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日記》與其說是作者黃憲宇的個人日記，毋寧說是對台灣東部族群狀況的深沉關懷與描述。文章的生動描述，我們不僅會和他對自然的情有獨鍾產生共鳴，同時也比較可以理解這樣的心境如何轉化到他對原住民學生的關懷。
我和憲宇有許多雷同之處，除了台大畢業、心理科學專長之外，我們都和台灣東部有極深的因緣。不同的是我的學術生涯比他略長一些，加上我的人類學訓練，對原住民社會與文化有比較多的涉獵。因此他在花蓮的替代役任務確定之後，就寫了一個依媚兒給我，就如書中的描述，他希望可以為原住民學生做一些事情。
由於我曾經在他任職的學校參與過一些活動，因此對他日記中所寫狀況百出的學生問題，我的感觸特別深刻。特別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書中的景況撩撥著我一幕幕的回憶，他提到的每一個學生或事情，幾乎都可以連結到對應的景象。
生活在都會區的讀者，或許很難想像：一個短短的替代役，為什麼需要「處理」這麼多的「問題學生」？接觸後山比較多的讀者就會瞭解，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多「學生問題」？
雖然原住民看似已經擁有超過他們人口比例的政經與教育資源，但是長期以來相對偏低的狀況並沒有明顯的改變。尤其是在經濟情勢每下愈況的情況下，原住民的發展其實令人憂心忡忡。
我在過去35年的研究經驗中，雖然已經清楚看到原漢或前山與後山的相對落差，但是也接觸過極為優秀的原住民人才，特別是已經往生的廖守臣老師。這些原住民知識菁英展現的才華與毅力，在我的腦中深深烙印著這樣一個信念：總有一天，原住民會得到諾貝爾獎！
因著這樣的夢，我在未達屆齡退休的情況下，從中央研究院轉到慈濟大學，領悟到人類學知識應用的重要，因而改變過去基礎研究的方式，轉而強調教育人類學的價值。在教學或研究上，都積極投入可能改善原住民潛力的各種策略，和原住民學生的接觸也遠超過我過去做田野調查的習慣。這樣的改變瞬間已過了七年。
對我而言，憲宇所描述的各種狀況有如昨日種種，歷歷在目。我們對原住民學生都抱持著一個理想，都期望「用手護起一道牆」，但是這一道牆其實需要更多人來護持。
由於空間、時間與政策等各種結構性因素的影響，「諾貝爾獎」其實只是支撐我們繼續往前走的一個理由。當事者的原住民學生與其家人，以及原住民學校的校長和老師，才是最有直接影響力的關鍵人物。然而，如果多數的關鍵人物都對原住民學生持著「降級」的無力感，再多的外緣也只不過是滄海一粟，絕對起不了什麼作用。
經過這許多年的參與，我雖然依舊抱持著同樣的關懷與夢想，但在歷經一些挫折與無奈後，已經學會「放下」，因緣確實無法強求，一切只有隨緣。或許我沒有像憲宇那樣經歷過「受戒」與「禪七」的沉澱，無法像他一樣依然熱情洋溢地綻放著生命的活力，「月光」這首歌也不是屬於我的年代，但是我慶幸和他一樣，對灑在平靜無波的太平洋水面上的一輪明月，以及清澈無染而潺潺不絕的立霧溪水，依然有著相似的悸動。
如果還有另一次的悸動，我想，應該是看到山與海之間的一道彩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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