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女士未參與八九學運，她其實沒有表態贊同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也就更不用說指揮或幕後操縱註。將戴晴投入中國級別最高的秦山監獄，其實是經過精心策劃，其目的不是對天
安門運動的清算，而是為打擊三峽大壩工程反對派。
中國知識界的直言不諱的發言，終於打破了圍繞三峽工程理應展開的爭論中不應有的沉默寂靜，將一個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鮮明地提到了國人面前。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底，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工作即將結束，論證領導小組原則通過了十四個論證小組的報告，長江水利委員會將在此基礎上撰寫工程可行性報告，計劃於一九八九年春季，
上報國務院審批。
侯學煜為一介書生，不諳官場技巧。但馬世駿則任所長多年，在科協許多分會擔任負責人職務，通曉官場奧妙。針對生態環境專業組，關於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的初步結論是弊大於利，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在專業組長會議上，已有所了解。
針對三峽工程建設能促進庫區柑桔發展的觀點，侯學煜提出相反的論據。三峽工程主上派把三峽工程農村移民安置，寄託在柑桔發展上，認為水庫的形成會使冬季絕對最低溫度提高，對柑桔越冬有利，並可以擴大栽種面積。
參加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的四百一十二位專家中，有十五位科學院學部委員，他們分別是：陶詩言、黃秉維、賈福海、謝義炳、侯學煜、馬世駿、侯建康、陳化癸、嚴愷、毛鶴年、陳宗基、黃文熙、張光斗、強尼、高景德。其中馬世駿出任生態環境專業組組長，侯學煜出任生態環境專業組顧問。
2011年3月15日 1:26 PM 必須指出的是，在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後，工業發達國家開始放棄建設大型水庫大壩工程，放棄用大型水庫大壩工程來推動一個區域經濟發展的模式，原因在於人們開始認識到大型水庫大壩工程，對生態環境存在著不可逆轉的負面影響。
2011年3月13日 1:22 PM 美國康乃爾大學生態學博士，美國佛吉尼亞理工大學助理教授牟溥，在《當代中國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三期上發表題為〈埃及阿斯旺大壩對環境的影響日益嚴重〉文章，對這個大壩工程做了中肯的評價。
2011年3月11日 12:04 PM 埃及阿斯旺大壩工程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壩工程，西方國家的地理課程中，對阿斯旺大壩工程皆持批評態度，並論述此工程所造成的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問題。
2011年3月9日 10:30 AM 世界銀行在為該可行性報告的評價中寫道：考慮移民的艱巨性和經濟合理性，世界銀行不支持比海拔一百六十米更高的水庫正常蓄水位。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和一九八五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電力部和加拿大政府國際開發署，先後簽訂兩份諒解備忘錄，內容是關於中加兩國政府在中國的水電工程合作，其中包括長江三峽工程和黃河小浪底工程。
黃萬里指出，錢正英（後被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在水利方面是外行，是外行的行政領導，硬要充當內行領導技術，這是自找苦吃註。這擊中錢正英要害，因為錢正英在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中是專家，在專家中是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幹部。
唐朝有兩位笑裏藏刀的奸臣，一個叫李林輔，一個叫李義府。李林輔表明上接人待物溫良恭儉讓，但是內心兇狠毒辣，口蜜腹劍。
那麼，到底是誰在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面前，告狀李銳破壞黨的紀律、私下出版《論三峽工程》一書？至今還沒有人出來，為此事負責。
李銳因出版《論三峽工程》受到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點名批評李銳，擅自出版批評三峽工程書籍，不服從黨的紀律，因為中央書記處曾規定不准公開爭論三峽工程的問題。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負責《論三峽工程》一書的編輯劉皓宇，後來回憶道：「此書出版以後，在社會上的反響很大，許多讀者紛紛來信求購此書，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全國的報章卻不讓發表有關此書的評介文章。」
一九七○年十二月，毛澤東批准葛洲壩大壩工程建設。當時認為，建葛洲壩大壩工程之後，便不再提三峽大壩，因而也就放棄一九五八年所制定，重慶和三峽庫區基本建設海拔二百米的控制線。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由水電部具體負責組織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研究，參加三峽工程論證的人選，就由水電部部長錢正英親自決定，其中最關鍵的四個人是：李銳和林一山；黃萬里和張光斗。
從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的一些具體內容來分析，也可以看出，是典型的決策在先，論證在後的範例。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所起的作用，只是給政治家已經做出的決策作注釋找依據。以下舉兩個實例。
從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的人員組成來看，就會發現，全是清一色水利電力部的官員和工程師，不可能形成一個科學的、客觀的、中立的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
「欲擒故縱」，為兵法三十六計之第十六計。原文為：「逼則反兵，走則減勢。緊隨勿迫，累其氣力，消其鬥志，散而後擒，兵不血刃。需，有孚，光。」
這段時間裏，陸欽侃在許多書刊上發表文章，陳述不贊同三峽工程的理由。他和其他政協委員一起，揭露了一九七五年河南板橋、石漫灘水庫和其他五十餘座水庫潰壩，造成二十三萬人死亡的事實。
按照西方決策理論，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是工程技術問題，而三峽工程決策是政治決策；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通過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為政治家的決策做工程技術準備，而政治家則是出自政治考慮，權衡各方面利弊，做出最後的決策。
三峽水庫長六百餘公里，水力坡降平均值不可能為零，所以，三峽水庫庫尾處重慶的水位，就必然要比三峽大壩處的水位高，兩處的水位絕不可能是像李鵬所說的那樣是一般高低。
「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蓄水位多高，三峽水庫庫尾處的水位也多高」這個理論，完全是「無中生有」，既沒有先人的經驗證明，也沒有現代科學理論的支持。
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三峽工程做了三個不同蓄水方案比較，海拔二百米、海拔一百九十五米和海拔一百九十米。比較的結果是：一百九十五米方案的防洪和發電效益都不能滿足要求，而經濟效益也不如二百米方案。一百九十米方案則比一百九十五米方案還要差。
一九八四年，李鵬擔任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把實現老一輩無產階級領導人「高峽出平湖」的夢想，作為歷史賦予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