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惡夢中的幻夢
運動初期到處張貼著《中共中央「67325號」通知》，其內容是不准地、富、反、壞、右翻案，對於個別錯案的確定需要甄別，放在運動後期處理。
從這個《通知》可以看出，在運動初期，揭發「當權派」時，各地區有許多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當權派」迫害的人要求平反。前文已提到，當時我就有這種想法。我想，一旦運動後期有機會，我要向有關方面提出申訴。
1969年8月，解放軍204部隊進駐我校，軍代表叫郭東明，是一名團級幹部。通過幾次接觸，我發現郭東明同志政策水準高。首先，他衝破重重阻力，在10月27日果斷的宣布解散「牛鬼」隊，對在運動中被揪出來的幹部大膽解放，把長期複雜的混亂局面理順了。
我想，他本人並不涉及本單位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處在比較客觀的角度上，應該能夠公正客觀的看待我的這個「歷史問題」。我想向他透露一下我的冤案，即使他解決不了這個問題，至少他不會迫害我吧。於是我決定冒險一試。
管理我們「牛鬼」隊的學生楊柱君向軍代表彙報「牛鬼」隊的情況時，他著重向郭東明介紹說：「『牛鬼』中有一個叫王開泰的人，1945年參加八路軍時才17歲，在軍隊中曾為營級幹部，師參謀等職，在戰爭年代中負傷殘廢，後轉業到五一校，因與崔振傑有矛盾，被打成『右派』」，郭很奇怪：「這樣的人怎麼會被打成『右派』呢？」楊回答說：「聽說他想爭奪崔振傑的校長位置，後被崔整了。」
11月5日，郭主任找我去談話。我鼓起勇氣把我被打成「右派」的真相全部向他傾訴。他邊聽邊作記錄，並不時插問我一些情況。我再三強調，我這個案子的假相很容易識破，崔最惡毒的手段是製造了一個假的「階級背景」，說我是大地主、大漢奸的兒子，是被八路軍俘虜過來混進革命隊伍內部，對黨有刻骨銘心階級仇恨的「階級異己分子。」他把我給他提的意見統統歸到「對黨有刻骨銘心的階級仇恨」這條「鋼鞭」上，置我於死地。
我引用毛主席「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幾條語錄，要求軍代表甄別此案，並當場表示如果我欺騙了黨組織，願意承擔一切後果，最後我拿出了我保存多年的幾份材料給郭主任。
郭東明感到很震驚，他立即向我表示三點：一、他要先看看我的檔案材料再說；二、叫我立即寫個全部詳細的材料交給他；三、為了把問題盡快搞清楚，叫我本人主動協助組織。
他說：「你給你父親寫封信，叫他把你們家庭情況，你父親本人的政歷以及現在的情況寫封信向你介紹一下。另外，以相同的方式寫封信給你的三叔，叫他如實把45年你參軍前跟著他的那段歷史情況介紹一下。這兩封信的回信來了後，你把它交給我，然後再考慮下一步黨組織派人或發調查函的問題。」
郭同意我的看法，他說：「看來問題的關鍵是先弄清楚『階級仇恨』的問題，只要不存在這個問題，那是正常的內部矛盾，頂多是個『思想認識』問題。」。他還囑咐我，在問題未弄清楚前，不要外談，這個事情只有他一人知道。
這是我被打成「右派」12年後，第一次大膽地傾吐我的冤案，多年來我被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整怕了，我對黨產生了一些疑問，我自己都不大敢相信，我真的遇到了一位敢於面對事實真相的共產黨人？
這次談話以後，我立即寫了一個詳細的申訴材料交給郭主任，並先後發出兩封家信。
1970年上半年，我先後收到父親和三叔的回信，詳細回答了我提出的問題，其中三叔王克寬的來信中，除了詳細介紹了我參加八路軍前的那段歷史外，並提供了另外一名證明人喬季銘（當時任三叔所在部隊的營長）。我立即把這兩封信交給了郭東明。
郭東明看了我的全部檔案材料後，又找我談了兩次話，並要求我又寫了一個補充材料。
1970年7月2日，郭東明在第三次找我談話時說，這個案子是個歷史錯案，但是，從檔案材料中發現崔給此案的定性之前，按組織程式報請上級黨委批准的。如果是崔以單位黨組織的名義搞的，我們就可以立即糾正此案。郭東明說，他們打算請示一下上級，作為「支左」部隊發現了歷史錯案，該怎麼辦？他還說：「我看了這個材料後，感到這個人（指崔振傑）的手很毒辣。」
郭的談話十分真誠，從這裏可以看出崔振傑不但心狠手辣，而且手段高明，他先把我的案件報請上級批准，使其「合法化」了才下的手。
在這之前，有人向我透露，在收發室見到一封外調密件，封面上寫有從山東省高密縣發出。那十有八、九是有關此案的外調材料，看來軍代表認為此案是個錯案，已掌握了充分的證據。
1971年元月10日，郭東明同志第四次找我談話。他說，此案他已經請示了唐政委（當時「支左」片區的領導人，老紅軍），唐的指示是：案情性質不同一般，涉及到給「右派」翻案的問題，即使明知是個錯案也要慎重，否則有人會說我們軍隊給「右派」翻案，為了慎重起見，根據《中共中央「67325」號通知》精神，不准給「右派」翻案，個別錯案確實需要甄別的，放在運動後期處理。等等看，中央對這類情況有何指示，到那個時候再說吧。
後來事實證明，中共中央的那個所謂「放在運動後期處理」只不過是個權宜之計而已。我又被愚弄了。
1972年底，崔振傑已「結合」為革委會副主任，官復原職，「支左」部隊準備撤離學校。郭東明擔心留下這些材料，以後會給崔振傑作為打擊報復我想翻案的依據，便悄悄把我交給他的所有材料帶回部隊他家裏，然後讓我到他家裏去取回來。郭的此舉我深受感動，在那個年代我的右派冤案雖無人敢動，但從郭東明同志身上代表了一些共產黨員的良心！
軍代表和他的上級不敢動我的案子，我完全理解，我敬佩他們這種共產黨人的良知。看來只有等毛澤東這位「一貫英明正確」的「萬歲」死了後，冤案才能平反昭雪。
郭回到部隊後，我常去他家做客。有一次聊天時，我聽他說部隊的一號首長名叫李志武，我立即激動起來，李志武是我的老戰友，1948年我和他一起在二野後勤司令部當參謀，而此時他已是正師級幹部了，郭是他的政治部主任。
當郭知道我和李首長的關係後，立即要帶我去見他，我這種身分，有何臉面去見老戰友啊。我以時間已晚推辭了。
過了不久，李志武得知我的消息後，突然來我家看望我。以後每當我去他們部隊玩時，李志武和郭東明都把我作為座上客，好酒好菜熱情招待我，李志武對我的冤案極為不平，他曾打算通過管道向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趙紫陽反映我的冤案，請他出面為我平反，可惜他的努力未成功，後來他就調走了。(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