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後來頻繁地與革命者們接觸過程中，我愈加感到自己人生目的的微不足道，他們是當代的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逃到海外是為國為民。而我僅懷揣一已之私目的，尋求愛情和寫作。好在現在的革命者們胸襟寬廣，能容忍多元文化，我並沒因之感到被歧視。
老袁的出逃方式曾引起過紛紛議論，說他領著個貴陽到澳洲的觀光代表團，到悉尼一下飛機，與助手趙晶就“失蹤”了，被當地的民運組織接走隱匿起來，觀光團群龍無首，立馬乘機折回貴陽。
我接到以“二八論”一夜成名的施國英女士的電話，她說：“李清說大姐那兒我就不通知了，你告訴他來Ashfield的俱樂部開歡迎袁紅冰的會吧。”就沖這聲“大姐”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得去。更何況那陣兒我對施國英幾乎言聽計從，原因我在其他的文章裏談到過，身材嬌小的她在與眾大漢擺擂臺時毫無懼色，思想前衛不在乎平庸見解的誹謗。更重要的是有時會冒出幾句超出色的話來，例如：“一九四九年是中國人民被奴役的開始。”“這時候（指一九九九年“法輪功”被打壓後）批評“法輪功”就有些落井下石的意思。”等等。
她遊走在各派勢力之間。
一九四九年披著馬列主義外衣的闖王們進京後，在紅色政權控制下零星的外逃事件時有發生，合法出去的如通俗小說家張愛玲，非法出去的如小提琴家傅聰、馬思聰。大規模的外逃事件可能要算一九六零年新疆過境村民們趕著馬牛羊集體逃往蘇聯的事件，當時蘇聯打開了邊界的大門。
再有就是文革中偷渡的人們，從珠江游向香港，被邊防軍打死，被鯊魚吃掉，聽說當時珠江的水都是紅的。
文革後，中國社會鬆動，八十年代開始，出國潮風起雲湧，探親的，訪問的，團聚的，了’０d學的，一撥又一撥湧出國門，在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事件］後達到高潮，單就澳洲政府就給了當時在澳的四萬名留學生永久居留。
袁紅冰與趙晶則是在二零零四年七月出逃，中國當時在世人的眼中已發生翻天復地的變化，經濟的突飛猛進已使世人對中國刮目相看。袁紅冰在中國有著相當的社會地位，他是貴州某大學裏的法學院院長兼教授。
離Ashfield火車站不遠的俱樂部是民運人士經常聚會之處。這天三樓大會議廳牆上掛著白紙黑字的橫幅“歡迎法學家袁紅冰教授”，主席臺上坐著（從左往右）趙晶，她是位身材苗條一臉虔誠的年輕姑娘；民運著名人士李清，據說是他到飛機場接得袁與趙，，並讓二人住在他家；潘睛，一位從紐西蘭特地飛來的民運領袖；主角袁紅冰，他穿著普通的套頭衫與牛仔褲，長方臉，戴著幅黃邊眼鏡，一臉的堅毅。
會議室坐無虛席。
袁紅冰的發言裡稱“自己是個流浪的知青，”讓我感到非常親切，“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所謂“文化大革命”實為大反文化運動，造成中國社會空前的停滯，幾千萬風華正茂的青少年失學失業，被毛澤東手一揮“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而上山下鄉當農民，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掙扎在求生存的水平線上。
有多少人因病或事故喪失年輕的生命被永遠埋在他(她)並不情願去的黃土上。
有多少女青年被蹂躝失去貞操含羞趾忍辱偷生。
有多少人因營養不良身體得不到充分的發育生各種疾病得不到及時醫治落下終生的殘疾。
有多少人，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永遠停留在“知識青年”的水准。
而作為中國幾千年社會基礎的農民，在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直至紅色闖王們的解放戰爭勝利後究竟得到些什麼？
上山下鄉運動本身就是對農民的大不敬。
“農民那時候被死死地釘在地上，根本不許進城，在有限的可耕地面積上一下子接納幾千萬城市人口，農民的負擔在無限地加重，土地的負擔在無限地加重。”我當時的男朋友而今著名的經濟學家趙京興對我說，他寫了篇大字報貼到他的學校北京四中，這成為我們倆被抓進西城分局他的重要罪狀之一。
“你的罪行是替反革命分子遇羅克送信給陳毅，但在插隊問題上你比趙京興表現得好，你肯把戶口遷到白洋澱。”西城分局劉提審如是說。
“你說實話，你到白洋澱來插隊是不是想養活大眼鏡？”老潘曾經這麼問過我。“大眼鏡是老潘給趙京興起的綽號。”
一點不錯，這就是我插隊的目的。四十年了，我一直在尋覓救中國的人，從遇羅克到趙京興，從劉青到袁紅冰——
我是一九六九年一月把戶口遷到白洋澱去的，我根本不適應農村艱苦的生活，白洋澱是個經濟作物區，婦女全部織蓆，這是一個從小練就的工夫，我怎麼也學不會，我經常往北京的家裡跑，連自己都養不活，更談不上養活趙京興，趙京興還得幫助我。
一九七零年二月，林彪號召“一打三反”，四中的軍代表和革命群眾把堅持不肯插隊的趙京興扭送到西城分局，我當時正好在趙京興家，順手把我也送進去。
一九七二年，林彪事件出來後，我和趙京興被釋放。
從七二年七月到七六年七月，我很踏實地在白洋澱當中學民辦老師，對農民生活狀況有一定的了解。
我最近從兒子那兒聽到我的前夫，現在著名的經濟學家趙京興先生對我的批評：“不懂政治還老要搞政治。”
仲維光先生在開會時與我私下交談王友琴女士也有說我不太懂政治的類似評價。
我自己亦承認由於缺欠這方面的天賦與認真的學習的確不懂政治。十八歲時的我向十六歲的飽讀馬列經典的趙京興請教過“什麼是政治？”答曰：“政治就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直到現在我還是認為不管他(她)的信仰是什麼，屬於什麼階層什麼黨派什麼團體，只要不坑人害人願意和我交往的，我一概視為朋友，我經常頗為自豪地宣稱：“我的朋友三教九流全有。”
我的天賦我的才能是在文學上，純文學是存在的，能搞純文學的人是幸運的，我的文學卻與政治密不可分，因為我從十八歲不幸被卷入其中。
在這次墨爾本“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第一屆年會上，我向所有與會者分贈我的兩本小書《留在世界的盡頭》和《生之舞》我實際上是帶著極其誠惶誠恐的心情贈書的，因為與會者們的名氣、著作、水平已把我震傻了，我深感自己水平之低，思想之淺。有兩個人認真地看完書後給我極大的鼓舞，一個是來自德國的女詩人徐沛，她對我說：“這才是真正的文學。”
徐沛的文章我在網上看過，反共立場無比堅定，文采過人，氣勢如虹。
還有一位是著名民運領袖費良勇，他同時是核物理科學家，他的大名早就如雷贯耳，聽他精彩又定於個性的發言後，我在向他贈書時甚為猶豫，“您看文學方面的書嗎？”我看著一臉正氣的費博士，他個頭高高，四方臉，戴著眼鏡，“有時候看。”他帶著濃重的南方口音。“您是湖南人吧。”“四川。”他說話很乾脆，我想起鄧小平，也是四川人。我把兩本小書恭敬地送到他的手中。
我臨回悉尼那天，同屋著名作家曾錚女士幫我拿行李，我倆在電梯裡恰好碰見費博士，他從我手上接過一箱沉甸甸的書：“我幫你拿。”
親切自然平易近人。
我在會上的贈書都是墨爾本老民運人士羅雲庚先生幫我雲阿木家拉來的。《留在世界的盡頭》是《大洋時報》大洋叢書系列在北京文聯出版社的版本，《生之舞》是墨爾本出的版本，我把香港版的僅有兩本之一送給了阿木。
我在回悉尼三四天後的一個晚上，驚喜地接到費博士從德國紐倫堡打來的電話。
“請問是哪一位？”我接過女兒遞過的手機，習慣性地問。
“我是費良勇。”耳邊傳來曾經聽到過的四川口音。
“您在哪兒呢？”我知道他從墨爾本開完會後來到悉尼。十二月二日，悉尼大紀元時報社在好市圍RSL俱樂部舉辦了一場《中共黨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天敵》研討會，事前廣告是這樣寫的，“一個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發展史，民族文化的徹底摧毀意味著一個民族的消亡—–演講嘉賓：中國民陣主席(德國)費良勇博士，自由法學家(澳洲)袁紅冰教授，著名流亡詩人(美國)黃翔先生，獨立筆會創始人(美國)貝嶺先生”
事後，大紀元時報在頭版發表一張署名大紀元安娜攝影的一張彩色照片，背景是澳大利亞蘭底紅色米字國旗，國旗下方是白色橫幅，用藍色中英文寫著《大紀元時報九評沙龍》。左起是費博士，穿著米黃色的西裝，打著蛋黃色的領帶，襯衫是小藍白格，右手握著左手放在卓上，面帶微笑，旁邊是袁教授，依次是黃翔和貝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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