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日訊】 東北先后出現過兩個人，這兩人象兩只性別不同的虎。一只是雌的，一只雄的；一只是陰柔的，一只是陽剛的。一只被收進國家相關詩歌的動物園展覽并接受豢養，虎性漸退，或者本來就是一只徒具虎形的不公不母的貓，但繁殖力極強，并且是無性生殖或單性生殖，所以引發大批同樣不雌不雄、不陰不陽、全都一個性質、一個模樣的成群結隊繁衍的公母詩貓，長達二十余年，滿大陸亂竄、嚎春……一只天然生就荒山野岭，從先代虎輩起就一直受到追逐、捕殺，無處藏身，孑然孤處、形單影只，這是一只唯一的、獨身的、單傳的猛虎，虎鞭鐵硬、旗杆高豎，沒有虎屄就日他媽虎屁眼，決不象那幫公母詩貓一樣被人奸淫又自己奸淫自己。這類猛虎几近絕跡，是虎類中的珍奇，而非披著虎皮自欺欺人又為“虎”作倀的狗日的假“大虫”。這是兩种性質迥然相异的虎類。這兩類虎代表兩類傾向和精神境界，兩种不同類型和生命气質的人。一個是所謂詩評家和詩人，一個是天生詩人和詩學理論家。前者在混濁的朦煙朧霧中“崛起”于“屎壇”（詩壇），其評論視野受其局促的評論對象規定，屬所謂“現代主義”的單一平視，眼珠子先天眼翳后天自然朦朧，把血看成了盛綻的玫瑰花，并且鐵定不轉、直視著一种似是而非的東西——霧色朦朧的令人呼吸極度窒息的固定不變的“意象”。后者立足于后現代極權社會，一出現就張牙舞爪、咄咄逼人，一付老子誰也不買賬，你想日我、吃我、老子先吃你、日你的先鋒姿態和架勢。活著有虎气！死也無所謂！要死就死在沙場上！死后也不倒虎威！決不左顧右盼！決不唯唯諾諾、含糊其詞、看人臉色行事！見什么“解构”什么，首先解构人人視為畏途的殺气騰騰的政治，還有至今那幫狗日的男人還羞羞答答地“正人君子”的性愛和肉欲！其人天生無禁區和雷區，是“禁”敢闖！是“雷”敢踩！其視野高屋建瓴、海闊天空，但卻不是相對于平視的立體視覺足以概括，而是一种具有自我瓦解性質的、隨時處于流變狀態的不确定性裂視：這种裂視任何方位都可以抵達、任何方位都不固守、任何方位都彼此依存、任何方位都相互摧毀。這是一种少數后現代真性情的詩人特有的天馬行空、絕對虛無的全方位精神視覺，類似昆虫的复眼，眼睛中有眼睛，以散漫和放射投射方式觀照生命和世界。
前者手持恩賜的名份和官封的桂冠，与其所評對象一起早已暴露其“尸”（詩）的本質而貶值，如今時過境遷，無須再指名道姓，讓其自行對號入座，回頭自己對自己自我審視。后者“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槍挑專制“小梁王”，拳打獨裁“鎮關西”，也絕不与犬而儒之的臭文人、政治文化宦官和掮客和林林總總、形形色色的精神軟骨族和哈巴族一起沆瀣一气，而是大書獨立、特寫自由！他誓死不把自己血肉生命和精神生命的雙重自由自行舍棄和白白朦朧奉送于人！此人自報姓名——楊春光！
楊春光就是楊春光，這是不由分說的，他的詩也是“不講道理”的。他對這世界強權的藐視，差不多可以說是前無類似的文人，后無相似的書生。你不服气，你在當代的知識人群中指几個給我看看？更不用說那些懦弱和貧乏得可怜的卵詩人！這就是与人迥然相异的楊春光！這就是几近絕無僅有的楊春光精神！如果沒有那么一种顛覆和摧毀一切的勇气，他就不可能也不敢于獨自承受孤絕！他就不可能也不敢于四面樹敵和受敵而毫無懼色！沒有鮮花和掌聲，沒有狗屁不懂的精神權貴的嘉獎和賞賜，只有注定的唾沫和咒罵、注定的冷漠和嘲諷、注定的打壓和封殺，而這正是他也唯有他才能單獨享有的至高的褒獎和特殊的榮譽。古往今來在精神王國敢于揭竿而起者誰不遭逢和迎戰這种厄運？！楊春光也如此，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詩歌戰士和孤膽英雄，因為他不計代价地一次又一次持續慘烈出擊，海外有人把他比成當今中國詩壇的李敖，事實上他少了一份李敖的政治城府，卻多了一份詩歌生命的自在和至誠。他的出現是轉型時期的中國的一种必然，他無疑揭示和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現象，如暴漲的洪流轟然而至，縱使難免有泥沙俱下和表像粗糙之嫌，其內核卻蘊含著巨大的流量和沖擊力。這是一种特异的人文現象，它的特异性就在于：楊春光同時受到來自官方和民間的雙重拒絕；或者更准确地說，他受到了真官方和偽民間兩面夾擊。這是一种不約而同的精神默契和罪惡同謀。這种情況在上世紀的中國詩壇上除我個人之外是極少有人領略的。假若誰真正面臨了這种境遇，要么就退縮，要么就投降，要么就自甘沈寂和自行消隱。而唯有不舔人屁眼者投以蔑視，唯有不含人雞巴者臨險不惊。當然也有人佯裝成極權體制的怀疑和挑戰者的角色，目的僅僅是為了尋求在專制文化的夾縫中謀取一個位置，把自己好生安頓。楊春光不是文化政治掮客，也不耍猴戲或被人當猴耍，他玩真格的。他手舞“解构”的殺手，面對威權之下俯首貼耳的各种名目繁多的詩戲班子一路掃蕩、一路殺來。或者操起超級強力水龍頭，朝這幫滿臉脂粉或油彩的家伙沖去，還這幫烏龜王八們以本來面目。他在這個沒有點詩歌精神、也無誰有真詩人气質的時代，起到了掃蕩垃圾和沖刷污垢的清洗作用。他在孤絕的煙塵中殺出一片血色的楊春光風景，仿佛紅光淋漓的日照中，天地中只孤立著一個人，一個叫楊春光的人。面對密布四周的敵意，他一個人身上就凝聚著一個集團軍。他的戰場就是自由精神戰胜他人也戰胜自己的廣闊的空間。他的生命的景色奇險，他自身就是精神奇景的主體部份，其余就是填充空白的天空和石頭。
楊春光出現在一個相對安靜和穩定的時期，時代、歷史乃至民族都沒有為他提供任何可以作為依撐的背景，如當年一度朝末世皇權矗立的民主牆，但他自己以自己的方式創造和壘筑了一面“牆”，一面象征生命自由的無形的“牆”，甚至他本身就是一堵充滿詩性的銳气和格斗鋒芒的血肉生命的“牆”，他的出現和摩羅的出現都同樣尖銳，富于批判性和沖擊力。楊春光在整體上沒有摩羅的從容和精煉，但他的銳气和力度不僅體現在書寫文本上，也體現在生命血肉本文上，性的行為方式，較之高舉精神大纛的詩思者摩羅，他自有一种身體力行的生命傾向，而不僅止于精神世界的叱吒風云。對當代陰性成癖的中國詩壇，楊春光象一根巨型陽具，也是眾多舉陽不起的陽具所急需的“偉哥”！早就該毫不含糊、直截了當操他媽意識形態的了，還包括陰不陰、陽不陽一大批兩性人“尸（詩）人”的屁眼，一直操到七十年代的老根和總根上去，全面奸尸（詩）！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沒有雄性的詩歌和詩人，楊春光是我所見到的他的同代人中唯一從褲襠里掏出陽物能在太陽光下當眾奸尸（詩）者！唯一精神面目不朦朧混濁的澄澈的勇者！
值得推崇和肯定的詩人是真正的文化英雄，也是尼采所說的超人，他們因自身的精神強大而具有力量，這不是虛飄的朦煙朧霧所能承擔的，也不是為他們單薄、羸弱的精神所能人為取代和險惡遮蔽的。整個人生是詩化的人生，全部文化是詩性的文化，這种貫穿著生命行為主義書寫方式于其中的詩歌精神，正是在詩歌的意義上“活人”有別于“尸人” 的詩學追求！
楊春光很有學養、很有才能、很有見識、很有勇气、很有血性、很有獨立精神，那种徒有虛名、面對權貴和庸眾，竟結結巴巴說不出話來的人与他相比較，不可同日而語。他是人類自由精神在當下中國新一代詩人中罕見的單脈獨傳，他的詩學精神是對朦朧詩和詩朦朧以來的陰性有余、陽气不足的萎靡詩風的撥亂反正，甚至可以說是一次詩歌精神的革命性重新命名。他自覺趨向和清醒選擇一個時代長久以來呼吁的詩學的、哲學的、政治的、社會的全面大叛逆、大反抗和大解构。這一人文精神呼吁和社會行為實踐早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特別是1978—1979年民主啟蒙運動時期就已經開始准備并為之公開鋪展和大膽付諸行動，只是這一民主牆文化的主流在強權的高壓、導向、招安、分流下几近全軍覆沒，被受到“网開一面”朦朧詩文化朦朧代之。它的沉湮，是面對強權文化和与強權達成某种默契和歷史奧秘的朦朧文化雙重合圍和消解的湮滅。就我而言，民主牆運動當然決非朦朧運動，也決非某一類型的詩的形式、風格運動，而是生命自由精神運動，新百科全書運動，東方文藝复興運動。它面對的是整個社會包括政治在內的意識形態的全面破坏、反叛和重建，与繞開社會政治和體制而受到容忍和收編的朦朧詩風馬牛不相及。一個是納入現存體制和文化秩序、夾縫中求存；一個是被徹底拒之門外、斬盡殺絕而絕不依附就范。僅管極個別朦朧詩人如芒克者，決不趨炎附勢，不乏精神气質，但這類人極少，而且一般以為詩歌不應触及政治。我不屬于朦朧文化，就我早期的創作而言，同朦朧文化相比較，完全是兩种性質、兩种姿態，如我的詩《獨唱》、《野獸》、《白骨》、《火炬之歌》、《我看見一場戰爭》、《長城的自白》、《不 你沒有死去》、《倒下的偶象》、《世界在大風大雨中出浴》和寫于民主牆誕生之日——1978年10月11日——之《我》。以及我的直指文化大革命和偶象毛澤東的政論《論歷史人物對歷史的作用与反作用》，針對中國人權問題而寫的《致卡特總統》，當時中央授意我寫而被我違背旨意所寫的《我站在中國的大門口說話》。同時我已開始百万字的半自傳體長篇小說《自由之血——天空下的一個人和一個人的天空》的寫作。這是一部直接挑舋政治与性愛兩大禁區和雷區的作品，至今成為禁毀和封殺對象。有位朦朧詩人說，我的詩非常政治性，意即非他奶奶的哈巴狗或短尾兔藝術風格，或者藝術上不具備“朦朧藝術”之美。是的，我的詩是政治的，我的人也是政治的，任何社會成員都自覺和不自覺地离不開即使他想离開的政治。從社會角度來說，人是政治動物；而從宇宙生命角度來說，人也是宇宙生物。但就詩而言，社會政治題材的詩，只是我的諸多形式的詩的一种。此种類型的詩，對我而言正是另一种精神風格的野性、陽剛之美的生命。而就人而言，老子就是老子，大雞巴一根，直指主攻方向——極權主義的老屁眼！也一杆子直戳宦官文化之臭屄，并鼓搖此物挑舋和橫掃包括專制政治和文化在內的一切領域的圭臬、威權和中心！老子是被暴力追殺了一生的一大溫柔的詩匪，絕對意義上的性情中人，我行我素，自己領導自己，數十年人生跋涉，我發現在這條路上我并不孤獨，喜見楊春光一類的后來者——越來越多的后來居上的后來人！我甘愿在這支隊伍中哪怕站在最后一名也終生不退伍！
朦朧詩以來的中國詩壇，在意識形態和極權文化的背景上，不管打出了多少旗號，涌現了多少拉幫結派的團伙，整體上應該加個“偽”字或“准”字，因為他們象精神領域的“詩歌紅衛兵”，無一人敢于跳出由來已久的“万壽無疆”的心靈圈禁和無處不在的思想言行規范的陰影，沒有一個人真正擁有自由和獨立的精神空間，成為自主之王。極少發現真正具有詩人的智能、气質、才華和人格力量的人，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弊病，就是有意或無意、直接和間接、公開和隱蔽混淆服務政治、逃避政治和批判政治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在性質上的區別，并視政治批判為詩的忌諱，好象寫詩應遠离和回避政治，只能不痛不痒地“藝術地”朦朧，詩人就是詩人，詩歌就是純詩，既与政治無關，也不与哲學和宗教結緣。這种弊病、謬誤和遺禍，正是統治者的精神導向和設計，也正中和投合其思想駕馭的下怀！其實質至今尚無一人指出來，對此具有清醒的意識，只有楊春光居先捅破。他的出現，對泛濫成災的“朦朧詩潮”是一次致命的總清洗和大掃蕩，特別他針對所謂“詩到語言止”而提出的“詩從語言始，到政治止”是當代詩學理論一個質的突破和飛躍。前者的提法早就可疑，不攻自破，楊春光和我本人均作過針鋒相對的剖析和無情的鞭笞。后者可視為一种全新的層次和中國社會轉型階段的詩學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在中國世代承襲的專制制度下，任何歷史時代詩都不可能遠离和逃避政治，而是應該責無旁貸地勇于批判政治。特別是具體到極權主義制度下的當代中國文化背景而言，“詩從語言始，到政治止”這一提法异常鮮明、尖銳、必要和無可回避！前一种提法是一种膚淺的時髦和曲意的迎合，是詩學精神的誤導，起著偏离批判專制文化的作用，引發的是普遍淡化文化專制的暴虐實質和一代人全都熱衷于玩弄文字游戲。后一种提法是非常有勇气的，而這种血淋淋的直面社會本質和宇宙人生的大勇來自大智，在所謂朦朧詩的几代詩人中，未見誰敢于在精神領域掏出日專制暴政的大雞巴一根，楊春光的精神舉止和動作足以惊世駭俗，不僅如此，他在掃蕩生命性意識觀念上，也同樣顯示超前的穎悟。
應當在當代詩歌史上進行一次清算，澄清和重寫當代中國包括民間地下文學在內的詩歌史。詩歌沒有民間和官方、沒有正史和野史，更沒有人為設限和布置的雷區和禁區。詩歌就是詩歌。詩人就是違禁者和踩雷者。當楊春光勇闖禁區和雷區呼嘯而起時，他也就把他的名字以獨特的書寫方式寫進了當代詩歌真實的歷史，真正的中國當代詩歌是中國在新的二十一世紀中，精神世界的一次大傾斜和大顛覆。在顛覆和傾斜中，對所有以各种花樣繁多的名目自我標榜的詩虫和詩蛆來一次統而掃之的大掃除，把他們驅逐出逃离社會和回避政治的安全掩體，撕下他們各式各樣的遮羞布，攪動他們成團涌動、躲藏其中的臭糞坑，讓他們正視一下自己，究竟有沒有作為一個人起碼的自由、良知、人權意識和獨立的尊嚴？！早就該這樣做了，但沒有人去做，也無人敢去做，而楊春光做了，并且還在繼續做著。他的腳下呈現一片新的詩歌時代的曙光。而他的《詩從語言始，到政治止》，不僅是當代中國后現代主義詩歌經典性宣言，也是一篇新的詩學理論杰作。
有人稱楊春光為匪首、頭羊、巨獸、超人、東北野驢，我以為他最大的形象特征是前面已提及的虎鞭、旗杆、一根充血和帶電的大陽具，而陽具最大的功效就是他娘的一個“操”字。別人不敢操的，他操；別人不能操的，他操。不僅操他媽“性愛禁區”，也操他娘的“政治禁區”。操含混不清、不知所云的不敢触及極權穴位的朦朧屁，這种東西只有極權主義者、宦官、御用文人以及經由這种極權文化大染缸泡制出來的臭酸菜似的、腦子被洗白了的一代愚不可及的傻雞巴蛋們特別饒有興味，愛聞這种放屁人本身被人日死不吭聲、放出來的屁也是沒有聲響的朦朧陰屁，他們聞不得陽屁，因為那惊天動地的猛烈炸響，足以使他們嚇破鼠膽！而在人生底層痛苦的生存線上掙扎求存的人，更拒絕極權文化為他們刻意調制的這一份不痛不痒、不中不西、麻痹心靈、蒙混感覺、既不止渴、也不止飢的糊狀的文化殘羹，而且這只是唯一的一份，既無選擇，也無比較可言，他們需要一個正常人全部真實和廣闊的多元文化紛呈的宇宙人生。楊春光不僅操朦朧詩，也操詩歌這一文學品种本身，讓“詩歌”從自囚和受限于自身中獲得前所未有的形式和內容的雙重解放。他所寫的詩，就是被他操成這個樣子的詩，你把它讀成什么都可以，讀成什么它就是什么，天底下只此一家、不可重复，如果人人效法，那它的獨特就蕩然無存，成了新一輪千人一面、万人一腔的朦朧詩了。楊春光以“解构”的方式操，解构就是楊春光操天、操地、操政治、操意識形態、操皇帝老儿的金鸞殿和一切暴虐及威權的一种方式，所以，他操著操著忽發奇想：“我想登上天安門”，這也是他操出的一道險峰中的無限風光！但同樣也只此一家，不可重复，別人大可不必登上城樓“永遠健康”地簇擁于他的身旁。登天安門也不是誰家的專利，你登得，我也登得。你用權力登，我用精神登。登上天安門各有各的登法。別的人要登就得另擇日子，另換一种姿態，最好自己再行打造一座僅屬于自己，既不屬于毛澤東，也不屬于別的任何人的矗立精神廣場的詩歌城樓。
万事要先操，操不僅是一种“破坏”和打開封閉的快感，也是一种下种“建設”的方式。下了种才能怀孕，怀了孕才能生育，于是我是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破坏就是建設的。破坏和建設給我們的興奮是雙重的，既有血肉生命的生理快感，也有精神生命的心理樂趣。就看你敢不敢操、能不能操！生理和精神陽萎的人与此絕緣。這需要堅挺的、充血和帶電的巨型陽具才能行之有效。這就是楊春光。因為“操”也是一种“弒殺”，所以楊春光既是操家，也是不折不扣的精神殺手，并且主要是弒君犯上！
楊春光不僅想登上天安門，而且想跳出紅色淤血的陷阱，向往天空和大海的自由之藍。因為他被“紅”怕了，見到紅不是想到生命、生机和活力，而是只能聯想起屠戮、死亡和流血。他并且想用國旗做褲衩，把這一象征國體的標志還原為布，与肌體和血肉更貼近并交融，而不是高懸于頭頂的某种令人生畏的威懾。把國旗做褲衩在美國社會是件尋常事，男人女人都可以用來做衣服，女人兜乳房，男人包屁股。這在中國的觀念里可不得了，這至少是有侮國威，甚至可追究刑事責任。由此可見，楊春光其人、其詩、其思無處不大膽違禁和僭越。
后現代主義精神是一种泛文化精神，在詩歌的意義上來說，就是泛詩精神，而對于我來說，就是“大詩”精神。它意味著當代詩學所面對的一切的瓦解，也是一切的重建，其領域遍及人類社會生活諸多方面和各种層次，也震動著詩以外的諸多藝術和諸多學科。這种泛詩或大詩精神有以下三种特征：
一、它是泛詩的，也是“大詩”的，以區別于傳統文學分類意義上的形式的詩和詩的形式；
二、它在平面書寫之外，也包含著肢體語言和行為主義的書寫方式，可以說，正是這种“大詩”具有超越平面書寫和兼具立體藝術方式和特征的精神傾向；
三、它是一种綜合的詩性內核和表征，它可以融匯諸多藝術，也可以消解諸种學科于其中，它在融匯和消解諸多學科和藝術形式的同時，也就完成了此前的一切藝術形式和不同學科的一次以怀疑、挑戰和否定為前提的精神意識大解构，而首當其沖的是詩的政治學的意識形態的解构。
這种泛詩和“大詩”精神并付諸于行動的大書寫是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与民主牆運動同步發生的，它意味著中國當代新的自由人文精神面對全世界宣告和宣示的真正的開始！
時隔二十余年，楊春光斬露頭角，他的出現是一次孤絕但并不孤立的詩歌事件，也是一次精神歷史事件。至今還無人從他的大勇、血性的詩歌書寫和行為方式中見出一种真正的二十一世紀的人類自由精神！這是一個集匪气、騷气、日气、血气于一身的人，他是一股真正的洪流，正在自己的涌流過程之中。
2002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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