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114)

第十章 組織部裡的年輕人
　　　
十四、下崗工人 （下）

　　　　跟官方的宣傳恰恰相反，中國國有企業的工人所遭受的剝削恐怕是舉世罕見的。幾十年以來，中國工人階級被灌輸「老有所養，病有所靠」，為了所謂「光明的未來」勒緊褲腰帶，被給予極低的工資。雖然毛澤東時代有所謂公費醫療和免費分房等福利，但也是難以滿足最低標準的生活需要。只是鐵幕重重，官方惡意欺騙宣傳，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西方發達國家工人階級是過著怎樣的生活，因此反而產生一種盲目的感恩心態。工人階級手中的財富數量之少，根本不足以完成任何財富的積累，一旦出現任何風吹草動就立刻陷於生活無著的赤貧境地。等到下崗失業，加上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兩個惡政的雪上加霜，一些工人必然感到今不如昔，反而懷念起毛澤東時代來。

　　　　一九九四年夏天我放暑假回家，列車座位對面是武漢某個國營企業的推銷員。雙方都是年輕人，我們兩個互敬香煙後攀談起來，談到了國營企業的現狀。那個推銷員歎了一口氣，說：「現在企業下崗真不得了啊！」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下崗」這個概念，不過不用他解釋，我立刻就明白這個概念是什麼意義。推銷員談到：他所住的家屬院，有一家下崗工人，孩子過年想吃肉，可是家裏沒錢買，於是大年初一，絕望的孩子的父親先殺死了妻子和孩子，然後自殺了。

　　　　回到家裏，我把路上那個推銷員的話跟父母講了一遍。我父母一陣難過，但旋即又問：咱們家不也是跟下崗一樣嗎？但這個社會只要你拚命地幹活就能生存，幹嗎要殺死自己的妻子孩子，難道對幹活的恐懼比對死亡的恐懼更甚？確實，當時我母親的企業早就名存實亡了，四五年沒有見到一分錢工資；我父親雖然退休，但退休金往往一拖就是一年半載。要是指望工資過日子，恐怕早就餓死了。但我父母不等、不靠、不絕望，從一千多塊錢起家，也沒有當官的做後台靠山，慢慢地把生意越做越大，雖談不上發財，但養家餬口卻是沒問題的。並非我父母不同情那些走向絕路的下崗工人，但他們實在無法理解，為什麼有那麼多路不走，非要選擇自殺呢？對比我們家在六七十年代的處境，現在的下崗工人還是要強許多，而且社會的包容性比那時還要大，為什麼反而生存不下去了呢？

　　　　我寫這番話並非是因為我對下崗工人不同情。恰恰相反，多年以來我一直致力於為底層民眾的利益而大聲疾呼。但是有一點我必須說：人一輩子生活必須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拚搏，決不能指望什麼政府和善人的施捨。一些人可能會具有菩薩心腸，但即便是太陽的光輝也不能照遍宇宙的每個角落，更何況是人。人必須自強、自立、自信、自尊，必須居安思危、勤勞節儉、量入為出，日子才會越過越好。當然，一個人具備勞動能力、提高受教育程度是勤勞的前提，因此，我堅決地反對貽害子孫的教育產業化和謀財害命的醫療產業化。我支持一部份人通過合法途徑富起來，但反對一部份人窮下去。近一些年來，有一些人看到社會兩極分化的現實，就以為有機可乘，於是便又把毛澤東時代當作「失落的天堂」重新抬出來，蓄意不提當年罄竹難書的罪惡，誇大那些鳳毛麟角的優點，試圖挑起混亂，渾水摸魚，也確實矇蔽了一些老百姓。其實，就如同《國際歌》裡唱的那樣，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什麼救世主，要創造自己的幸福，只能依靠自己。而那些政治騙子野心家們，也往往不是什麼好東西，挑起暴力和仇恨弄得腥風血雨、玉石俱焚，大不了是一次改朝換代，等到塵埃落定，老百姓該怎麼受壓迫還是怎麼受壓迫，等待下一次「革命」。中國的歷史這麼惡性循環了幾千年了，老百姓還是受壓迫受剝削受欺騙受侮辱。唯一跳出這個歷史怪圈的方式，就是讓老百姓擁有不流血地選擇政府、轟走不喜歡的政客的權力，這才是老百姓真正的解放。

　　　　一九九八年的一天，人事處開時申處長傳達了市政府內部控制的一條消息：全市的下崗工人已達三十萬人。武漢市城區當時只有四百萬城市人口，卻有三十萬人下崗，這個比例無論如何不能算低。武漢市保成路有一個夜市，裡面有很多下崗人員擺攤掙錢。一九九八年年初有一天下著很冷的雨，我在單位加班到夜裡十點多回宿舍，坐在公共汽車上凍得縮著脖子。經過保成路夜市時，我看到夜市裡居然還亮著燈，一些攤主凍得瑟瑟發抖地守著攤子，盼望著在這淒風冷雨中能不能遇到一筆生意。我看到這個情景，禁不住覺得鼻子有些酸楚。

　　　　下崗工人多了，危及到了社會的穩定。但政府也沒什麼辦法，只好下令各個單位辭退農民工，搞「騰籠換鳥」招聘下崗工人。這時我們才想起來，原來還有比下崗工人更可憐的人：農民工。對農民的歧視，是從毛澤東時代留下的一筆沉重的政治遺產。當年我母親因為是農村戶口，連臨時工的活都找不到；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對農民的管制有所放鬆，也只是給了農民出賣勞動力的自由，而且仍然帶著歧視的烙印。即便農民更加吃苦耐勞也低人一等，要你滾你就得滾。

　　　　一九九八年夏天，市裡在位於漢口青年路的勞動力市場舉辦了一次下崗工人供需趕集會，單位派我和段副處長兩個人去設攤子。會前，我們單位就辭退了一批農民工，騰出了保潔員、電梯工、鍋爐工等十五個崗位。保潔員工資低一些，一個月三百五十塊，鍋爐工和電梯工則因為屬於技術工種，工資高一點，六百塊。本來我們還覺得這次趕集會肯定忙得喘不過氣來，但實際情況卻出乎我們的意料。那天會場上熙熙攘攘的來的人也不少，但多數人看了我們的招聘廣告就走了。而有些圍觀的還議論紛紛：「一個月三四百塊夠幹什麼？」另一些人則失望地歎息：「都是些伺候人的活。」

　　　　鍋爐工和電梯工收入高些，因此來問的人也多一些。但是，來問的人大多都沒有從業資格證。那是一個大熱天，大廳裡因為人多非常悶熱，我和段副處長汗如雨下，午飯是買麵包就礦泉水解決的。但忙了一天，十五個工作崗位居然沒招滿。我當時就懷疑，來趕集的有一些人不是真正的下崗工人，因為我看到有些女的衣著鮮亮，還披金戴銀。後來司爐工和電梯工招滿了，但保潔員沒招滿。那些招聘上崗的保潔員也沒有干多久，不到半年就基本上都不辭而別了，最後我們單位的保潔員還是找了農民。

　　　　這次招聘會，使我對下崗工人的印象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蒙上了一層陰影，繼而以偏蓋全地認為他們下崗完全是咎由自取。然而，後來我跳出銀行以後，隨著閱歷的豐富，與一些下崗工人的深入接觸，以及自己的深入思考，我又逐漸改變了看法。下崗工人的處境，大部份責任在政府以往搞的那種不合理的企業制度，是國家虧欠了他們。因此，政府有責任、有義務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來緩解失業問題，對自己創業的失業人員要完全免除稅收扶植他們，更不應該搞什麼醫療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來盤剝這些早已山窮水盡的下崗工人。

　　　　然而在現實中，那些處於強勢地位的人對這些落難之人，卻沒有一絲一毫的憐憫。一九九八年的一天，我和妻子逛江漢路，走到中國銀行天橋下面看到有個警察因為一個殘疾人「麻木」（【注】武漢人稱營運的機動三輪車為「麻木」）司機違章在路邊上人要罰款。「麻木」司機不給，二人吵了起來，那個年輕力壯的警察抖威風，把「麻木」連同患小兒麻痺後遺症的司機一同掀翻了。「麻木」司機自己站不起來，趴在地上喊：「這就是人民警察的威風嗎？打我一個殘廢！」當時現場有很多人圍觀，大多數沉默，只有一兩個人小聲嘟囔說無論有什麼理由都不該毆打殘疾人。那個警察大概平時威風慣了，聽了議論以後氣急敗壞地揚起手中的警棍，大吼道：「看麼事看？都給老子滾！」（【注】「麼事」是武漢方言，意思與 「什麼」相同）另外一個警察頭腦冷靜一點，拚命地拉他離開現場，不過嘴裡還幫腔：「走，都走，莫妨礙執行公務！」看到這個情景我義憤填膺，想上去管閒事，但妻子拚命拉著我的手說：「別惹事啊，人家是警察！」我把手狠勁一甩，掙脫了妻子的手，走上前去把麻木司機從地上扶起來，這時我才發現司機臉上竟然流淌著血和眼淚。我低聲對他說：「起來吧，沒事了。」司機緊緊握著我的手對我說：「兄弟，莫管我，讓他們打！我不信這光天化日之下他敢把我打死！」這一聲浸透著血淚的「兄弟」，叫得我心裏格外沉重。

　　　　二○○○年五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在上班路上碰到一個賣「下崗」早點的女工和幾個「城管」在理論。大概是「城管」要收什麼費，下崗女工手裡拿著一張收據哀求道：「剛才有人收過了，已經交了五塊。我今天到現在一共才賣了七塊錢，連本錢都沒收回呢，求求你們高抬貴手吧。」「城管」則一副正義在手、公事公辦的樣子：「你這是工商管理費，我這是市容衛生費，不一樣，都得交！」下崗女工說：「我下崗沒人管，擺個小攤卻這麼難！」我在旁邊實在不忍心看下去了，扭頭就走。我知道，即便我管也沒用，這些戴著大蓋帽、頭頂國徽的「城管」們會擺出一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教育我。我也知道，國家需要稅收和財政收入，可是難道這麼大的國家，連那些骨瘦如柴的下崗工人也不能放過嗎？

　　　　還有一些下崗工人為了謀生，就從漢正街批發一些小商品在鬧市街頭擺地攤賣。下崗工人沒本錢，所賣商品大都是小梳子、小鏡子、襪子、鞋墊等一些不值錢的小商品。我在武漢生活的這些年無數次地見到，那些城管人員不由分說地踢翻地攤，那些下崗工人如同耗子見了貓一樣驚慌躲避城管的情景。每看到這個場面，我的心裏就是說不出的滋味。

　　　　巴爾扎克說過：「苦難對於天才是墊腳石，對強者是一筆財富，對弱者是萬丈深淵。」我在生活中也曾經遇到過混得不錯的下崗人員，反而覺得自己下崗是福氣。那是二○○○年五月，我還住在漢口高雄路附近，當時訂了一份酸奶。一天晚上八點多鐘，給我們家送奶的訂奶員來收下個月的奶費。那個人看上去四十歲出頭，長得高高瘦瘦的。等我交了錢開好發票，就跟他閒聊了幾句，得知他原來是在一家國營鋼木傢俱廠工作，已經下崗三年了。他倒不覺得自己廠子垮掉是因為領導貪污腐敗，而是覺得由於生產的傢俱款式和質量都不好，沒有市場。當我問到廠領導有沒有貪污時，他說自己說不準，但那些領導都比自己富。廠子垮了以後，那些領導有的調走，有幾個把廠子承包了自己搞。當我問到今昔相比哪個好時，他笑著回答，現在比以前強，下崗比不下崗強：以前在工廠裡談不上累，但一個月只有四、五百塊錢，不夠用；現在每日風裡來雨裡去很辛苦，同時做了兩份工作，但一個月可以掙到一千六百多塊錢。最後我問道：「如果現在再讓你回廠上班願不願意？」訂奶員靦腆地笑了笑，說：「還回去搞麼事？不回去了。」

　　　　不過，也有對下崗工人幸災樂禍的老百姓。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乘坐公共汽車，聽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售票員在那裏跟司機講，以前首鋼的工人特橫特壞，坐公共汽車不出示月票，自己要求他們出示一下反而被那幫人給打了。講完以後她突然抿嘴一笑，說：「現在這幫人不神氣了，都下崗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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