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易》和《中庸》两书看到，天命（天道）不可说，前面我们已分析过，他要在极虚静、无思、无为的境况下才能有所悟觉。就是说，这个悟觉，是极个人“吾”的事，是“吾”的感悟，这个天命是不可说的。孔子非常高明，以“仁”说道，但他的仁是什么，夫子不说清楚，其仁是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的。当代大儒牟宗三曾引用宋儒陆象山的话说“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1为什么“言浑”呢？牟宗三先生有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到了知天命的圣人境界，是不可言的，且不可以训，我们只能从圣人的“迹”上寻觅。既然这个“天命”不可言说，是非常个体的“吾”悟的事（可参阅本人论著《通往天人合一之路》，黄花岗杂志社出版，2009年版。一书论〈古人“吾”之哲学观〉一章），而后儒既把它与有所作为的“仁义”道德相提并论，这就产生悖论了。仁义是可言、可训的道德教条，而天道是“无声、无臭”，看不见摸不着的，将两者并列，连系在一起来说就不通了。王弼说天道，不得不借老庄的道来解；而宋明的道学说多了，则弱化了儒“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教化功能。清儒，如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都对宋明儒学空言性学，少谈体用很有意见。这些人对宋明理学玄谈来个反动，大讲体用功夫。实则前面我们已分析过，你不讲天道，则没有了本体；你讲本体天道，则必须是玄谈的（天道无声无臭）。我在我的《通往天人合一之路》赞叹孔子高明睿智，他不把仁的概念说清楚，对下民众可以达到教化的功能，对上少数精英，你求索不尽，仁可以给你安身立命。我们看宗教的功能正是如此。如基督教的上帝，人是不能超越祂的，祂是万能的。假如说人的智慧可以穷极祂，那祂就不是神了。孔子的天命，他是给极聪明的人而设置的，不是作为教化用的，即是给君子践仁的一个最高境界。“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中庸》说：“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2那些小人百姓，是不能理解天道的。即使你认为得了天命，成为圣人、神人，你也不能说，说出来就不是圣人、神人了。孟子有说：“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3说出来就被人知道了，这怎么是“神”呢？故天命是不可说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不可说而说之，这个功夫就是“玄谈”。天道不用玄谈的功夫是不可能“知天命”的。我称儒这个“天道”为意中之意，儒先把天道说成是万物、万事演变的规律，宇宙运行的法则，然后用人的意识去包装这个天道，而此就知天命了。这个知天命与康德的“实践理性”相类似，也是作目的论静观的功夫。清儒指责宋明理学空言性命是无道理的。没有“知天命”，儒家的理论就欠缺了，其完善论就不可能成立了。但我们从清儒批判宋明理学中亦可以看出儒的天道与人道有脱节：尽管孟子用“集义”来达到其所谓的“浩然之气”与天道贯通；朱熹讲理和气互相辩证，最终达致天人合一。但我们从历代儒家得天命的论述来看，即圣人得天道来看，都是作无体、无为的功夫的。既然圣人无体，不可言，且又不可训，那圣人的那个境界，与你儒那套讲立教贯体，讲有所作为，可以言，又可以训的仁义道德是否是相通的呢？显然是矛盾的。我读大儒牟宗三的书，觉得有一个不可思义的是，他说佛、道都能圆达至善，但这个圆是偏圆，不是正圆，唯有儒才是正圆，最完善。牟先生何以有偏圆与正圆之分呢？原来牟先生认为，佛、道没有儒家讲生生息息的创生论，即没有讲“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论，佛是直接跳到“空、寂”的清净心去圆善；道是直接跳到“虚无”的无为心去悟道。故两者均为偏圆，而儒家才是正圆。但牟宗三先生论到最高圆善的境界时，儒、道、佛都可与天地溶为一体，达致完善的境界。就是说，这三者所达的最高境界都是一样的（见牟宗三《圆教论》）。那么，下面儒所讲的“仁义”道德论、佛所讲的“空、寂”论、道所讲的“损无”论就是方法论。即采取何种方法达至圆善。而在最高善那里，是无对、无执、无矛盾状态下的善，用牟先生的话说，就是“圣人无体，又不可以训”的圆善境界。那么佛、道所讲那套“空、寂”、“损无”的方法论就比较直接了当，是正确的方法论了。既然人的所作所为都是有对有执的，对圆善没有好处，我们就应当排除掉它。以此来看，儒所作的仁义道德论，所执著的教化，对最高圆善来说，是多余的了。你儒说了那么多的道德教化论，如何“仁义礼智信”，最后还得讲“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方法论。这与佛、道“空、寂”、“损无”的方法论有多大的差别？故我说儒将道德教化与天道直接捆绑在一起，以可说的“仁义道德”来说天命是多此一举。实则两者没有必然的连系。(待续)＠
1《牟宗三集》，中国群言出版社，1993年12月版，506页。
2《大学、中庸》，华语教学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101页。
3《孟子》，台湾智扬出版社，民国83年版，4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