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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至少要有人兩口才能組成，最不濟也要有豬一隻。你看中國的“家”字，不是寶蓋下有個“豕”字嗎？可是，我的家不但沒有人兩口，連豬都無半只。
我的家中成員只有我獨自一個，這樣當然不能稱為家了，可是十餘年前是有一位同胞姊姊同我同住，組成了別具一格的“姊妹家庭”。
從民國２１年起，即我任教國立武漢大學的第二年，我將家姊淑孟女士接來武漢，在那山光水色、風景秀麗的珞珈山住下，一住便是七年。對日全面抗戰發生，我們隨校遷四川樂山，一住又是九年，那段歲月非常清苦，但當時姊妹兩個年齡還不算頂老，還能撐住下來。勝利後遷回珞珈，首尾三年。民國３７年赴滬小住，數月後，適香港真理學會來函聘我去當編輯，遂赴港，家姊只好隨其身在海軍的次子到台灣去了。我在學會任職一年，因想到歐洲蒐尋解決屈賦難題的資料，再度赴法。過了兩年，資斧告竭，有人介紹回台灣教書，遂返台任職於台北的省立師範學院。學校以我無家，“姊妹家庭”又不算數，不配我住宅，只讓我住在單身教職員宿舍裏，家姊當然不能來，來了也無她容身之地。（民國）４５年，台南的成功大學改制成立，聘我去教書，我以分配住宅為條件，居然配有一幢，便是今日我安身東寧路的住宅。
我將家姊自左營接來，“姊妹家庭”又告恢復。計算家姊和我未嫁前者不算，嫁後共同生活者前後共３２年，也算長久了。
家姊和我同住時，料理我的飲食起居，無微不至。我若偶有病痛，她煎藥奉湯，一夕數起。親手為我補綴破綻，縫制內衣褲，替我收拾隨手擱置的物件，那種細心熨貼，溫意煦嫗的事，要說說不完，要形容也無法形容得夠，她把我寵得像個慈母膝下的驕子，故我常說她是我“第二慈親”。
她替我管家，精打細算，量入為出，把那時一般教書匠微薄的薪俸運用得綽綽有餘，使我免除內顧之憂，得以專心教學，暇時並能創作文藝，研究學術，我今自能得在文壇學苑稍有成就者，皆屬家姊之遺澤，其恩其德，實令人難忘。
家姊愛潔成僻，我們初來台南，雇女傭也還算容易，她每日監督工人灑掃房屋，擦拭家具，把個家收拾得窗明幾淨，纖塵不染，令人置身其間，神清氣爽。花晨月夕，姊妹二人清茶一盞，對坐窗前，閒話家常，縱談往事，一種骨肉深情淪肌浹髓，其樂又是無極！
不幸民國６１年，家姊因病長逝，我的“姊妹家庭”也就從此潰滅。她逝世至今已有１４年，我每夜做夢，若醒而能記得者，總有她的影子在活動，其聲音笑貌，一如往昔，而夢中總不知她已死。想家姊手足情深，知道我想念她，故特來夢中相慰，又不讓我知道她已為異物，免我悲痛與小小的不自然驚嚇之情，才這樣的吧？
我常想，若家姊尚在應該多好。可是家姊大我５歲，健康一向不如我。我現在已耳聾眼花，雙腳無力，每一行動，總想有人扶持我一把，家姊若在，其龍鐘衰邁之狀當更甚於我。我今已自顧不暇，還能照料她嗎？則她之先我而去，對她而言，未始不是好事。況我在世也無多日了，可與家姊在另一世界相聚的時期屈指可待，現在過一天挨一天算了。
選自《時報周刊》第４５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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