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直到1969年冬天才離開南開大學，在該校度過了十三年多的時光。「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幹過各種各樣的活計，如拔草，掃馬路，打掃廁所，掏大糞，等等。當然，我是沒有工資的，每月領取十多元的生活費。我「見縫插針」，利用每一個可能的機會，向一位「歷史反革命分子」學習過英語。他叫龐秉鈞，是英語系公認的最優秀的教師之一，因為在中學生時代加入過「三青團」而被戴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龐先生成了「老運動員」，幾乎每一次政治運動都不會放過他，但運動過後又照樣被起用。改革開放不久，英國牛津大學邀請他去任教。為此，當時中共天津市委統戰部部長親自召見了他。他愛人洪碧華女士告訴我，部長態度很親切，對他說了許多嘉勉的話，這是龐先生以前做夢都不敢想的。龐先生後來又在美國斯坦福大學（StanfordUniversity）和香港大學任過教，最後定居在澳大利亞。
1969年1月，我被宣佈摘掉「右派帽子」。在當時還留在南開大學的「右派分子」中，我是最年輕的一個。也許就是這個原因吧，《天津日報》還特意作了報導，無非是毛主席派來的工宣隊執行毛主席「給出路」政策，在短短的時間內把我從「壞人」改造成「好人」，云云。我似乎從此有了出路。這一年冬天，在「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令」下達以後，京津高校呈現一派戰備大疏散景像，彷彿戰禍就要臨頭。就在這個時候，我被工宣隊打發到河北省衡水地區插隊當農民。這就是給我的出路。我領了「報到證」和路費，辦了離校手續，從此和南開大學沒有任何關係了。臨行前，工宣隊扣留了我的大學畢業文憑，因為那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文憑，我必須到貧下中農中間去領取「畢業文憑」。——工宣隊如是說。
儘管「報到證」上寫明是「插隊當農民」，衡水地區有關幹部還是拒絕接受。原來，這個「農民」是按月領工資的，並且過一段時間以後還要抽調上來在該地區工作。我被撂在地區革委會招待處將近半年。後來讓我到阜城縣楊廟公社賽馬莊大隊當農民，但不按照當時的政策發給我工資。我已經三十歲出頭了，還一直依靠母親的接濟才能勉強維持最低標準生活（我摘帽後也沒有發給工資），而我母親並沒有經濟收入，她是勒緊褲腰帶來幫助遠方的兒子少挨點餓，少受點凍的。為了不再剝削我那年邁可憐的母親，我不顧一切地籌措路費，懷裏揣著又乾又硬的涼窩頭，一次再次地返回大學求援，並且還去河北省首府石家莊上訪過三次，要求給以生活出路，我的理由是：「我的右派帽子已經摘掉了，是人民內部的人了。」可是，學校工宣隊藉口當時已發給了我「報到證」和路費，也就是給了我「出路」，況且又換了負責人，因而就不再過問我的事了。在歷時兩年多的奔波中，我認識了徐明先生，這是我不幸中的大幸。
徐先生青年時代毅然投筆從戎，從東北一直打到海南島，從一名普通戰士晉升為軍官，後來又隨志願軍赴朝鮮作戰。他十分同情我的遭遇，盡他之可能給了我許多可貴的幫助，並且主動借給我路費。經他介紹，當時南開大學招待所對我免費開放，每次都給我優先安排床位，願住多久就住多久，從來分文不收。
當時，徐明先生在學校政工組負責人事工作。他曾多次致函衡水地區有關部門，要求對我按政策接受。由於衡水堅決拒絕，致使徐先生不得不兩次親自領我去省政府反映情況。那時省政府叫省「革命委員會」。因為徐明是代表南開大學的，第二次我們見到了主管文教衛生的省革委會政治部副主任崔哲。衡水這才不得不接受。與此同時，徐明又代表學校先後去函和唐山，秦皇島，大連，錦州，鞍山，遼陽等地有關部門聯繫，希望為我找到一份小差事，使我在生活上好有個著落。儘管當時聽說遼寧很缺人，終因我是「右派」（雖然名義上已經摘帽），沒有一個地方願意要。一封又一封冷若冰霜的復函，使徐先生和我的心情都很沮喪。正在山窮水盡疑無路之際，忽然接到阜新復函同意接受，不過附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我本人必須同意當教師。這大概因為當時教師待遇差，地位低，很多人不願幹的緣故吧？
我於1972年3月初來阜新報到。市革委會教育組見了我的檔案，又把我退回市人事局。幸好人事局有一位叫劉玉章的幹部，是個有同情心的人，經過他的努力，我終於在阜新留了下來，被安排在機床廠工作。
據檔案記載，我是該廠的技術員，噢，上帝，這簡直是笑話！事實上，我只不過是把各種型號的鋼材搬運到鋸床上的一名苦力。但我還是很高興，因為我幹活開始有工資了。當我第一次領到工資時，心情是何等的激動！我每月的工資是五十五元，五十五元啊！從此我不但能養活自己，而且還能幫助父母。我每月給父母寄上將近一半的工資。
不久以前發生了林彪事件，人們開始認真地思考了。我肩上扛著很沉的鋼材，腦子裏卻在做夢。我堅信黑暗終究要被光明所取代，只不過時間早點晚點罷了。因此，我每天很早就起來讀英文，為的是將來好為我的祖國盡一份綿薄之力。倒是沒有人干涉我。相反，人們都稱讚我的毅力。然而，卻也沒有人真正理解我。
二
1975年3月2日是星期天。這一天上海天氣陰沉，春寒料峭。黃浦江兩岸的上空盤旋著一團團壓得很低的烏雲。上午時斷時續地掉了幾顆稀稀拉拉的小雨滴，灰濛濛的蒼穹彷彿憋著滿肚子的苦水而又無法向人間盡情傾吐似的。下午雨滴是沒有了，但是天空依然陰霾籠罩，見不到一絲陽光。在這樣陰鬱的天氣，我應約會見了一位中學時代的老同學。回到家裏坐下來剛點著一支香煙，忽然聽見樓梯上響起一陣急促的、雜亂的、異乎尋常的腳步聲。我站起來向門口走去，驚奇地探出頭張望。民警向我出示了拘留證，然後立即掏出手銬。
父母給我起的名字叫「張肇泰」，後面那兩個字不但筆劃繁多，而且「肇」字有時還被人誤讀。我不像有些頭腦守舊的中國人，對自己的名字很講究。在我的心目中，名字只不過是有別於其他人的一個符號而已，為了書寫方便，也為了避免別人誤讀，我在向阜新市報到的時候，把自己的名字簡化成了「張兆太」，讀音相同但筆劃少多了，也不會被人讀錯。雖然沒有通過公安局，但我的做法事實上被人們認可了，從此我就告別了筆劃繁多的「肇泰」。但現在拘留證上又恢復了已經不用了的「肇泰」，我一見了就知道事情發生在天津，立時心裏一切都明白了。
「請問這是為什麼？」我泰然自若，一字一板，故意挑釁地問道。
「你自己幹的事自己還不知道？」民警惡狠狠地反問，同時刻不容緩地把我的兩隻手扭到背後，「喀嚓」一聲鎖上了手銬。
還沒有來得及吸完而被扔在地上的香煙，微弱地冒著嫋嫋青煙……
我的母親，七十四歲了，長期患有嚴重的心臟病，這時趕過來為我披上一件棉衣。我回過頭向她笑一笑，說道：
「姆媽，你放心好了，我不是壞人。」
這就是我告別慈母的話，也是對她含辛茹苦在我身上傾注了數十年心血所表示的感謝。我故意提高嗓門說得很響，讓簇擁在民警周圍的那一大幫人（她們都是居民委員會的幹部和街道積極分子）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記得有一個故事，講述一個王子離開了皇宮在社會底層流浪。那個王子飽嘗了人間的辛酸，過著叫花子的生活，但始終不肯暴露自己的真實身分，因為他醒悟了一個道理，再也不願回到皇宮過那舒適的生活了。
我不是王子。我是平民，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此刻我昂起頭,挺著胸，心甘情願地在我自己所選擇的道路上大步走著。我知道前面等待著我的是什麼。沒有恐懼，沒有悔恨，我心中充滿了自豪和鄙夷……
「文化大革命」伊始，我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的「右派分子」，理所當然是首當其衝的第一批受害者。儘管我的肉體備受折磨，但是我的心始終不甘屈服於暴力的淫威。我從來沒有失去過信心。相反，我從眼前的民族大災難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堅信中華民族必有復興的一天，而且時間不會太遠了。這就是辯證法所揭示的「物極必反」的道理。
曾被譽為文化大革命「旗手」的江青之流，是法西斯頭子戈培爾的徒子徒孫。他們壟斷全國的宣傳工具，一百遍一千遍地重複謊言，用大量的謊言淹沒了歷史真相，使很多青年人上當受騙而成為他們的忠實打手，即狂熱的「紅衛兵小將」。這是我感到最痛心的。我相信，這些無知的年輕人——他們的無知應當歸咎於極左路線長期推行的愚民政策——一旦瞭解事實真相，絕大多數是會醒悟過來的。正是這個想法，點燃了我內心的創作欲火。在「紅衛兵小將」的呵斥聲中，我的軀體在從事懲罰性的勞役，但我的腦子卻時斷時續地構思著小說：我決定用我所熟悉的「右派大學生」（我是其中的一個）的生活作為素材，寫出十篇系列小說，從一個側面揭示出我們時代的一部分鮮為人知的事實真相，作為歷史資料奉獻給後人。也就是說，我不是為了藝術，而是為了歷史才寫作的。我寫小說並不是為了取悅於任何人，僅僅是為了對我的同胞和祖國的歷史負責。真實——這是我給自己規定的最高創作準則，也是我所追求的美學原則。
1967年秋天，南開大學的兩大派紅衛兵為了今後政治前途的需要（即證明自己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展開了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就暫時放鬆了對我們這些「階級敵人」的監督。就是在這個縫隙裏，在晚上規定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時間裏，我裝作在認真做學習筆記的樣子，首先寫成了《雪》。這是我擬定中的十篇系列小說中的最後一篇。這年冬天似乎特別冷，但我的心卻很熱。我在同樣的背景下完成了系列小說中的第一篇，即《信》，現易名為《一個共產黨員的命運》。正當我準備繼續寫作系列小說的第二篇時，情況發生了變化，我被迫輟筆。嚴酷的現實終於使我未能實現當初的寫作計畫。
應該提一下，我在寫作上述兩篇小說的時候，頭腦完全是清醒的。也就是說，我很清楚它們可能會給我帶來什麼後果。我成功地躲過了紅衛兵的監視和搜查，把手稿轉移出去。但是，最後由於我本人的輕信和愚蠢，上了一個口蜜腹劍的「朋友」的當_（注），這就是我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二日下午被迫離別七十四歲高齡老母、當天傍晚跨進陰森森的提籃橋新居——上海市看守所第十二號牢房的緣由。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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