時間沒有和能流利交流的人說話，心裏挺癢癢的，我也非常熱情地給他打招呼。在接下來的攀談中得知他是93年來到這個團場的「勞務工」（就是團場在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從人口大省招來的工人），和他一起來的幾十家「勞務工」很多人不習慣惡劣的自然環境大多數都悄悄的逃走了，他和其他幾家在家裏沒有什麼親人，來的時候就已經將所有的家產變賣了，就算是回家也沒有落腳的地方，才在這一直堅持著。
近幾年來由於棉花產量不高，上交的費用太多，每年的農用物資和生活費都是靠向團場提前借貸，秋後還賬，按照他的話說就是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看不到希望和出路，也沒有更好的去路，老婆因為受不了貧困的生活和高強度的勞動，跟著一個刑滿釋放的勞改犯跑了，他自己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
提起這些傷心事，這個七尺男人的眼圈紅了，我也被他的情緒感染了。
講完了他的故事他就走了，騎著一輛很破爛的自行車。
當天晚上12點後，我穿著大衣躺在路卡邊上值班，仰望著天上的星星，遙想著天際的外星人是什麼模樣，他們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狀態，是不是也有像我這樣的守卡人……迷迷糊糊中，我看到戈壁遠處的胡楊林裏有忽明忽暗的亮光，讓我一下子想到了老家大巴山裏的鬼火，不僅身上起了一層雞皮疙瘩。記得那個時候在老家上學的時候，政治老師都說世界上沒有鬼神人是由猴子進化而來的，可是聽說他有一次走夜路的時候也碰到了「鬼打牆」，在一片野墳林子轉了一宿，第二天整個人都變了個模樣，聽老一輩說那片野墳林子大白天都沒有人敢去，那裏埋著的有土改的時候被槍斃的地主，有大躍進時候餓死的村民，有被打成地富反壞右以後心理素質差的上吊自殺的，年齡最大的有八十多歲，最小的只有幾個月，那一片孤墳密密麻麻的，誰也不知道到底埋了多少人，印象中在1989年來了一個遊方的和尚，說那個地方陰氣太重，硬是一個人在那做了七天的道場，不吃不喝的念了七天的經。想到這些我的腿肚子都有些軟了，雖然我也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無神論者」，但是從小聽到的那些毛骨悚然的故事還是對我影響極深，我相信達爾文自己半夜到了那些埋葬冤魂野鬼的荒山野林他也會動搖的。
我下意識的把警棍握在了手裏，靜靜地注視著那忽明忽暗越來越近的「鬼火」，心裏也不知道在向誰祈禱。
近了，更近了，我聽到了毛驢的喘氣聲，我不由放鬆了下來，轉念一想，這不是倒賣棉花的嗎？又開始馬上緊張起來了，雖然我是代表團裏在這裏堅守，維護的是團場的利益，但是這荒郊野嶺要是真動起手來恐怕我和那個聯防隊員也不是對手，我壯著膽子打開手電筒喝問：「誰啊？」
「老鄉，老鄉，是我是我，白天和你聊天的那個。」我不僅鬆了一口氣，他把毛驢車拴在路邊的胡楊樹上，向我走了過來，我看到就他一個人。
「看你也怪辛苦的，給你帶了一點花生大豆，還有兩瓶酒，都不容易哈。」他邊說邊拿著東西過來了。
「老鄉，我也就不給你拐彎抹角了，這日子實在是過不下去了，孩子好幾個月都沒有吃上肉了，今年我也拿不上什麼錢，團裏的費用高、價格低，我實在沒有辦法了，你要是可憐你老哥放我過去，你就是我一家的恩人，一輩子不會忘記你。」他走到我跟前單刀直入。
「不行，團裏有規定，我不能放你過去。」我用手電筒照了一下不遠處毛驢車上的兩袋棉花，估計有120公斤左右，按照當時地方公開收購的價格是每公斤4.2元，能賣上500塊錢，只要過了我這個卡子就是地方，也就沒有人管他了，不過從這兒到最近的鄉鎮，最起碼還有3個小時的路程。
「小兄弟，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孩兒啦，快過來給恁叔求個情，快點。」那個漢子聽到我的拒絕顯得非常著急。
在毛驢車的棉花包後面下來了一個小女孩，在我直射的手電筒光中伸出雙手擋住強光，羞怯的在那個漢子的喝叫聲中一步步往前挪，那個孩子走到跟前，二話沒有說就被她的父親推倒在地下要她給我下跪求情，我趕緊把小女孩扶起來，在抓住小女孩胳膊的時候我感覺她是那麼的單薄。
我當時陷入了深深的忐忑之中。在漢子的哀求聲中，我終於還是被心底尚存的農民孩子最樸素的同情心和正義感所戰勝，我快步走過去拿出鑰匙打開卡子，說了一句「下不為例」，就轉過頭去了。
那個漢子沒有道謝，抱起小女孩飛跑過去，把小女孩扔在毛驢車上就開始趕車，絲毫不顧及小女孩是否會摔下來，我趕緊讓慢點。
第二天清晨，父女倆回來了，雖然一宿沒有睡覺，但是可以看出來他們臉上和旭日一起升起的笑容，小女孩坐在毛驢車上對我羞澀而又感激地一笑，我至今還牢牢地記在腦海裏。
連續兩天夜裏，那個漢子都帶著人來求情，跟著他來的都是衣食無著的團場農工，我無一例外的都放過去了。
第三天，我收拾好自己的行囊，給一起的巡防隊員講了一聲就回團部去了，在團綜治辦我以身體不適為由辭掉了這份工作，因為沒有幹到最後，所以沒有領到一分工資。
辭掉這份工作，我去了南方。
幾年後我又回來了，回來看望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幾十年的家人親戚，並決心在此從政。
經過多方的努力和打點，我成功的謀到了技術員的職務，並在不長的時間內通過內外兼修、遵循官場潛規則實現了職務不斷上升，後來，為了幾十戶團場的老職工的利益和團場的官僚階層對抗，當然我從政救民的理想也因為這場對抗畫上了句號。
在後來我離開了那片戈壁荒漠，離開了那片承載我的夢想的西部熱土，也離開了我最後的希望。
2010年的冬天，我在再次回到那個團場，這次是回去奔喪，一個當年和我一起滿懷抱負的同齡人，犧牲在了接待應酬的「酒位」上，生前的職位是正營（科級），據說不久就要升任副團（副處級）。
在離團部還有30多公里的柏油路上，我遠遠看到了一排車停在馬路上，走近一看才知道，這是道「卡子」，只是新修的磚房替代了十幾年前的地窩子，守卡人不穿迷彩服而是穿著沒有帶銜的警服，電動卡子的橫杆上掛了一塊鐵牌子，上面寫著「禽流感口蹄疫檢查站」。
經過了這道卡子，我的車平穩的行駛在寬大的柏油路上，我知道，在柏油路的盡頭就是那個團場，我曾經生活生長曾經有夢的那個地方，我去的目的只有一個，埋葬那個倒下去的曾經的同行。
我知道，這道卡子註定要在我的心裏一輩子撤不掉。也不知道當年我放過去的那個漢子現在怎麼樣，但願那個小女孩心中沒有和我一樣的「卡子」，也希望那個守卡人是最後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