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日讯】 东北先后出现过两个人，这两人象两只性别不同的虎。一只是雌的，一只雄的；一只是阴柔的，一只是阳刚的。一只被收进国家相关诗歌的动物园展览并接受豢养，虎性渐退，或者本来就是一只徒具虎形的不公不母的猫，但繁殖力极强，并且是无性生殖或单性生殖，所以引发大批同样不雌不雄、不阴不阳、全都一个性质、一个模样的成群结队繁衍的公母诗猫，长达二十余年，满大陆乱窜、嚎春……一只天然生就荒山野岭，从先代虎辈起就一直受到追逐、捕杀，无处藏身，孑然孤处、形单影只，这是一只唯一的、独身的、单传的猛虎，虎鞭铁硬、旗杆高竖，没有虎屄就日他妈虎屁眼，决不象那帮公母诗猫一样被人奸淫又自己奸淫自己。这类猛虎几近绝迹，是虎类中的珍奇，而非披着虎皮自欺欺人又为“虎”作伥的狗日的假“大虫”。这是两种性质迥然相异的虎类。这两类虎代表两类倾向和精神境界，两种不同类型和生命气质的人。一个是所谓诗评家和诗人，一个是天生诗人和诗学理论家。前者在混浊的朦烟胧雾中“崛起”于“屎坛”（诗坛），其评论视野受其局促的评论对象规定，属所谓“现代主义”的单一平视，眼珠子先天眼翳后天自然朦胧，把血看成了盛绽的玫瑰花，并且铁定不转、直视着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雾色朦胧的令人呼吸极度窒息的固定不变的“意象”。后者立足于后现代极权社会，一出现就张牙舞爪、咄咄逼人，一付老子谁也不买账，你想日我、吃我、老子先吃你、日你的先锋姿态和架势。活着有虎气！死也无所谓！要死就死在沙场上！死后也不倒虎威！决不左顾右盼！决不唯唯诺诺、含糊其词、看人脸色行事！见什么“解构”什么，首先解构人人视为畏途的杀气腾腾的政治，还有至今那帮狗日的男人还羞羞答答地“正人君子”的性爱和肉欲！其人天生无禁区和雷区，是“禁”敢闯！是“雷”敢踩！其视野高屋建瓴、海阔天空，但却不是相对于平视的立体视觉足以概括，而是一种具有自我瓦解性质的、随时处于流变状态的不确定性裂视：这种裂视任何方位都可以抵达、任何方位都不固守、任何方位都彼此依存、任何方位都相互摧毁。这是一种少数后现代真性情的诗人特有的天马行空、绝对虚无的全方位精神视觉，类似昆虫的复眼，眼睛中有眼睛，以散漫和放射投射方式观照生命和世界。
前者手持恩赐的名分和官封的桂冠，与其所评对象一起早已暴露其“尸”（诗）的本质而贬值，如今时过境迁，无须再指名道姓，让其自行对号入座，回头自己对自己自我审视。后者“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枪挑专制“小梁王”，拳打独裁“镇关西”，也绝不与犬而儒之的臭文人、政治文化宦官和掮客和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精神软骨族和哈巴族一起沆瀣一气，而是大书独立、特写自由！他誓死不把自己血肉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双重自由自行舍弃和白白朦胧奉送于人！此人自报姓名——杨春光！
杨春光就是杨春光，这是不由分说的，他的诗也是“不讲道理”的。他对这世界强权的藐视，差不多可以说是前无类似的文人，后无相似的书生。你不服气，你在当代的知识人群中指几个给我看看？更不用说那些懦弱和贫乏得可怜的卵诗人！这就是与人迥然相异的杨春光！这就是几近绝无仅有的杨春光精神！如果没有那么一种颠覆和摧毁一切的勇气，他就不可能也不敢于独自承受孤绝！他就不可能也不敢于四面树敌和受敌而毫无惧色！没有鲜花和掌声，没有狗屁不懂的精神权贵的嘉奖和赏赐，只有注定的唾沫和咒骂、注定的冷漠和嘲讽、注定的打压和封杀，而这正是他也唯有他才能单独享有的至高的褒奖和特殊的荣誉。古往今来在精神王国敢于揭竿而起者谁不遭逢和迎战这种厄运？！杨春光也如此，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诗歌战士和孤胆英雄，因为他不计代价地一次又一次持续惨烈出击，海外有人把他比成当今中国诗坛的李敖，事实上他少了一份李敖的政治城府，却多了一份诗歌生命的自在和至诚。他的出现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的一种必然，他无疑揭示和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如暴涨的洪流轰然而至，纵使难免有泥沙俱下和表像粗糙之嫌，其内核却蕴含着巨大的流量和冲击力。这是一种特异的人文现象，它的特异性就在于：杨春光同时受到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拒绝；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受到了真官方和伪民间两面夹击。这是一种不约而同的精神默契和罪恶同谋。这种情况在上世纪的中国诗坛上除我个人之外是极少有人领略的。假若谁真正面临了这种境遇，要么就退缩，要么就投降，要么就自甘沈寂和自行消隐。而唯有不舔人屁眼者投以蔑视，唯有不含人鸡巴者临险不惊。当然也有人佯装成极权体制的怀疑和挑战者的角色，目的仅仅是为了寻求在专制文化的夹缝中谋取一个位置，把自己好生安顿。杨春光不是文化政治掮客，也不耍猴戏或被人当猴耍，他玩真格的。他手舞“解构”的杀手，面对威权之下俯首贴耳的各种名目繁多的诗戏班子一路扫荡、一路杀来。或者操起超级强力水龙头，朝这帮满脸脂粉或油彩的家伙冲去，还这帮乌龟王八们以本来面目。他在这个没有点诗歌精神、也无谁有真诗人气质的时代，起到了扫荡垃圾和冲刷污垢的清洗作用。他在孤绝的烟尘中杀出一片血色的杨春光风景，仿佛红光淋漓的日照中，天地中只孤立着一个人，一个叫杨春光的人。面对密布四周的敌意，他一个人身上就凝聚着一个集团军。他的战场就是自由精神战胜他人也战胜自己的广阔的空间。他的生命的景色奇险，他自身就是精神奇景的主体部分，其余就是填充空白的天空和石头。
杨春光出现在一个相对安静和稳定的时期，时代、历史乃至民族都没有为他提供任何可以作为依撑的背景，如当年一度朝末世皇权矗立的民主墙，但他自己以自己的方式创造和垒筑了一面“墙”，一面象征生命自由的无形的“墙”，甚至他本身就是一堵充满诗性的锐气和格斗锋芒的血肉生命的“墙”，他的出现和摩罗的出现都同样尖锐，富于批判性和冲击力。杨春光在整体上没有摩罗的从容和精炼，但他的锐气和力度不仅体现在书写文本上，也体现在生命血肉本文上，性的行为方式，较之高举精神大纛的诗思者摩罗，他自有一种身体力行的生命倾向，而不仅止于精神世界的叱咤风云。对当代阴性成癖的中国诗坛，杨春光象一根巨型阳具，也是众多举阳不起的阳具所急需的“伟哥”！早就该毫不含糊、直截了当操他妈意识形态的了，还包括阴不阴、阳不阳一大批两性人“尸（诗）人”的屁眼，一直操到七十年代的老根和总根上去，全面奸尸（诗）！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没有雄性的诗歌和诗人，杨春光是我所见到的他的同代人中唯一从裤裆里掏出阳物能在太阳光下当众奸尸（诗）者！唯一精神面目不朦胧混浊的澄澈的勇者！
值得推崇和肯定的诗人是真正的文化英雄，也是尼采所说的超人，他们因自身的精神强大而具有力量，这不是虚飘的朦烟胧雾所能承担的，也不是为他们单薄、羸弱的精神所能人为取代和险恶遮蔽的。整个人生是诗化的人生，全部文化是诗性的文化，这种贯穿着生命行为主义书写方式于其中的诗歌精神，正是在诗歌的意义上“活人”有别于“尸人” 的诗学追求！
杨春光很有学养、很有才能、很有见识、很有勇气、很有血性、很有独立精神，那种徒有虚名、面对权贵和庸众，竟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的人与他相比较，不可同日而语。他是人类自由精神在当下中国新一代诗人中罕见的单脉独传，他的诗学精神是对朦胧诗和诗朦胧以来的阴性有余、阳气不足的萎靡诗风的拨乱反正，甚至可以说是一次诗歌精神的革命性重新命名。他自觉趋向和清醒选择一个时代长久以来呼吁的诗学的、哲学的、政治的、社会的全面大叛逆、大反抗和大解构。这一人文精神呼吁和社会行为实践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1978—1979年民主启蒙运动时期就已经开始准备并为之公开铺展和大胆付诸行动，只是这一民主墙文化的主流在强权的高压、导向、招安、分流下几近全军覆没，被受到“网开一面”朦胧诗文化朦胧代之。它的沉湮，是面对强权文化和与强权达成某种默契和历史奥秘的朦胧文化双重合围和消解的湮灭。就我而言，民主墙运动当然决非朦胧运动，也决非某一类型的诗的形式、风格运动，而是生命自由精神运动，新百科全书运动，东方文艺复兴运动。它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包括政治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全面破坏、反叛和重建，与绕开社会政治和体制而受到容忍和收编的朦胧诗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纳入现存体制和文化秩序、夹缝中求存；一个是被彻底拒之门外、斩尽杀绝而绝不依附就范。仅管极个别朦胧诗人如芒克者，决不趋炎附势，不乏精神气质，但这类人极少，而且一般以为诗歌不应触及政治。我不属于朦胧文化，就我早期的创作而言，同朦胧文化相比较，完全是两种性质、两种姿态，如我的诗《独唱》、《野兽》、《白骨》、《火炬之歌》、《我看见一场战争》、《长城的自白》、《不 你没有死去》、《倒下的偶象》、《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和写于民主墙诞生之日——1978年10月11日——之《我》。以及我的直指文化大革命和偶象毛泽东的政论《论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作用与反作用》，针对中国人权问题而写的《致卡特总统》，当时中央授意我写而被我违背旨意所写的《我站在中国的大门口说话》。同时我已开始百万字的半自传体长篇小说《自由之血——天空下的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天空》的写作。这是一部直接挑舋政治与性爱两大禁区和雷区的作品，至今成为禁毁和封杀对象。有位朦胧诗人说，我的诗非常政治性，意即非他奶奶的哈巴狗或短尾兔艺术风格，或者艺术上不具备“朦胧艺术”之美。是的，我的诗是政治的，我的人也是政治的，任何社会成员都自觉和不自觉地离不开即使他想离开的政治。从社会角度来说，人是政治动物；而从宇宙生命角度来说，人也是宇宙生物。但就诗而言，社会政治题材的诗，只是我的诸多形式的诗的一种。此种类型的诗，对我而言正是另一种精神风格的野性、阳刚之美的生命。而就人而言，老子就是老子，大鸡巴一根，直指主攻方向——极权主义的老屁眼！也一杆子直戳宦官文化之臭屄，并鼓摇此物挑舋和横扫包括专制政治和文化在内的一切领域的圭臬、威权和中心！老子是被暴力追杀了一生的一大温柔的诗匪，绝对意义上的性情中人，我行我素，自己领导自己，数十年人生跋涉，我发现在这条路上我并不孤独，喜见杨春光一类的后来者——越来越多的后来居上的后来人！我甘愿在这支队伍中哪怕站在最后一名也终生不退伍！
朦胧诗以来的中国诗坛，在意识形态和极权文化的背景上，不管打出了多少旗号，涌现了多少拉帮结派的团伙，整体上应该加个“伪”字或“准”字，因为他们象精神领域的“诗歌红卫兵”，无一人敢于跳出由来已久的“万寿无疆”的心灵圈禁和无处不在的思想言行规范的阴影，没有一个人真正拥有自由和独立的精神空间，成为自主之王。极少发现真正具有诗人的智能、气质、才华和人格力量的人，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弊病，就是有意或无意、直接和间接、公开和隐蔽混淆服务政治、逃避政治和批判政治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在性质上的区别，并视政治批判为诗的忌讳，好象写诗应远离和回避政治，只能不痛不痒地“艺术地”朦胧，诗人就是诗人，诗歌就是纯诗，既与政治无关，也不与哲学和宗教结缘。这种弊病、谬误和遗祸，正是统治者的精神导向和设计，也正中和投合其思想驾驭的下怀！其实质至今尚无一人指出来，对此具有清醒的意识，只有杨春光居先捅破。他的出现，对泛滥成灾的“朦胧诗潮”是一次致命的总清洗和大扫荡，特别他针对所谓“诗到语言止”而提出的“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是当代诗学理论一个质的突破和飞跃。前者的提法早就可疑，不攻自破，杨春光和我本人均作过针锋相对的剖析和无情的鞭笞。后者可视为一种全新的层次和中国社会转型阶段的诗学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在中国世代承袭的专制制度下，任何历史时代诗都不可能远离和逃避政治，而是应该责无旁贷地勇于批判政治。特别是具体到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当代中国文化背景而言，“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这一提法异常鲜明、尖锐、必要和无可回避！前一种提法是一种肤浅的时髦和曲意的迎合，是诗学精神的误导，起着偏离批判专制文化的作用，引发的是普遍淡化文化专制的暴虐实质和一代人全都热衷于玩弄文字游戏。后一种提法是非常有勇气的，而这种血淋淋的直面社会本质和宇宙人生的大勇来自大智，在所谓朦胧诗的几代诗人中，未见谁敢于在精神领域掏出日专制暴政的大鸡巴一根，杨春光的精神举止和动作足以惊世骇俗，不仅如此，他在扫荡生命性意识观念上，也同样显示超前的颖悟。
应当在当代诗歌史上进行一次清算，澄清和重写当代中国包括民间地下文学在内的诗歌史。诗歌没有民间和官方、没有正史和野史，更没有人为设限和布置的雷区和禁区。诗歌就是诗歌。诗人就是违禁者和踩雷者。当杨春光勇闯禁区和雷区呼啸而起时，他也就把他的名字以独特的书写方式写进了当代诗歌真实的历史，真正的中国当代诗歌是中国在新的二十一世纪中，精神世界的一次大倾斜和大颠覆。在颠覆和倾斜中，对所有以各种花样繁多的名目自我标榜的诗虫和诗蛆来一次统而扫之的大扫除，把他们驱逐出逃离社会和回避政治的安全掩体，撕下他们各式各样的遮羞布，搅动他们成团涌动、躲藏其中的臭粪坑，让他们正视一下自己，究竟有没有作为一个人起码的自由、良知、人权意识和独立的尊严？！早就该这样做了，但没有人去做，也无人敢去做，而杨春光做了，并且还在继续做着。他的脚下呈现一片新的诗歌时代的曙光。而他的《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不仅是当代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经典性宣言，也是一篇新的诗学理论杰作。
有人称杨春光为匪首、头羊、巨兽、超人、东北野驴，我以为他最大的形象特征是前面已提及的虎鞭、旗杆、一根充血和带电的大阳具，而阳具最大的功效就是他娘的一个“操”字。别人不敢操的，他操；别人不能操的，他操。不仅操他妈“性爱禁区”，也操他娘的“政治禁区”。操含混不清、不知所云的不敢触及极权穴位的朦胧屁，这种东西只有极权主义者、宦官、御用文人以及经由这种极权文化大染缸泡制出来的臭酸菜似的、脑子被洗白了的一代愚不可及的傻鸡巴蛋们特别饶有兴味，爱闻这种放屁人本身被人日死不吭声、放出来的屁也是没有声响的朦胧阴屁，他们闻不得阳屁，因为那惊天动地的猛烈炸响，足以使他们吓破鼠胆！而在人生底层痛苦的生存线上挣扎求存的人，更拒绝极权文化为他们刻意调制的这一份不痛不痒、不中不西、麻痹心灵、蒙混感觉、既不止渴、也不止饥的糊状的文化残羹，而且这只是唯一的一份，既无选择，也无比较可言，他们需要一个正常人全部真实和广阔的多元文化纷呈的宇宙人生。杨春光不仅操朦胧诗，也操诗歌这一文学品种本身，让“诗歌”从自囚和受限于自身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形式和内容的双重解放。他所写的诗，就是被他操成这个样子的诗，你把它读成什么都可以，读成什么它就是什么，天底下只此一家、不可重复，如果人人效法，那它的独特就荡然无存，成了新一轮千人一面、万人一腔的朦胧诗了。杨春光以“解构”的方式操，解构就是杨春光操天、操地、操政治、操意识形态、操皇帝老儿的金鸾殿和一切暴虐及威权的一种方式，所以，他操着操着忽发奇想：“我想登上天安门”，这也是他操出的一道险峰中的无限风光！但同样也只此一家，不可重复，别人大可不必登上城楼“永远健康”地簇拥于他的身旁。登天安门也不是谁家的专利，你登得，我也登得。你用权力登，我用精神登。登上天安门各有各的登法。别的人要登就得另择日子，另换一种姿态，最好自己再行打造一座仅属于自己，既不属于毛泽东，也不属于别的任何人的矗立精神广场的诗歌城楼。
万事要先操，操不仅是一种“破坏”和打开封闭的快感，也是一种下种“建设”的方式。下了种才能怀孕，怀了孕才能生育，于是我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破坏就是建设的。破坏和建设给我们的兴奋是双重的，既有血肉生命的生理快感，也有精神生命的心理乐趣。就看你敢不敢操、能不能操！生理和精神阳萎的人与此绝缘。这需要坚挺的、充血和带电的巨型阳具才能行之有效。这就是杨春光。因为“操”也是一种“弑杀”，所以杨春光既是操家，也是不折不扣的精神杀手，并且主要是弑君犯上！
杨春光不仅想登上天安门，而且想跳出红色淤血的陷阱，向往天空和大海的自由之蓝。因为他被“红”怕了，见到红不是想到生命、生机和活力，而是只能联想起屠戮、死亡和流血。他并且想用国旗做裤衩，把这一象征国体的标志还原为布，与肌体和血肉更贴近并交融，而不是高悬于头顶的某种令人生畏的威慑。把国旗做裤衩在美国社会是件寻常事，男人女人都可以用来做衣服，女人兜乳房，男人包屁股。这在中国的观念里可不得了，这至少是有侮国威，甚至可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可见，杨春光其人、其诗、其思无处不大胆违禁和僭越。
后现代主义精神是一种泛文化精神，在诗歌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泛诗精神，而对于我来说，就是“大诗”精神。它意味着当代诗学所面对的一切的瓦解，也是一切的重建，其领域遍及人类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和各种层次，也震动着诗以外的诸多艺术和诸多学科。这种泛诗或大诗精神有以下三种特征：
一、它是泛诗的，也是“大诗”的，以区别于传统文学分类意义上的形式的诗和诗的形式；
二、它在平面书写之外，也包含着肢体语言和行为主义的书写方式，可以说，正是这种“大诗”具有超越平面书写和兼具立体艺术方式和特征的精神倾向；
三、它是一种综合的诗性内核和表征，它可以融汇诸多艺术，也可以消解诸种学科于其中，它在融汇和消解诸多学科和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就完成了此前的一切艺术形式和不同学科的一次以怀疑、挑战和否定为前提的精神意识大解构，而首当其冲的是诗的政治学的意识形态的解构。
这种泛诗和“大诗”精神并付诸于行动的大书写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与民主墙运动同步发生的，它意味着中国当代新的自由人文精神面对全世界宣告和宣示的真正的开始！
时隔二十余年，杨春光斩露头角，他的出现是一次孤绝但并不孤立的诗歌事件，也是一次精神历史事件。至今还无人从他的大勇、血性的诗歌书写和行为方式中见出一种真正的二十一世纪的人类自由精神！这是一个集匪气、骚气、日气、血气于一身的人，他是一股真正的洪流，正在自己的涌流过程之中。
2002年9月14日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