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流水年華(27)

附錄一:我的人生片斷
張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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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黃任軻爭論過以後大約半個月,有一天我下晚自習回到宿舍(上海中學地處郊區,學生都是住宿),發現枕頭明顯被人挪動過的跡像,枕頭底下那本書不翼而飛。這本書叫《蟻垤集》,是許傑寫的一部文學評論集,出版於抗日戰爭期間,紙張品質很差。我以為有誰借去看了,過幾天就會還回來,所以沒有吱聲。過了兩天,班主任孫(雲鴻)老師把我領到教導處一位「老師」面前。這位「老師」大約三十來歲,我不認識。他正在流覽《蟻垤集》,速度非常快,簡直可以說是一目十行。見我們來了,他把書合攏,在我面前掂了掂,問道:
「這本書你看完了嗎?」
「還沒有。」
「許傑沒有問題。」孫老師說話了,「他是進步作家,魯迅的學生。他現在是華東師大中文系主任,還是市人大代表。他不會有問題的。」
看來孫老師好像對許傑這位作家很瞭解,竭力為他打保票。教導處的「老師」向我笑笑,問道:
「你最近還看過一些什麼書?」
「《高老頭》。」
「是誰寫的?什麼樣的書?」
「法國大作家巴爾扎克的長篇小說。」
教導處的「老師」把《蟻垤集》遞還給我。他沒有再說什麼話,微微地合攏眼睛望著天花板。孫老師把我領出了教導處。我們沒有說一句話就分手了。事情似乎到此為止。我那時年輕無知,並沒有多往心裏去想,也沒有和任何人去說。
中學畢業後,因為再也沒有功課壓力,在家閑著沒事,我和黃任軻的交往比住宿在校時更為密切。他家住在常熟路209弄瑞華公寓,離我家不是很近,但也不是很遠——特別是對我們年輕人來說,走這點路簡直是小菜一碟。我們頂著上海的盛夏酷暑,你來我往,一個星期總要見好幾次面,但彼此從來沒有在對方家裏吃過飯。我由此認識了黃任軻的母親,並知道了他的家庭背景。黃任軻的父親是被國民黨殺害的烈士,他母親屬於中共地方高幹系列。——但那時我頭腦很單純,沒有什麼高幹低幹的概念,只知道他母親叫黃惟,是延安時代的老革命老幹部。他母親和我說話很隨便,從來沒有擺出過馬列主義老太太的面孔。許多年以後,我讀了美籍華裔女企業家兼女作家周勵的著作《曼哈頓的中國女人》,方知瑞華公寓是專供中共高幹住的公寓,周勵在上海就住在該公寓。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瑞華公寓確實門衛森嚴。因為我第一次去那裏是由黃任軻領著的,機靈的門衛很快就記住了我,以後儘管我單獨前往,從來沒有盤問和阻攔過,而且態度總是很客氣。
隨著反胡風運動的深入,在全國範圍開展了「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運動。1955屆上海中學畢業生參加高考,有一些人名落孫山。——具體有多少我不清楚,光我們五班就有好幾個。這在上海中學的歷史上可以說是破天荒的。五班有一個畢業生叫趙祥安,是大家公認全班最優秀的幾名學習尖子之一,居然也成了落榜生,這就令人感到奇怪了。後來聽說他的哥哥加入過國民黨的三青團,而且是上線的三青團小頭頭。還有一位女同學海外關係非常複雜,也就不難理解了。此外,還包括我在內的其他幾個人。
我讀書不用功,把許多時間和精力花在看小說和寫小說上,考不上大學應該說是咎由自取。但我一點也不氣餒,因為我的志願是想當作家。許多作家都沒有大學學歷。狄更斯,傑克•倫敦,海明威……我可以舉出不少沒有上過大學的著名作家的名字。巴金兩次報考北京大學中文系都沒有被錄取,後來不是照樣成了大作家?我美滋滋地在家裏寫小說,認為考不上大學倒是為我提供了寫小說的好機會,是「壞事變好事」。我用了四、五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說,叫做《變異記》,大約有十四萬字左右。這是1955年秋、冬的事。二十多年以後,法院刑事判決書這樣寫道:「張犯自幼受反動家庭影響,資產階級思想嚴重,早在高中讀書時就寫過『變異記』、『愛情與罪惡』等所胃(系「謂」字之誤)的小說,從中散佈一些資產階級觀點。「包括判決書作者在內的辦案人員,顯然是從抄家物資中得到這兩部小說手稿的,它們竟然也成了我的罪狀。審訊人員曾經就《變異記》中的一個人物(大概叫高落,如果我沒有記錯),說我惡毒攻擊勞動人民出身的班級團支部書記。
《變異記》描寫中學生的生活,裏面的人物和故事情節都是我虛構出來的。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我內心對批判胡風極為反感,但在《變異記》的結尾部分,也出現了幾句貌似反對胡風分子的話,借用當時已被定為胡風分子的詩人綠原的話,我學會了「陰暗的聰明」。
我沒有謄抄小說手稿,而是迫不及待地把它親自送到了《新文藝出版社》。這家出版社可能是那時上海唯一可以出版小說的出版社,位於康平路,離我家不遠,我完全可以走著去的。但我勒緊褲腰帶,掏錢雇了一輛三輪車,當時上海沒有計程車。經過申報,編輯部出來一位工作人員從我手裏接過了手稿,和我談了幾分鐘的話,然後熱情地和我握手道別。我一路輕飄飄的回到了家,當然沒有再雇三輪車,因為我沒有分文收入,零花錢全是母親給的。
我在家裏等待出版社的好消息。我等呀等的等了兩個月左右,忽然等來了班主任孫雲鴻老師的叩門聲。這是孫老師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來我家家訪,他一見到我就劈頭蓋腦地連說了兩句:
「你沒有問題了!你沒有問題了!」
「沒有什麼問題?」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抬起頭反問道,見他臉上喜氣洋洋,連眉毛梢子似乎都在笑。
「你不是胡風分子。」孫老師直截了當地說,見我沒有反應過來,又補充說:「組織上下了結論,你不是胡風分子。」
胡風和他的朋友們,已經定性為反革命分子,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們都是作家、詩人和文藝理論家,一個個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是我心儀的對像。我雖然剛寫完一個中篇小說,但還不知能不能出版,即使出版了,也不敢和他們相提並論啊!說我是胡風分子,豈不是太抬高了我?我心裏感到很好笑。
孫老師要我寫一篇檢討,送到學校交給他。
「既然我不是胡風分子,沒有問題了,還寫什麼檢討?我有什麼可檢討的?」
「檢討你當初對胡風的錯誤認識啊!」
孫老師看出我不願意寫檢討,就對在一邊的我母親強調:「一定要他寫檢討。」還說:「檢討交給我就沒事了,下一次就可以考上大學了。」他臨走時又叮囑我儘快找人學習俄語,說照目前的趨勢看,下一次高考可能要考俄語,現在學校的外語課都改成俄語了,英語教師都改了行,而我在學校裏學的是英語,我這一屆(指1955屆)是學校裏(指上海中學)最後一屆學英語的學生,而55年高考根本就沒有考外語,據他看,這是不正常的。
我實在不願意寫檢討。可是在孫老師家訪後的第二天,出版社把小說手稿退回來了。這對我的文學夢是一個不小的打擊。在母親苦口婆心的一再勸說下,我不得不寫出違心的檢討,表示現在我已經認識到胡風是「反革命」。我特意引用了魯迅文章裏的不少話,這篇文章叫做《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公開信》。我說自己之所以犯錯誤,是因為沒有全面正確理解魯迅的話。我抬出魯迅,既為自己辯護,也有隱隱不服反胡風運動的內涵,因為魯迅在那篇文章裏讚揚了胡風,批駁周揚、夏衍、田漢和陽翰生「四條漢子」誣衊胡風是「內奸」。我知道,魯迅仍然是響噹噹的革命作家,他的話幾乎被奉為金科玉律。
三十多年過去了。當歷史終於翻過了那沉重的一頁,我這才知道,當年受胡風事件牽連的,遠遠不止報紙上點名批判的那些「胡風分子」。全國各地都在深挖「胡風分子」。許多人,包括不少青年學生,因為讀過胡風分子的書,或者說過他們好話的,都被打入政治另冊,一輩子抬不起頭來。我陸續讀到相關報導。他們的痛苦遭遇,匪夷所思。
但我的「屁股」卻擦得很乾淨。無論是在反右中對我的歷次批判,或是1976年6月的刑事判決書,都沒有提到我在1955年曾經為反革命分子胡風喊冤叫屈。顯然,我前面提到的那份「檢討」沒有列入檔案像影子似地跟著我一輩子。這當然和我在高三時的班主任孫雲鴻老師不無關係。
我母親有一個經常往來的女朋友叫張蘊,在我考入上海中學後對我說,她有一個中央大學的同學在該校任教,我若有什麼事可找他幫忙。我入學後,張蘊交給我一封信,這封信是封了口的,要我面交孫雲鴻老師,並代她向孫老師問好。當時上海中學的老師絕大部分都住在校內,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順利地找到了孫老師的家。孫老師是一個高個子,四十多歲,兩頰凹陷,但眼睛很有神,一看就知道是一個精明的人。他接過了信並沒有立即拆開,而是詢問我和張蘊是什麼關係。我完成了任務就告退了,以後從來沒有再去找過他。到了高三,我吃驚地發現班主任老師就是孫雲鴻。他講授從五四運動開始的中國現代革命史。他在課堂上開口閉口都是革命,聲嘶力竭地宣傳馬列主義,「左」得令人討厭。我很不願意聽他的課,覺得除了抽像的革命口號毫無收穫。同班還有幾個「落後分子」也在私下議論他,說他言不由衷。因為他表現非常「左」,倒是受到了學校當局的信任,擔任高中歷史教研組組長。我高中畢業以後過了若干年,有一次從一名同學那裏獲悉,孫雲鴻老師被當作「歷史反革命」送去勞改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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