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我的初戀和婚姻(4)
(二)逆 緣(1)
在二十四中，近百名教職員工中，與母親有過相似遭遇的一共有八人。其中，外語組的王基敏老師和已經退體的鄭修老師，與母親交往最密，雖然處在兩個單位，但處在同一蔡家地區。
過去，「公社」開批鬥會便將她們聚在一起遊街，批鬥，加上兩位老師常到醫院看病，親眼見到醫院職工對母親的欺侮，同病相憐，結下了患難之情。
我到二十四中後，她倆又是我的鄰居，除了常常給我燒開水、弄飯，提供生活上的幫助，還常向我介紹，當年蔡家場和二十四中打手的「赤色」暴行。
兩位老師最關心我的便是婚姻，她倆比誰都替我的婚姻著急，主張找一個能配得上我的，最好也是教師的人作女友。
正好住在我的對面，一位高中政治教師名叫徐樂生的，正為他的表姐尋找對象。他的表姐叫劉啟建，在蔡家地區的衛東中學任語文教員，年齡比我小七歲，已經離異，但無子女。
有一次，蔡家地區的中學教師在二十四集中學習，王基敏和徐樂生便商議，將這位劉老師介紹給我，在那次活動結束的當天下午，由王基敏撮合，我和劉啟建就在徐樂生的房間第一次相見。
她中等個子，五官也還端正，據說也有一段因家庭出身發生的辛酸經歷，受過「勞教」，並與前夫離異。
第一次見面，留給我的印象說不上好，也說不上有什麼致命的缺陷，只是感到她與人交談有意無意流露一種不順眼東西，講到文革年代，眼睛老是愛翻白眼，兩手還在空中舞動，以幫助她表現出某種「造反」的意態，那揮手說話間，不時叉腰的動作，像從當年的紅司令那裡學來的。
這種動作，大大傷害了她那女姓應有的風韻。
恰恰我的弟弟就是被造反派殺害，我對文革的狂熱深感痛恨，從她身上折射的那種陰影，除讓我反感還憑添了一層防範的隔膜。我這種先入為主的成見，已把她拒之門外了，我完全沒有與對方戀愛的初衷。
所以，當王基敏問起我第一次見面的印象時，我只是笑了笑，把這個初次相見的印像埋在心裡，並沒有說出口。
大約過了兩個月，她第二次到她的表弟處來取一些語文教參書，王、鄭兩位熱心的老大姐抓住這個機會，主動當起義務紅娘。把我們單獨地關在她表弟的房間裡，我們兩作了第一次交談，我們不僅各自介紹了自己的「遭遇」，還介紹了各自的「家庭」。
她的父親劉學理，年輕時就讀於國民黨成都軍校。抗戰時期，原國民政府川東峽防局行政長官盧作孚，曾聘他擔任北碚市的民政局長兼城防長官。1949年9月中共軍隊佔領重慶，身居北碚區城防長官的劉學理開城迎共，北碚遂和平「解放」。劉學理也成了國民黨「起義投誠」軍官。
不過未到五年，這些本想徼幸自保的人們，一個個被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房屋被沒收，家被洗劫，劉學理被劃為反革份子，受到三年的監督勞動管制，淪為無產階級政權下一個赤貧的黑五類。
劉學理五個子女中，劉啟建是老三，自從父親被管制，她才七歲就要帶弟妹。稍大一點，便在垃圾堆裡揀二煤炭，拾破爛，沒少受鄰人和同學們的歧視，但她卻因天性的軟弱，從不敢對加給她的不公正表露反抗。
中學畢業後，因為家庭出身，使她沒能考上大學，但卻幸運的當上了小學教師。在她二十四歲時，被西南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一個姓王的講師看中，雖然那姓王的比她整整大了十幾歲，並拋棄了他的前妻。結婚使她得到一種新的虛榮，做大學講師又是黨員的妻子，使她感到社會地位膨脹了。
據她自已講，為了裝扮自己體面的家，她不顧工薪條件，追求高檔的家俱和擺設，寧可負債，向她的學生家長借錢，向兄弟姊妹借錢。
借的錢越來越多，背上的債務越來越沉重，為了躲債，她不得不欺騙上門討債的債主，學會了向債主施以小利來減緩債務壓力，並趁文革期間，學校財務的無政府狀態，將學生交來的學費挪用還債。
於是債主的公憤和無產階級高壓的專政，毫不手軟的將「詐騙」和「貪污」的雙重罪名，扣在她頭上，就因為大約幾千元的債務和幾千元的挪用，她被關進了西山坪勞動教養營，由當時北碚軍管會處以三年的勞動教養。
而那位王姓講師，在判處她勞動教養的宣判大會上，向法院起訴離婚。結果姓王的講師拋棄了她。
三年勞教期滿，她回到老父親的身邊，在她再三懇求下，教育局把她發配到離北碚二十多里大山上的這所學校，「繼續」當她的老師，那可是一所無人願意去的學校。(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