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1日訊】１９７９年，全國民主運動以近万家民辦刊物的形式迅速在各地蔓延開來。
３月５日晚７時許成都兩處繁華街頭－－鹽市口和總府街，成都地區的第一份民辦刊物《野草》公開出現了！一時間行人駐足、紛紛圍觀，交通為之阻塞。兩位張貼者－－徐坯和鄧墾，被熱情的群眾團團圍住，索求《野草》，他們脫身不得，气氛熱烈。
翌日，３６份《野草》，墨跡未干，寄往了文化部、中宣部和胡耀邦，中科院文研所、四川省委宣傳部，成都市委宣傳部、全國各大報刊雜志和北大、复旦等著名大學以及艾青、公劉、白樺等學者詩人，２４３份《野草》短短几天即告罄，而求索者仍不斷登門。
創辦《野草》是陳墨發起的。７９年２月９日晚，陳墨邀徐坯、鄧墾往其家，商談了擬結社辦刊的想法。第二天晚上，万一、徐坯、馮里、鄧墾、建成等聚陳墨家開了第一次會議。全體一致贊成結社出版油印刊物，并取名《野草》，推選陳墨為主編等。７天后在陳墨家又召開第二次會議決定： １. 由万一重寫發刊詞； ２. ２月底前必須出《野草》創刊號，油印２００份，每冊１６頁，每人交經費５元； ３. 由徐坯負責采購用品，陳墨夫人負責建帳和保管物品； ４. 每周星期六在陳墨家聚商一次等等。這次除建成外，均到會，建成委托馮里轉告他退出。
２月２４日晚７時許，在陳墨家又議定： 對外通訊處設馮里家中；徐坯負責紙張裁切，馮里負責油墨和封面紙； 陳墨負責兩天刻寫完創刊號的蜡紙。３月１日，由于油墨和封面紙末解決，決定推遲油印和裝訂時間。通訊處改在王道榮處。３月２日，開華送來了油墨，吳鴻也送來了油墨和蜡紙，救了《野草》之急。第二日晚，万一、徐坯、鄧墾和陳墨夫妻一齊動手，一直忙到凌晨３點，《野草》創刊號終于啼出第一聲，在艱難中走向社會，匯進了全國洶涌澎湃的民主大潮！
３月７日，編輯部收到賴善成來信，稱《野草》是”沖破冰封凍土而萌生的早春”。
３月１２日，收到余勇來信稱《野草》是 “一枝報春的紅梅在錦城出現”。
３月２０日，魯連寄來稿件《馬克思論出版自由》。
３月２５日，黎正光寄來詩一首《野草贊》。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支持《野草》。
正當第二期《野草》全力赶印之際，風聲刮來： “北京、上海等地已開始大批抓人”。不少好心人通過各种方式勸我們不要再頂風硬碰了，內部也有人說不把第二期 《野草》中的《天安門》抽掉，就退出《野草》；還有個別人匆匆忙忙赶到陳墨家中要求退還底稿，可是陳墨等人宣稱：”我們已作好了坐牢的准備。”于是第二期《野草》裝訂成冊。共４９５份。并如前往各處寄走４０余份，當天鹽市口和總府街等處，叉出現了《野草》第二期。觀者如云，連日不斷，轉抄，朗讀者無數，甚至有人打著手電筒圍觀……
４月９日，貼于總府街的《野草》第二期第２５頁和封底被”有心人”揭去。
４月１１日晚在沙河電影院碰頭會上得知：市委認為《野草》出了格，必須追究，必須取締。
有人向我們透露：４月２０日，市委書記楊以希在全市部、委、局領導干部會議上宣布說：”《野草》出了兩期，內容相當反動，攻擊毛主席是 ‘紅衣主教’，是 ‘死神’，對我們出現的暫時困難，惡意嘲笑，還要求啥人權民主……”
有愛護我們的某干部轉告我們：對《野草》，市委已打報告給省委，省委又打了報告給中央，中央處理意見還沒有下來，云云。
４月份最后几天，全市各大專院校、企事業單位紛紛傳達了市委指示：《野草》是反動刊物，要提高警惕，不要上當受騙，云云。
可是，５月１日，《野草》第三期６００余份已全部裝訂完畢，當天并獲悉：市委書記楊以希在近日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講話中己正式宣布《野草》是反動刊物。我們立即寫出《本刊啟事》，捍衛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一份義正辭嚴的《本刊啟事》匆匆由鄧墾草就，并于下午郵寄給了成都市市委書記楊以希。
５月２日獲知陳墨已被當局點名抓捕，當晚在陳墨家召開了主要成員的緊急會議，一致決定：１、關閉聯絡處，２、轉移全部《野草》第三期，３、暫不碰面，以免牽連。
几周后，陳墨并末被抓，其他詩友均安然無悉。《野草》風波不了了之。(后來得知，全靠當時省委書記趙紫陽一句話，陳墨等人才幸免于難。)
到了７、８月份，有消息傳來，北京民主運動又鬧熱起來了！
８月初，《中青報》四川記者站某負責人約見 《野草》部份人員 －－陳墨、吳鴻、何歸等，并給予高度肯定。
８月中旬，收到《詩刊》复信，表示對 《野草》鼓勵和支持。
同時，陳墨、万一登門拜訪了右派詩人孫靜軒。孫熱情支持，希望《野草》复刊，并任藝術顧問，還推荐駱耕野、賀星寒、譚楷等加入。
后來，新《野草》編輯部開過几次會，推舉賀星寒為主編，稿件也湊齊了，甚至連印刷厂也找到了，終因心不齊，复刊事一拖再拖，最后傳來魏京生被捕，形勢大變，复刊胎死腹中。
為了延續《野草》的生命，７９年１１月１８日魏京生入獄剛半月，我們決定《野草》以手抄小報形式并更名為《詩友》繼續辦下去。從公開轉人地下，從公開散發轉為內部傳閱，作為野草 文學社同仁間聯絡感情，互學互勉的紐帶。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３日，鄧墾終于手抄編寫完《詩友》創刊號。從此，詩友間傳閱、討論，寫評論、設講座，評獎、郊游、聚會、搞得有聲有色，加入者也越來越多。都是些中年人了，拖儿帶女，奉老養幼，還對這些”青皮”所為，樂此不疲。
正當《詩友》第２７期由蔡楚抄編完畢，有人透露：某人在宴請《四川文學》編輯人員時獲知，市委已查明了《詩友》系《野草》易名的另一形式，已被定為地下黑刊，有關部門正在清查我們人生這點點追求与樂趣，又被當局給剝奪了。
這次痛苦地沉默，竟達十年之久！
１９８８年２月，大約气候适宜，《詩友》又恢复。尤其孫路跳得最起勁。終于 “跳”出了問題 在 “８９”年民運中被捕入獄！《詩友》再次被迫停辦。
９０年１０月２０日《詩友》又复刊了！總第５６期。９３年底打結為總第８１期。
九九、羅鶴等人不甘寂寞，再三呼吁人生應有交待，要把十几年唱出的東西搞個《野草詩選》，以示紀念。
九九君老是對我說：”我們這么些人已是不惑之年了，埋著頭哼了也等了几十年，實在是忍無可忍了，該是出本書的時候了！”于是他花了一個月時間，從三期《野草》和８１期《詩友》中選出這么一個《野草詩選》來。
大家說我是《野草》根根底底的”全知”，其實不過”記帳” 而已。好在《后記》一類文字多是道些根根底底的實話，作些清清楚楚的交待。此帳記得明白無誤，這點我敢保證，但找誰算帳，則茫然不知。大約這筆糊涂帳，也只好留給后人了－－倘若他們能讀到這本詩選，定能掩卷長嘆。
府河旁舊樓西窗下
１９９４年２月９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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