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散落在市井裡的鹽源難友(3)
1994年夏天我在沙坪壩參加一個質量體系培訓班，在培訓的地方他找到了我，他開的是一個新的凌志車，車上還帶了一個很年輕的女秘書，他本人不但西裝革履，帶著一付太陽鏡，很像近代派被尊為大腕的人物。
1996年，我已辭去了我的工職，在壁山的四亨公司「打工」，這一天晚上大約已經八點鐘了，我正在青槓車站旁的馬路邊，碰巧他駕駛的凌志車順著高速公路剛從成都返回重慶，在高速公路青槓出口站把車停下來，向我打招呼，他的坐旁坐著他的小秘。
這次邂逅，他毫不隱諱地告訴我，這兩年他已在進口車生意中站隱了腳跟。他以商人身份，在重慶和成都擁有兩個規模可觀的銷售門市，專門在西南邊境同東南亞與中國接壤的國家，做「進出口生意」。
說罷他還從皮包裡亮出泰國和越南的護照，和一張出入邊境的特許通行證，上面蓋有四川省公安廳的大印。
他說他已經取得了泰國的國籍，我明白，他是瞄準了這些年進口汽車的熱門，靠走私小轎車發起來了，手裡有的是錢。
我問他兄弟現在在幹什麼？他說現在在重慶賓館擔任業務經理。
重慶賓館是重慶市政府對外接待的窗口，也是重慶官員們的小金庫之一。這裡有來自各方的「黑道」「白道」人物與市政府搭線聯絡，幹著各種『秘密』勾當。能擔任這裡的業務經理不是一般的市民可以攬到，看來孟平兄弟今天是混跡在中共權力富有階層之中了。
按此推斷他們的家庭和出身，當與中共某當權者有很深的聯繫，或者說他的父輩有當今中共的掌權人物。但是我問到孟平有關與當今中共權力者的親緣關係時，他從來不作回答，只說自己原來是西南鋁加工廠的工人。
不過當與他交換對毛澤東獨裁政權的看法，他毫不掩蓋他對這個殺人魔王的切齒憤恨，透露他與中共內的某種傾軋有關。
1971年他入獄不久，便到了六隊，與劉順森交為摯友，1975年劉順森組織向重慶地區的逃亡中，首選的成員便是他，其中他那機靈過人，以及對重慶地區文革狀況的熟悉，是劉順森選擇他的主要理由。但是我除知道他的兄弟外，對他的家庭背景一直沒有弄清楚，這也許就是他的狡詐之處。
那天晚上，我們在青槓鎮街邊的一家館子裡吃過晚飯後，便在四亨公司的花園裡交談得很久，他說他在出獄後經過認真的反思，對張錫錕劉順森的人品推崇備至，替他們的遇難深深惋惜，但認為當時劉順森的逃亡是件蠢事。
講到他對當前政局的看法，他說：「我對政治已經失去了興趣，就是感興趣也沒用，今天的老百姓那一個不是為賺錢謀生活而奔忙？那一個不是對中共既抱著一腔怨怒，但不會走上大街散發反對鄧小平的傳單！我現在所想的就是如何賺錢！賺政府的錢，賺共產黨的錢我決不半點手軟，因為共產黨內有的是貪官，像我現在幹的買賣，首先就是逃關稅，巧妙利用這些貪官為我批條子做護身。我現在就是要撈大筆錢來補償我十年的牢獄之災！」
好明確的主張，好熟悉的手段，這同那些被文革打成走資派的黑崽子們，到了今天父母官復原職，以後被稱為「太子黨」的人們，冒出來的肺腑之言，簡直是一模一樣的。
他算是擠進了中國新生的富有階層了，憑著他的機靈他會混得很愜意。
深夜十二點鐘，他才起身告辭，他的「女秘書」一直呆在車裡沒有出來，我說夜深了就在四亨公司住一晚上吧，他說已與他的幾個夥計約好，今晚回重慶賓館住，我問他結婚了沒有？他反問：「人為什麼要結婚找約束呢？結了婚，行動要受限制，要是再拖上一個孩子，簡直就是受罪，像我現在這樣無拘無束不是很好嗎？」
看來他在家庭問題上也是時髦的現代派，同居的雙方都不受道德和責任的約束，這是不是新的家庭觀念，我不知道。
當我講起王大炳子女的困難，以及其它掙扎在貧窮線上的人希望能得到他人的資助，把自己用不完的錢做些慈善事業可是一件積德的事。他雖然口頭上表示同意，可是他從來沒有做過一件這種好事。
不久當潘老去世時，我打電話通知他，一同去參加潘老的追吊會時，他卻沒有應諾前往，這令我感覺到他與我們當年獄中同生死的人相隔甚遠，沒有必要同他保持聯繫了。
至於我所知道的從鹽源農場獲釋的幾十名人員中，除了幾位獲平反回到機關企業的人員，如張忠信，王明豐、王平依靠工資而過活外，鄧自新回了西南毛紡廠，陳孝虞身體很不好，曾帶信到蔡家場尋找過我，至於陳蓉康因家被拆遷，當時缺電話，隨後便失去了聯繫。朱凌飛、王文典還留在農場的老殘隊。
1991年當我出差成都專門尋找解放中路張鍚錕的家，準備第二次探訪他的大哥，但那裡已從新拆修，原來的1268號早巳消失，因不知電活號碼同他大哥失去了聯繫，不知他們現在何方？
刑滿釋放人員絕大多數處於市井最底層為生活而掙扎，如像我第一次在上清寺的那個地下室裡看到的那樣。也有些實業小成的人。例如唐元澄，從事一個塗料小作坊，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掙扎渡日。
散落在菜市場從事開麵館的危君福，王正印，中共給了他們一點可以求生存的條件，他們年紀都已六七十歲，再沒有精力過多去想其它的門道，並以他們親身經歷訴說中共當年「改造人」的真相。尤其見證當年高舉火炬，英勇抗暴人們的事跡。(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