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鄭振鐸輩分相當地位又大致接近的那批作家中，他是仍與我們關係較多的一位。
詩歌當行時，我們看鄭譯泰戈爾《新月集》和《飛鳥集》；圖文書時興時，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被不止一次翻印；「書話」走運時，後人所編《西諦書話》也成了範本之一。這未必是多大的緣分，卻頗為持久。現在《失書記》在台灣出版，也是一個證明。
鄭振鐸是文化名人，他有多種頭銜，諸如作家、翻譯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藏書家、目錄學家、大學教授、雜誌主編，乃至政府官員等。假如要舉出其一生事業中最要緊者，依我之見，恐怕還是，非擁有上述各種頭銜就能做到的那一件：「抗日戰爭前夕，他留在上海，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四處奔走，為國家搶救了大批珍貴文獻。」就中即包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此誠為中國文化史上一樁壯舉，一項偉業。
鄭氏他種作為，雖亦不凡，別人卻也做得；惟有此事，他若不做，就沒人能做了，或者沒機會做了。此中詳情，鄭氏自己多有記述，本書收錄不少，這裡不贅言。
鄭振鐸搶救文獻之舉，固與其個人愛好相關，即如《劫中得書續記〈清代文集目錄〉跋》所說：「余素志恬淡，於人世間名利，視之蔑如。獨於書，則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數日，如大將之克名城。失之，則每形之夢寐，耿耿不忘者數月數年。」此中眼界、心胸，又非尋常愛書人所有。
我讀《史記》，見《儒林列傳》所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每每感動不已。今思鄭公亦差可比擬。只恨古往今來，中國文化劫難太多，而此等人物太少也。
《懷念振鐸》係巴金未竟之作，其中又說：「我批評他『搶救』古書，批評他保存國寶，我當時並不理解他，直到後來我看見他保存下來的一本本珍貴圖書，我聽見關於他過著類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艱難、最黑暗的日子裡，用種種辦法保存善本圖書的故事，我才瞭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認我不會做他那種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費苦心收集起來、翻印出來的一套一套的線裝書送給歐洲國家文化機構時，我又帶著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鐸。」這當然是後話，然而我們於此更無別的可說了。
周氏有言：「古來有句話，索解人難得，若是西諦可以算是一個解人，但是現在可是已經不可再得了。」我們對於鄭振鐸，也應該於「文化名人」之外，再給加個「文化解人」，老實說，擔得起這個名號的人並不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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