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赴京申冤，罪加一等
一、「右派」難友李恩章
從南川回來後，其他人都各自回到了原單位和家人團聚了。
我雖然有單位，但住房已被單位收回，我雖然有妻子女兒，但她們已離我而去，我已經無家可歸了。當我看到我原來居住的樓房上的燈光時，我想起了我的愛人、孩子……我長嘆一聲，物是人非。南唐李後主那首「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明月中」的哀詞湧上我的心頭，不禁潸然淚下。
我只得寄居在黃沙溪交通街17號我的老保姆劉簡玉的家裏。
在這段時間裏，我經常在傍晚獨自一人到江邊散步，看著滾滾東流的長江水，一股孤獨悲傷失落之感湧上心頭，心裏不勝淒涼。「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一天黃昏，李恩章忽然來找我，他說：「咱們走吧！現在正是去北京上訴的機會。」他這麼一說，把我提醒了，於是，我們兩個立即決定趕明天晚上的火車去北京。
這兒，要談談李恩章是如何也被打成「右派」的。
他是因為我！
反「右」時，李恩章是反「右」核心領導小組的成員，在劃我為「右派」分子的問題上他與崔振傑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李當面質問崔振傑：「王開泰在『鳴放』中給你提的意見，是屬於工作範圍的意見，怎能把這些意見說成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呢？」，崔蠻橫地回答說：「誰反對我，就是反對黨。」李當面頂撞崔說：「按你的邏輯來說，我也是個共產黨員，你反對我，是不是也是反對黨？……」崔氣得面紅耳赤，無言以對。李恩章還堅決反對崔給我搞假材料，欺騙群眾和上級黨組織的卑劣行為。然而上級黨組織只信任崔振傑，不相信李恩章。
李恩章的祖宗三代都是貧雇農，是共產黨基本群眾，李是44年參軍的老同志，大鳴大放時沒有「鳴放」，只因為我說了幾句公道話，而遭到了滅頂之災！
1958年2月26日上午，上面突然通知我參加批鬥大會，我走進會場一看，原來是批鬥李恩章的大會。
此時已經鬥紅了眼的崔振傑，將李恩章看成了他的「眼中釘，肉中刺」。他用除掉我的那套卑劣手段，報請上面批准，把李恩章也打成了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自1957年毛澤東親自領導「反右」鬥爭後，整個國家便處於一種近似於癲狂狀態。誰要和單位獨攬大權的一把手有矛盾，一把手便很容易地置對方於死地：抓住對方的一點「小辮子」，背地裏收集一下「材料」，說這個人有問題，呈報上級。上級黨組織也不調查，更不和受害者本人見面，大筆一揮就判下「死罪」。我和李恩章的「右派」一案就是如此，這叫做先定性（案）後批鬥。1957年之後，從中央到地方基層單位再也沒有人敢得罪獨攬大權的一把手了，只能說奉承話，不能說逆耳的真言，只能當馴服工具，不能有獨立思考，更不能與領導唱反調。誰反對有絕對權力的一把手，誰就是反黨。並且由此開創了「因言致罪」的先河。
值得提一提崔振傑在把李恩章打成「右派「之前做的一件事。
在劃我為「右派」前，崔振傑私下裏向李恩章提出了兩個誘人的條件。第一，在整我的過程中，如果李堅決支援崔，那麼事後可以提升李為學校專職支部書記（校級幹部）；第二，李的愛人王鳳鳴在「大鳴大放」時，對學校領導（即崔本人）提的意見不予追究，決不會將她打成「右派」分子。這兩點，崔在李家裏當面向李恩章夫婦作了許諾和保證。值得敬佩的是，李恩章在崔的利誘拉攏面前，堅守了做人的良知和正義。他不僅當面回絕了崔，還向上級有關部門揭露崔的行徑。崔振傑對李恩章恨之入骨，他不僅把李恩章打成「右派」，還把他妻子王鳳鳴也打成了「右派」。
據後來落實政策辦公室的徐紹成說：「王鳳鳴的『右派』一案連個上報批准手續都沒有。」一個無辜女人就這樣被整了22年！
李恩章夫婦被打成「右派」後，兩個幼小的子女也跟著遭了殃。「文革」時期，王鳳鳴領著兩個可憐的幼子被攆出家門，強迫住在豬圈裏……
李本人在長壽湖農場「勞動改造」期間，肉體和精神上遭受殘酷的摧殘折磨，幾乎被整死。但他始終不低頭「認罪」。有人暗示他，可以寫個假「檢討」，改變現實處境，他堅決用「我無罪！」回拒。他的骨氣成了當時長壽湖勞改農場「右派」中有名的典型。
每當我在回顧這段歷史，總是對李充滿了感激敬佩之情，然而我也一直心懷內疚，因為李恩章和他家庭的悲劇是由我而引起的。
李恩章在農場勞動時，也多次向上級領導寫過申訴材料，同樣是如石沉大海。他也向曹子敬場長反應崔振傑對他的迫害。曹深知崔的為人，雖然內心同情李恩章，但他不敢支持他「翻案」，只是無可奈何地勸他好好勞動。
因此，在農場時我倆就商量，我們只有一同去北京直接向黨中央申訴。(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