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高明明向袁正提問，毛澤東為什麼殺完了「階級敵人」就要反覆對知識分子開刀？袁正停頓片刻後說，毛澤東憎恨知識分子是有其歷史原因的。
毛澤東曾在20年代由肖瑜、蔡和森給蔡元培介紹在北大做校役，派他在圖書館做整理圖書和打掃衛生工作，工資只有六元，與教授工資相差50~100倍，所以他在下班和休息日，為討好和拍知識分子馬屁，經常到楊昌濟、梁漱溟、陳獨秀等教授家裡開門，因此感受歧視，產生對知識分子終身憎恨。
毛澤東執政坐上皇位，他對知識分子的仇恨敵視態度決定了知識分子苦難悲慘的命運。因此土改鎮反運動還未結束，他就迫不及待地把屠刀架在知識分子頭上。他要用權謀，有計畫的摧毀知識分子的靈魂、人格、自信、尊嚴，和社會普遍對這一群體的尊敬。建政不久，他就借批判武訓，對知識分子進行所謂思想改造，其實質是打壓陷害和折磨知識分子。
首先他針對很多科學上、學術上、文化上、藝術上有成就，對國家社會人民有貢獻的原中央研究院院士和著名科學家教授等老知識分子。但這些人埋頭事業，根本不瞭解共產黨和毛澤東等一夥人的本性，他們不知道共產黨一旦得到政權，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無產階級專政，教師、工程師、科學家、醫生等名稱都被統一換上一頂資產階級帽子。
而這些人在中共還沒有奪得政權時，他們就接受共產黨統戰的謊言欺騙和利益誘惑，願意為共產政權效勞，而聽不進國民黨蔣介石善意的忠告，因此吞下惡果。特別北平在傅作義準備投降前，蔣介石曾二次冒著共軍的炮火，派專機到北平南苑機場接他們南行，拯救他們於水火，但在北平的81名中研院院士中有60多名拒登機南飛，只有胡適、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張偉泉等少數幾個教授登機，機艙白白空著。
後來共產黨在大陸建政後，有不少人得到恩寵，他們在共產黨政權內戴上了不同形式的大大小小的官帽，喪失了獨立的人格和骨氣，做了許多出賣良知靈魂，忘乎所以，極盡溜鬚拍馬歌功頌德的醜事，在各種運動中充當了整人者，後來被人整的角色。
當時胡適的學生吳晗在北京市做了副市長，得意忘形，他為中共做統戰工作，寫信給胡適，勸他回國參加祖國建設，受胡適堅決拒絕。胡適說，大陸被共產黨占領後，人心糜爛，道德信仰無存，奢淫虛假並存，流氓法則貫穿始終，鬥與搶成主旋律，權力與金錢成行屍走肉的唯一追求，民族全體墮落，歷史再無光榮。蘇聯有麵包沒有自由，中共沒有麵包沒有自由，只有集中營和牢獄。魯迅生前也說過，共產黨勝利，我第一個要逃，那裡沒有思想自由和寫作自由，不殺我，我也要穿黃背心掃街。
1957年反右運動中，毛共在上海文藝界中召集的一個座談會，當時上海文藝家著名人士黃宗英裝大了膽問毛共，魯迅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共不加思索地答道，要麽把嘴封上、要麽在監獄裡寫作。把原十九路軍蔡廷鍇的秘書羅稷南和在場的知識分子都嚇出一身冷汗。隨著時間的推移，共產黨的作為竟被蔣介石和很多有識之士言中，結果大批留下的高級知識分子在以後的各種整人害人運動中都難逃被整、被鬥、被害、被殺、自盡的命運。
胡適幼子胡思杜拒絕隨機南行，在共產黨批判胡適時，被迫稱父親是反動階級孝子賢孫、人民敵人，與父劃清界線。反右時打成右派，押去勞改一個月後自縊身亡。
一代大師陳寅恪、曾國藩的侄重孫曾昭倫夫婦遭迫害慘死。
名新聞人俞仲華之子俞彪文拒絕去台灣而到北京，被打成右派後從四樓跳下，死時僅三十多歲。
48年北京遭包圍時，文學家粱實秋決定逃離共產黨南去，他三番五次勸其女兒在北大法律系學習的梁文茜一起離開，但女兒堅持要為中共服務，57年打成右派、去農村勞改。
不願乘機跟隨蔣介石的朱光潛，說他歷史有問題，解放後被判管制八個月。
清大朱光旦教授，在批判會上檢討12次，過不了關，說他有政治問題，以後飯碗敲掉不讓教書。
在印尼被日寇殺害郁達夫的二個兒子郁飛、郁天明，都成右派，去農村改造。
毛共歷來罵知識分子是舊社會的走狗，傳授有毒知識害人，知識越多越反動，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也就是說，人如聰明了他就是最卑賤，人如愚蠢了他才是最高貴，像這樣邏輯混亂的話只有瘋子才能說出口。在毛共如此惡語攻擊下，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尊師重道一掃而光。
震旦大學教授賈植芳說，毛共有意要把知識分子搞臭，讓他們箕豆相煎，醜態大曝露，使他們伏地求饒，成為喪失人格、沒有良知、百依百順為他所用的一群奴才。
那麼其他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大學校長、教授、教師、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醫生、工程師等在三五反、思想改造、反胡風、肅反、反右以及以後的文革等運動中，他們的遭遇又怎樣？
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毛共以批判武訓為幌子，作為打擊迫害知識分子的前奏。其實武訓電影拍好後，51年2月就送進中南海給中央領導，包括毛劉周朱等100多人看過，他們都一致稱讚武訓，唯獨毛澤東批評武訓乞討辦義學，是在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和反對國內反動階級大鬥爭的清朝末年，他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一根毫毛，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對反動階級竭盡奴顏卑膝能事，他是在麻痹勞動人民鬥志，是為反動階級服務的走狗。
批判武訓，連46年死的贊同武訓精神辦義學的教育家陶行志、陽晏初和沈從文一起受批判。陽晏初是從美國募捐到幾十萬美元後在國內從事鄉村建設的學子。沈從文是北大曾送機票給他，他不願離開中共的人，他此時才清醒、在共產黨統治下日子難熬，因此割喉管自盡。
毛共宣布中國平民教育促進會為反動組織，農村建設學院院長魏永清為反革命，判處死緩（幾十年後平反），後來中共為了消除武訓電影影響，又特地命劇作家陳白塵炮製一個領導農民造反的英雄「宋景詩」，並拍成電影在全國放映宣傳。但以後陳白塵被鬥死，導演鄭君里被江青抓去，死在獄中，武訓墳被刨、屍骨遊街。
現在再來看看其他知識分子在中共統治後的遭遇，在高等學府除了北大的胡適、清大的梅貽琦等少數幾個校長願跟隨蔣介石到臺灣，多數校長認為他們從事學術、培養人才與政治無關，而且歷來的校長都站在進步學生民主自由的那方，出面保護學生，如已死的蔡元培向北洋軍閥交涉保釋五四運動被捕學生。
36年2月26日夜3,000名軍警包圍清大，前清大校長梅貽琦召集教授商討保護學生對策，當軍警查馮友蘭教授家時問，有學生藏家沒有？馮答無，軍警就客氣地離去，其實姚依林等學生都藏在他家。
40年代胡適校長保釋被捕的羅隆基、章伯鈞等學生。46年北京協和醫學院院長以身家性命力保被捕學生，被打成右派。
47年5月交大準備上街遊行，上海市長吳國楨派軍警包圍學校，聖約翰大學校長凃習卿與宗教界到交大作保後，吳國楨釋放了學生。次年同濟大學罷課，聖約翰大學學生去聲援，被軍警包圍，凃校長先後到同濟大學和警局監獄，將被捕學生一一保出。
但共產黨建政後因凃習卿的妻子是美國人，因此在歷次運動中，指責他與美國有不可告人目的，誣陷他是大老虎，於是凃習卿決定以自盡了結生命，但在跳樓時幸被夫人抱住未死。
解放前復旦大學要遷台，姓章的校長發動學生一起護校，因此學校沒有遷到臺灣去，但上海一解放，共產黨就不讓他當校長，反右中把他打成右派。
有一些沒有骨氣的長期緊跟共產黨的學者，雖拍足馬屁好話說盡，但也沒有什麼好下場。
除了上面所提的人外，如文痞郭沫若雖在毛澤東的庇護下幸運逃過羅網，但以後文革中他的二個兒子郭民英67年4月自殺，郭世英68年4月19被抓後被害。像他這樣經常到毛周那裡去的大紅人，竟不敢在毛周面前吭聲救兒子，玩弄丟車保帥的可恥伎倆，這說明在共產黨統治下知識分子的命運都是淒慘的。
待續@*
責任編輯：蘇筱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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