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用结合 传续文化——古人的藏书精神

作者:兰音
图为明 孙克弘绘《销闲清课图·阅史》(局部)。 (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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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中华文化传续至今,离不开先贤呕心沥血的锦绣篇章。这些经典作品,经过历代流传、各地辗转,终于完好地保存至今,架起我们探究历史、对话古人的桥梁。这一切,更要感谢千百年来从未间断的藏书活动。古时候的藏书人,主要是饱读诗书的文人士大夫,这就注定了藏书不仅仅是一种风雅的文化现象,更是古代士人的一项事业,寄托了他们的志趣和理想。

三千年文人藏书史

古代藏书活动,主要包括官方藏书和私家藏书,文士的藏书就属于私家藏书范畴。几乎从书籍出现的那一刻起,古人就开始了注意书籍的整理和收藏了。通过对甲骨文的考古发现,早在商王朝就出现了具有价值的文献资料,那时人们把这些甲骨文的资料存放于叫作“窖藏”的地方,朝廷里也有了掌管文献资料的史官“御史”一职。周朝时,木牍、竹简、帛书已经出现,周王朝及各诸侯的藏书已经初具规模,不过这时的藏书活动局限在官方。

图为清 吴谷祥《万卷书楼》。(公有领域)

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官守其书的局面被打破,出现学术下移、私学兴起的新景象,各派学说蜂起,诸子百家争鸣。这些学者,也就成了早期的私人藏书家,“学富五车”一词就是形容他们博览群书、学识丰富的特点。之后,民间藏书活动越发繁荣,与官府藏书相互补益处,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特别是楚汉时期,楚霸王火烧咸阳宫,将先秦时期众多文化典籍付之一炬,正是私人藏书家竭力保留了珍贵的历史文献。

两汉时期,朝廷鼓励私学和民间藏书,出现了刘安、刘歆、蔡邕、郑玄等出身贵族高官和鸿儒世家的藏书人,藏书规模和质量均超越前代。魏晋以后,由于纸的发明和广泛使用,藏书成本大大降低,藏书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人们藏书不仅仅为了自学求知,还乐于慷慨外借、捐赠于好学之人,因而平民百姓也得以加入藏书家群体中。高墙深院中,千卷藏书已不足炫耀,万卷藏书亦是屡见不鲜。

隋唐以来,科举制的确立以及雕版印刷术的使用,推动了藏书事业的鼎盛。四海九州之内,书生学子或为求取功名,或为怡情养性,藏书更讲究实用,也就是藏用结合。唐初还出现了书院,供文人读书治学。许多藏书家无私地将所藏书籍赠予书院或供书生学习。此举也带动书院藏书的发展,比如洛阳的集贤书院就有藏书十万卷之多。书生足不出户,便可读万卷书,增长学识。

许多书籍历时久远,在传钞、印刷、流传的过程中容易出现谬误和散佚的情况。这就需要古人在收藏典籍时,细细鉴别、校勘,确保其完备如初。因而在宋元时期,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刊刻学等相关活动出现。《梦溪笔谈》记载,北宋的名臣宋绶以校书闻名,他曾说:“校书如扫尘,一边扫尘,一边生尘;所以有些书经过三四遍校对,还有脱谬之处。”可见古人校书功夫之深。

明清商品经济发达,诞生了刻书行业和书肆、书商,为古人藏书活动提供更有力的物质基础。两朝有文字记录的藏书家就将近两千人,而他们藏书的所在——藏书楼,也成了名扬天下的文学胜地。

秘不示人和施惠于人

收藏似乎是人的天性,贵族喜收藏古玩,武将喜收藏剑器,仕女喜收藏珠宝,那么文人则对书籍情有独钟了。不过,不同的文人藏书的动机与用途也各有异趣。有一类是真正的“私家藏书”,他们对书籍有一种“爱物”情怀,藏书只为一己一家而藏。一个显着的特点是,他们大多对自家书籍定下“禁令”,并作为家规告诫后世子孙。

杨鹏秋摹绘《钱谦益像》,出自《清代学者像传》第二集。(公有领域)
图为杨鹏秋摹绘《钱谦益像》,出自《清代学者像传》第二集。(公有领域)

《清波杂志》记载,唐代宰相杜暹在家中藏书的末页题句:“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明朝的唐尧臣,也在藏书印上“借书不孝”的字样。常言道“不孝有三”,在藏书家眼里,不孝又多了一项新内涵。外借书籍都成了不孝行为,固然有些夸张,我们却可以看出文人对书籍的深厚感情。明朝范钦的藏书楼天一阁,堪称中华最古老的图书馆。他在生前就定“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规,若后人擅自借书,三年内不得参与家祭,其严苛程度堪称藏书人之最了。

对书籍进行封闭式管理,增加了私家藏书的神秘感,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古书不致流散。然而有些孤本古籍,一旦被损毁,就会面临失传的危险。比如清初的大文人钱谦益有一座绛云楼,珍藏了大量稀世罕见的宋元典籍。钱谦益也颇以此为傲,不免生悭吝之心,片牍不肯外借。然而有一天,他的幼女在绛云楼玩耍,意外打翻烛火,酿成一场火灾,导致楼中藏书尽毁,成为文学史一大憾事。

与秘不示人的相对的,则是广结善缘、乐于分享的藏书家了。晋代的名臣范蔚,藏有七千余卷书籍,总是热情招待前来读书的文人,甚至为他们供给衣食。范蔚的善行远近闻名,大约有一百多人先后到他家作客读书。五代的石昂,藏书数千卷,最喜招揽四方宾客。无论远近的士人,都喜欢拜访他的书阁,以增长学问。有些人在他家一住就是好几年,石昂也总是以礼相待。南齐的崔慰祖更是大方,家里的万卷藏书吸引附近的少年频频借书,有时一天就要借出几十卷。而他每次都耐心地为他们搜取书籍,从不推辞。

你可曾听说,借书也会影响经济吗?宋代就有一例。文人宋敏求,继承了父亲的藏书三万余卷,多是精审之本,有豁达借书之美名。《曲洧旧闻》载,宋敏求住在都城春明坊时,士大夫都把家搬到附近,为的是方便借书。这样一来,春明坊的房价竟然比其它地方高出一倍。

世间物以稀为贵,有的人对自家藏品不舍得外借,毋需苛责;而如果能遇到一位宽容明达的藏书家,绝对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明代学者宋濂,就对童年的借书经历始终念念不忘。他在名篇《送东阳马生序》中感慨地回忆,他因家中贫困,买不起书,只能向周围的藏书家借阅,亲自手抄笔录,算着日子及时归还。这个守时、勤学的老实孩子,也赢得了藏书家的同情,都愿意将书借给他。宋濂这才得以博览群书,有了他日的成就。

藏书即藏道

从寥寥数本到汗牛充栋的蔚然大观,是个花时间积累、花心思整理的大工程,倾注了藏书人无限的心血。这是专属于藏书家的乐趣,文人的精神家园。文人雅士更愿意将这种微妙的幸福感诉诸笔端,流露出一种别具风流的藏书精神,其日常吟咏的藏书诗可见一斑。

图为南宋 刘松年(传)绘 《山馆读书图》局部。 (公有领域)

以“藏书”一事入诗,或可追溯到魏晋时期陈江宗的“借问藏书处,唯君故人在”(《诒孔中丞奂诗》)。唐代的藏书诗数量渐多,韩愈有“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杜荀鹤有诗云: “卖却屋边三亩地,添成窗下一床书。”(《书斋即事》)

宋明以来,藏书诗作更为丰富。这里有他们平淡而充实的读书生活,如俞弁的澹泊闲适:“心爱奇编雨汗流,山妻笑我不封侯。偷闲八月闲中写,一笔看来直到头。”(《随隐漫录》跋)更有藏书家对书籍的眷恋之情,如陆游的自许“书癖”:“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癖不可医。”(《示儿诗》)

读书人爱书,爱书人更爱藏书。所谓“君子志于道”,那些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典籍,是传播圣贤智慧的载体,正是“道”的结晶,是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途径。对文士来说,藏书即藏道,因而他们甘愿穷尽毕生之力收藏、保存图书。有的人不惜重金,求购古书;有的人夜以继日,细读精校;有的人流连忘返,好学不倦。

藏书人慕道、敬书,由此也衍生出许多爱惜图书的轶事。比如元人赵子昂为让世人同样珍视书籍,特意定下一套读书的繁琐“礼仪”:“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随损随修,随开随掩。”(《读书四观》)清朝的黄丕烈,对书籍奉若神明,每年除夕都要郑重其事地举行祭书仪式。他将稀有的珍本恭敬地置于香案之上,焚香、烧纸、三拜,更作祭书图一幅。过程中,黄丕烈不仅传达了对书本的珍爱之情,更寄托了这些典籍在后世依然能得到妥善收藏的期望。

正是由于历代文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我们才有幸拜读大量珍贵的经典。既然古人如此爱书、惜书,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将这种精神继续传递下去呢?◇@*

责任编辑:王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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