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傳小說:黑與紅(31)

作者:李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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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5月08日訊】26. 瘋狂的大革文化命

毛澤東發動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真是史無前例,攪得全國,各級政府、各行各業,直到每個家庭都亂成一團。幾千年傳承下來的優秀文化、古蹟,付之一炬,忠孝、禮義、誠信,毀於一旦。

在這種社會秩序癱瘓的情況下,說拉出去鬥就拉出去,說遊街就遊街,說打死就打死,說轟下鄉就轟走。 這一無法無天的所作所為,居然美其名為有階級感情的革命行動。兩派武鬥,都標榜自己是毛澤東革命路線忠實的維護者。

人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不要說普通老百姓,即使是國家主席也在劫難逃。

在這一片紅色恐怖的氣氛中,我這個五七年的老牌右派, 在鬥爭、批判指揮時,也拉我上臺陪鬥。跪在臺前, 脖子上掛上用鐵絲吊著的壓舞臺天幕用的重磅鐵砣,幾小時的鬥爭會下來,都勒出一道血印了。

除了這一次算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外,我卻過著一種逍遙的旁觀者的生活。

當時造反派成立了各種五花八們的司令部、戰鬥小組,什麼紅旗、砸三舊、風雷擊等。他們奪了黨的領導權,過去的領導都靠邊站,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聽候審查、批判、交代。

造反派的頭頭告誡我:

「你不得參與運動,不許寫大字報,也不能看大字報,好好勞動,你的右派問題將來我們會給你解決的。」

我聽了半信半疑,造反派有多大權力?會不會也像五七年那樣,被引蛇出洞,讓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狂熱起來,推翻黨的領導,然後將來被扣上反黨分子的帽子一網打盡?

雖然根據我對過去運動的教訓,心存疑慮,但有人肯為我的事,解決問題,我還是很高興的。

我每天的勞動就是蹬三輪去買漿糊,供造反派們貼大字報。當時全市各單位都在鋪天蓋地的寫大字報,漿糊脫銷,於是不法商人就在麵粉裡摻石灰,黏性極差,貼上的大字報一乾,一陣風就刮跑了。造反派們為了有好漿糊用,也不跟我瞪眼了,盡和我說好話,要我為他們這一派買麵粉多一些的漿糊。

為了尋找品質好一些的漿糊,我不得不起個大早,蹬起三輪,到很遠的地方去搶購,去晚了就被別人買光了。

每次我買漿糊回來交給造反派們時,他們都好像是餓急了的饑民似的,一擁而上,拿著小桶拚命將自己的桶裡盛滿,趕緊拿去張貼什麼最新、最高指示,我趁他們搶漿糊顧不上監督我的時機,偷偷回頭迅速地瞄了一眼大字報,在我的右側,醒目的大字報寫著:

「xx走資派必須低頭認罪!」

這不是我們的書記嗎?怎麼你也犯罪了?

我看了大字報,心中有種說不出的滋味,是同情?是幸災樂禍?還是僥倖自己好在沒有入黨?

我的另一個工作就是:為雙方造反派揪出來並關押起來的人送飯。

他們都被扣上所謂「反動分子、特務、歷史反革命」以及「攻擊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等帽子。

造反派頭頭告誡我:

「不得為他們傳遞資訊,飯菜的標準只能買最便宜的青菜、豆腐,不得買雞、鴨、魚、肉。」

我每天提著一個飯籃,先收齊「犯人」們的碗,去食堂買了飯菜,挨戶送去。有的人和我比較熟,央求我給他們買好一些的菜,我總是將魚、肉之類的好菜埋在飯下面,以免被造反派發覺。

將心比心,我很同情他們目前的遭遇,我認為這些被關押的人,不可能是壞人。尤其是在山東大學和我同學的聲樂家——李嘉曉只知道唱歌,從不關心政治,歷史上也沒有什麼問題,被關起來,純粹是兩派互相揪鬥,攀比誰揪出來的「壞人」多。只要你是從「舊社會」過來的,多半會被抓。

我的同學心胸狹窄,想不開,每次送去的飯菜,等我下頓去收碗時,還是原封不動,說明他已兩天沒吃一口飯了,我先以為他嫌菜不好,無法下嚥,第三天我煮了兩個茶葉蛋埋在飯裡,結果還是沒吃。我看這樣下去是要出事的,我不得不將這事向造反派頭頭報告。

這下可好,我闖禍了!造反派認為他以絕食來對抗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動,把他拉出來狠狠地揍了一頓,腿都給打瘸了。我看見他一瘸一拐地回到他的「牢房」,我的心真是又難過又愧疚。後來他被移到了小號,由專人看守,並強迫他進食,同時也不讓我給他送飯了。

第二天我去給一個過去參加過國民黨演劇隊的老演員叫秦方的送飯。演劇隊是國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組織的宣傳抗日救國的愛國巡迴演出劇團,演的都是「放下你的鞭子」之類的「進步」活報劇,是由一批所謂愛國青年參加組成的屬於左派「進步」組織,郭沫若也是該劇團的組織者之一。

造反派們一聽是國民黨的組織一概列為反動組織,把人抓起來再說。當我打開門一看,把我驚呆了!在暖氣管上吊著面如土色的秦方,我扔下飯籃直奔造反派的辦公室,告訴他們出事了!

頭頭拿起一把菜刀三步並作兩步飛跑到秦的房間,一刀就把腰帶砍斷,隨後的其他的造反派們和醫務所的醫生也同時趕到。經醫生翻眼,摸脈,證實人已死亡。秦方的死,給轟轟烈烈的運動在人們的心中留下了一道難以磨滅的陰影。

富有悲劇性和諷刺意味的是:在秦方自殺的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著一排醒目的黑體字:

「國民黨演劇隊是我黨支援的進步組織。」

嗚呼!秦方,你的死該由誰來買單?你死得太冤了。

第二件又令全院震驚的事,就是在一次鬥爭指揮的大會上,造反派往指揮頭上澆了一瓶墨水,指揮回到住處,在上廁所時,也是將自己高掛在粗粗的水管上,上吊自盡了。

因為太高無法用刀砍斷繩索,得將屍體抱下來。造反派頭頭平時頤指氣使,目空一切,這時卻畏縮不前,不敢去抱死屍,於是命令我去將死屍抱下來。對我來說一是不敢違抗命令,二是我曾在緬甸戰場上抬過挨地雷炸死的同伴的屍體,以及在「解放」前夕和同學一起將上吊在樹上的女傭抱下來的經歷,我一點都不害怕。

只是,指揮這個人又高又重,我搭上凳子,費了我九牛二虎之力,才將他抱離繩索,死人活人一起摔了下來。

造反派頭頭,情不自禁地,向我偷偷地伸了伸大姆指。他這一不尋常的舉動, 是違反革命紀律的,但我並未因此而感到一絲溫暖,反而覺得你這不可一世的革命造反派,在我這個右派面前露餡兒了。

然後就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大書特書:xx指揮是自絕於人民……云云。

一位頗有成就的指揮的生命,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斷送了。像這種自殺,和打死人的慘劇,時有所聞。如著名作家老舍,因不堪淩辱,跳湖自殺;上海音樂學院的教授楊嘉仁夫婦,開煤氣雙雙離世;北京實驗師範附中的學生,將她們的老師活活打死。

真是駭人聽聞。在那個無法無天,殺氣騰騰的年代,連國家主席的命都自身難保,更何況我們這些老百姓呢?

我另一個可以說是出盡風頭的事,就是有一家人的三歲小孩被撞鎖鎖在十層樓的房間裡,父母去開鬥爭會,忘了帶鑰匙。回來後,孩子在屋裡大哭大鬧,父母在屋外大喊大叫,還是沒法進門,有人主張撬開門,主人猶豫不決。於是找到了我這個「聽用」。

因為當時院內的修理工,都不幹活了,成了造反派了。於是我這個被群眾監督勞動的右派,就搖身一變成了修水管、廁所、疏通下水道的冒牌修理工了。我不願撬門,因為撬了門,以後配鎖,修門都是我的事很麻煩。

我問了屋主,陽臺上的門是否關上?他說因天熱沒關。我說那我就從隔壁鄰居的陽臺搭塊木板走過去。屋主用懷疑的眼光說,能行嗎?這太危險了吧!我說不怕。

說不怕是假,我也從未這麼試過,心裡沒底,一言既出也收不回來了,硬著頭皮幹吧!

我找了一塊寬約一尺許的厚木板,架在兩家陽臺的水泥欄杆上。我正要往上爬,屋主攔住了我說:

「這是我家自己的事,應該由我自己來。」

說罷就要往上爬,當他伸頭往下一看,臉色一下就由紅變白,嚇得難為情地退了下來,他可能有恐高症。我對他自告奮勇,敢於承擔責任的精神還是很敬佩的,絲毫沒有那種像造反派不可一世的氣焰——你是右派,危險的事、抱死屍的事就該你去做。

這時樓下已聚滿了看熱鬧的人群,看看這個不要命的右派走鋼絲耍雜技呢!我在眾目睽睽下,登上木板,扶著牆,一步一步,慢慢地向對面的陽臺移動。

此刻,樓下、以及陽臺上的人們都屏住氣息,鴉雀無聲,在這千鈞一髪的時刻,我出人意料地一個箭步,跳落在對面的陽臺下,群眾歡呼鼓掌。

然後是順利地進屋開了門,孩子的父母衝進了屋裡,抱著哭腫了眼的寶貝兒子,一家人哭成一團,好像絕處逢生一般,而把我這個「救命恩人」撂在一邊。

倒是其他群眾,有的拍拍我的肩膀說:

「好樣的!」

也有人為我打抱不平說:

「怎麼?人家右派就不是人,命就不值錢?開個反鎖的門,值得冒那麼大的險嗎?」

我一點都不抱怨誰,沒有人命令我,是我自己願意去做的。從此,我成了人們不敢公開表露的心中的英雄了。(待續)#

責任編輯:馬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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