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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6日訊】 “文革”時期，我的一位姓梁的朋友在火車站附近擺攤補鞋過日子，他生性豁達，三教九流的人物都同他合得來。我在這位朋友攤位上結識了許多“社閑”人物。本文女主人公李芳便是其中的一個。
我初次見到李芳是在1973年的一天。她大約二十四、五歲，一副秀外慧中的樣子，會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她同梁師傅是老相識，經常在梁攤子上坐，久之，我們便混熟了。當時，我很年輕，對這位翩若惊鴻的女士始終怀有一种神秘感。有一天李芳走后不久，我終于忍不住向梁打听起她的職業來。他反問我：“你看她像干什么的呢？”我回答說“像位老師”。梁師傅苦笑著一個勁地搖頭，半晌才嘆了口气道：“她同你一樣，是個‘散眼子’！”我“喔”了一聲，內心猛覺有一种說不出的滋味。接著梁又帶著几分調侃味說道：說起她么，要算社會大學的高材生了。她吃的是瞞天過海的‘指划錢’，她每天都要在火車站來‘上班’，有空就愛在我攤子上歇會儿腳。”我問梁師傅“吃指划錢”是什么意思，梁笑道：“東指西划，扯白說謊，，伸起手向別人要嘛，說白了，就是當‘高級討口子’。”我大吃一惊，怎么也不能把李芳同“討口子”三個字聯系在一起。
老梁向我解釋說，李芳雖然年輕卻有一段相當不幸的身世。她自幼喪母，1965年高中畢業高考未中，便在家里复習功課，准備來年再去應試。不料次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破滅了她的“大學夢”。其后，為了緩解家庭的困窘，她經人撮合跟一位河北來川放養蜜蜂的中年人去了。他們之間當然毫無愛情可言。李芳身在曹營心在漢，時時惦記著父親和弟妹。有一天，李芳趁男人上縣城買巢礎之際，哎喲連天地對老人婆撒謊說是痛經病發作了，要到合作醫療站去拿點藥。老人婆信以為真，放松了對她的警惕，她便捂著小肚子到村口公路邊，招手攔了一輛過路車輾轉逃回四川。其時，“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正在劍拔弩張之際，李芳的突然歸來使全家人感到惊愕不已。
話分兩頭。養蜂人賡即找上門來，誰知李芳早有心計，她在家中宿了兩夜便跑到鄉下孃孃家躲起來了。養蜂人气急敗坏到“人保組”去告狀。接待干事要他出示結婚證書，他說“沒有。”干事說：“沒有結婚手續屬于非法同居，要寫檢討。現在正是運動期間，你有啥問題回你們當地解決。”養蜂人無法，只得自認晦气地走了。与此同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也是緊鑼密鼓地進行著。李芳的弟妹響應號召先后奔赴農村落戶，家里就只剩下她和父親二人相依為命。她父親在街道維修組當泥瓦匠，不幸有一天在上班途中出車禍亡故。維修組這种民辦小攤攤根本沒有任何保障，自然享受不到國營單位職工子女“頂替”父母工作的待遇。李芳悲痛欲絕。不少好心的鄰居天天陪著她，開導她。然而，在那個越窮越光榮的時代誰又能夠在物質上伸出救援之手呢？痛定思痛，李芳惘惘地來到梁師傅攤子前。梁以一個溫厚兄長的身份開導她道：“老人不死已經死了，我想他在九泉之下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們几姊妹，而你的弟弟妹妹還陷在鄉下，家里的好多事情就要看你這個當姐姐的了，你要堅強起來才是……”
怀著對生活的信念，李芳第一次跨進“街革委”的門檻，加入申請做臨時工的行例。她等班候輪子，好不容易獲得了一個到市政處修路的机會。這個工作雖然又苦又累，但她還是咬緊牙關頂過去了。可是，才干了兩個月，等粗笨活路基本結束，就沒有臨時工的戲唱了。李芳只得拿著“退工單”悻悻回家。她先給弟弟妹妹各寄了10元錢，又繼續在家等候下一輪調工運气。哪知一等數月竟毫無動靜。她向那些老臨時工打听消息也不得要領。有個老大姐對她說：“還等啥子喲，修得廟來和尚老，我早就去收雞毛鴨毛肉骨頭賣了！”李芳懮心如焚，又去找梁師傅請教。梁說：“我當初做臨時工也有過与你相同的遭遇。据我觀察，那些調工干事旱澇保收，輸贏吃糖，飽漢哪知餓漢飢呵。聰明點的‘散眼子’根本不想去求教他們，自己解放自己才是上策。”沉默片刻，梁又嘆息道：“唉！李芳，可惜你是個女的，不然完全可以像我這樣擺個攤子，也就省得在別人下巴底下接飯吃了。”李芳直點頭，說她可以學著干，只要有飯吃就行。梁搖頭道：“年紀輕輕的女人擺攤補鞋？不行，不行！火車站這個碼頭情況十分复雜，万一遇著流氓偷儿肇攤子咋辦？”李芳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歇了一會儿，她又問道：“梁師傅，除了補鞋，還有沒有掙錢吃飯的路子呢？她這一問，倒把老梁給提醒了，連忙提高嗓門答道：“有有有！改天我向你引荐一位我的‘毛根儿’朋友，他是‘散眼子’圈內馳名的‘万能博士’。他在‘大鳴大放’時被打成右派，弄到宜賓茶場去勞改了几年，摘帽后他把一切都看透了，分析問題頭頭是道，今晚我先去給他‘吹個風’，請他給你拿個主意。”
三天后，“万能博士”廖眼鏡履約在城北花圃茶館等候梁、李，心想老梁今天不知要替他介紹一個什么“活包袱”來。及至見過李芳，觀其容顏舉止，聞其口齒言談，不禁十分同情。便道：“小李，你的情況梁師傅給我介紹了一些，大家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有什么想法盡管道來，當哥子的決不是那种見死不救的人。”李芳腆地說道：“廖老師，不怕你笑話，目前我生活無著，眼看就要揭不開鍋蓋了……”廖眼鏡道：“妹子，你听我說，世間万事最容易者莫過于吃飯，而最艱難的也是吃飯。俗話說遍地都是錢，就看你如何去撿……”梁師傅著急地打斷他道：“眼鏡兄，人家是天冷了才來向火，不是來听你闡述理論的，你快說點具體的嘛！”廖說道：“我當然要說具體的嘛。說具體的，弄錢的法子多种多樣，不過最好是走‘輕門子’。我看李芳妹子口齒伶俐，聰明大方，不妨先從‘跳新貨’、‘丟線線’（指賣毛線）入手，弄對了，一天可以賺個二三十元。然則利大者害也大，撞到風頭上，難免背個投机倒把的罪名，弄得貓抓粑——脫不倒爪爪。另外還須几百元的‘墊梢’才周轉得開。”梁師傅道：“她有那么多錢不曉得在家里‘泡三花’，還來找你做啥呢？”
廖眼鏡沉思片刻道：“倒是有一個無本通商的生意，就看妹子瞧得起不？”李芳爽朗回道：“打臨工，‘雙車肩’的活路我都干過，還有什么不能干的呢？”廖眼鏡說：“那好，‘嚼得菜根香，何事不可為’，你能否像我這樣，啥都不要，就憑娘給的三寸不爛之舌加上一點表演天才去向‘有家’索取。”李芳心里有些明白了，這位風度翩翩，面帶几分學究气的廖眼鏡原來竟是一位扮演“伸手大將軍”的角色。她腦際忽然浮現出館子里蓬頭垢面的乞丐為討殘羹剩飯，低三下四、挨打受气的場面和流离在道，衣衫襤褸伸手向人要錢要糧的難民形象來，不禁渾身冒起雞皮疙瘩。廖眼鏡見李芳低頭不語，面有難色，便進一步開導她道：“人生在世，原是不易擺脫環境制約的，經常是想好不得好。如今最難得辦成的事情是謀職業，最容易辦到的事情是進班房。作為長期生活在風浪口的‘散眼子’既要活起走又要不被抓進去，還有什么比當‘伸手將軍’更為穩妥呢？”梁師傅也從旁勸道：“‘散眼子’能跳龍門，能鑽狗洞。你不防先試試，廖老師說的都是真心話呵！”李芳嘆了口气，輕輕點了點頭后，便請廖眼鏡教她一下具體的乞討方法。廖眼鏡道：“這不要慌，一時說不清。”臨了，約她次日九時在火車站售票廳門口等，然后帶她去“見習見習”再作打算。
且不說，那一夜，李芳如何輾轉反側，難以入睡，只說第二天上午九時許，李芳如約前往，見廖眼鏡身著中長灰呢大衣，手提公文包，一副國家工作人員派頭向她走來，面帶微笑打過招呼后輕聲吩咐她道：“火車站是個既‘燙’又好找錢的地方，你先來實地考察几天再說。等會儿你同我保持适當距离，看我是如何操作的……”李芳將信將疑地點了一下頭，廖眼鏡便轉身向售票大廳走去…
大廳內人頭攢動，一片喧嚷，各售票窗口前都排成了長龍。李芳心情十分緊張地在一邊偷偷觀望著。只見廖眼鏡在大廳內巡視了一番后，就挺隨便地同一位中年旅客搭起話來。他先掏出一支香煙遞給那位旅客，自己也點燃一支，李芳發現他們之間的距离似乎一下子便拉近了。她听見廖眼鏡操著南腔北調的口音同那人瞎吹起來：“他媽的，成都這地方，生活蠻不錯，就是服務態度普遍較差……”那人如遇知音，馬上附和道：“可不是，俺在人民旅館辦了10天的住宿登記，因為有事情提前要走，去找服務員商量退號，好說歹說，他們就是不退。俺實際只住了三天……”廖眼鏡道：“什么為人民服務呵，干脆就叫為人民幣服務吧。看來主席講的‘要斗私批修’還要繼續斗下去才行呵！”那人道：“哎呀！同志你講得太對了，你經常出差吧？”廖眼鏡道：“是的，成都我來過四、五回了，總體印象不錯，就他媽有一點不太好，‘扒手’太多了。說來慚愧，‘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昨天我在‘要武園’餐廳吃飯，起座添湯時眨眼工夫我的提包就不見了。乖乖，文件、現金全部在包內！當時急得我直冒汗。”那人關心地問道：“那你不快到公安局報案？”廖眼鏡道：“去了，我還請餐廳負責人幫我作證哩。”那人又問：“結果怎樣？”廖眼鏡道：“他媽的，接待我的那位干事盡說些打屁不沾胯的話，什么你學習過公安６條沒有呀？怎么那樣麻麻痹痹馬大哈呀，万一文件落到階級敵人手上會給党和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呀……唉！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門万事難’啊！”那人回應道：“‘文化大革命’，到處亂哄哄的，出門人可要提高警惕呵！”
邊擺邊移動腳步，眼看只有二、三十人便要排攏售票窗口了，廖眼鏡試探著摸那人的底：“同志，我覺得你好面熟，可一時又想不起來了，你是蘭州什么單位的罷？”那人毫無戒備心理，坦然回道：“對啦，我是蘭州石天化公司的，你是……”廖眼鏡答道：“我是黃河管委會的技術員，這回呀，就到不了黃河?……”那人有心結識這位自認為值得一交的朋友，便以一种同情的口吻說道：“想個辦法呀！去找民政局吧。”廖眼鏡道：“我從公安局出來就去過民政局了，民政局接待人員說這類事情他們見得太多，無法解決，叫我給單位挂長話，可我現在連電話費也沒有了，真急人呵！”這時車站廣場響起了女播音員急促的聲音：“旅客們，請注意，有買好112次開往綿陽、廣元、寶雞、天水、蘭州、烏魯木齊方向車票的旅客，請把隨身攜帶的行李照管好，排好隊，請把車票拿在手上，准備好檢票進站。”售票廳內的空气頓時緊張活躍起來了。眼見廖眼鏡同那位旅客快要接近售票窗口了，李芳在旁暗暗著急。這時，只見廖眼鏡緊緊握住那位旅客的手單刀直入地說道：“朋友，能不能支援我一下呵，不，借一點錢吧，關鍵時刻‘友誼和支援比什么都重要’，回蘭州我就到單位上找你，石天化公司我知道的。”那人覺得事情來得有點唐突，但他的眼光同廖眼鏡那雙充滿期待信任的眼光碰在一起時，心中的疑云馬上一掃而光。緊接著廖眼鏡“嘩”的一聲拉開公文包，摸出一張蓋有甘肅省蘭州水電局革命委員會公章的出差證明，他攤開證明讓那人看，那人斜睨了兩眼，沒說什么。廖眼鏡為使他進一步相信，便又說道：“這不，我工作證幸好未丟呢。”他又摸出工作證讓那位旅客看。這時他們排攏售票口，那位旅客匆匆付錢買好車票，他回望廖眼鏡覺得似乎略有歉意。廖眼鏡看准他的心態果敢地使出最后一招：“同志，不！朋友，事到如今，只好求你解圍了，你能否借上30塊錢給我，我把工作證或證明押在你這里，我有事還要耽誤兩天，咱們回頭蘭州見。”廖眼鏡再次握住那人的手動情地說道：“同志，你要相信我啊！”這時，車站催促旅客檢票進站的廣播又響起來了。那人不再猶豫，同意借錢。他叮囑廖眼鏡道：“工作證你留著吧，我把證明拿去就行了，只是，我借給你的可是公款呵……”著到這里李芳緊張得心都快要蹦出來了，可廖眼鏡接錢后還主動將那位旅客送至檢票口揮手話別一番，才轉過身來拍拍手，若無其事地對李芳說道：“看見了吧？就這么回事，‘表演’慣了就無所謂了。”
如此這般，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體會后，李芳覺得心里有底了，決定“下海”。
第一次出馬，她瞅准了一個北方打扮的老大娘，笑吟吟地迎上前去道：“大媽，打哪里去？你家是北方的吧？”“哎喲！閨女，你怎么知道的？”大娘問。李芳用一口純正的北方口音回道：“大媽，俺家也在北方呀！听見家鄉口音不就親熱得很唄。”老大娘眉開眼笑道：“閨女，那可太好嘍，咱們就好同路唄。”李芳接著道：“大媽是到四川來探親的吧？”老大娘道：“我到蒲江部隊上看我儿子呀！”李芳道：“大媽，怎么那么巧呀！俺也是到軍區看望男朋友的，不巧他到地方‘支左’去了。”她們邊擺邊移動腳步，李芳熱情主動地幫大娘移動行李，很快博得對方好感。李芳便厚著臉皮開口道：“大媽，我有點小事想麻煩你一下，我回家路費還差5塊錢，你能否借給我5塊錢，你老給留個地址，俺回家后就給你寄來好吧？”她一副羞怯的樣子呆呆地看著對方。出乎意料的是老大娘不假思索便掏出一張“大團結”遞在她手中，并對她說：“拿去買吧，出門哪有不遇著困難的。”李芳喜出望外地收錢道謝后便思金蟬脫殼，她對大娘道：“大媽，俺去上個廁所，馬上就來，你等著哈。”北方大娘揮手囑其快去快回。她便“趙顯送燈台，一去永不來”了。
下午李芳懾著膽子再度來到售票廳，見早已沒了北方大娘的影。她便信心十足，故伎重演，接連向几位旅客要了錢。奇怪的是，她覺得別人給了錢還對她非常好感呢，這里面真有說不出來的道理。
不料廖眼鏡知道這事后卻對李芳提出嚴厲批評。廖說：“‘乞討’是‘卑賤者’的末技，是我們目前為爭取生存權利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方式，但它必須有一個討的范圍，我們宁可餓死溝壑但決不能向鰥寡孤獨廢疾者以及老弱者、困頓者、拖儿帶女的婦女們伸手。我們非但不能問他們要，必要時還應當周濟他們。我們索取的對象主要是富有階層，社會既得利益者，這不過是將他們‘鐵飯碗’內的糧食勻几口出來用以維系我們的生命。老子說‘天之道損有余以奉不足’指的就是這個意思。”他見李芳听得入神，便高興地繼續講下去，“因為你是高中生，有著良好的素質，倘若不因家庭悲劇，社會原因，也許你此刻正徜徉在大學校園里。請你記住魯迅先生的名言：‘有的胜利者，愿意敵手如虎、如鷹，他才感到胜利的歡喜；假使如羊、如小雞，他們便反覺得胜利的無聊。’”廖眼鏡擲地有聲的一通話使李芳心靈受到了一次強烈的震動。
一天，李芳獨自正在火車站國營餐廳進餐，一位同她年齡相仿的女郎走來挨著她坐下，對她道：
“姐姐招呼了！”李芳惊疑地望著對方。不料對方嫣然一笑道：“不認識么？我們還是同行呢。”李芳臉蛋刷地泛起紅暈。女郎道：“我叫余小英，他們喊的‘余板斧’便是我。姐子，我注意你好久?，你是廖眼鏡帶出來的吧？”李芳只是點頭。余接著說道：“我吃‘指划錢’有五、六年了，你別怕，我不會害你，咱們今后好歹作個伴儿。”李芳心想“這真是‘我在樓上望風景，望風景的人在樓下望著我’。”
隨后，他們便成了好朋友。余的文化不高，但性格潑辣。由于“業務需要”，李芳很想弄几張證明備用。她問余小英廖眼鏡的證件是從哪儿弄來的。余小英打個哈哈道：“‘散眼子’的證件都是假的，火車站有專門賣證件的，空白證明3元錢一張，工作證也不稀罕，給20元找人定做一個就是，鋼印，啥子印都齊全。至于廖眼鏡么，他當然是老鬼?，他身上哪天不揣著几張證明、几個工作證本本呢？臨場才好隨机應變嘛。姐子若是需要，我叫熟人‘順’兩張過來就是。”
局勢似乎有意要同當局開點玩笑，宣傳机器越是起勁宣揚“到處鶯歌燕舞”，社會就越發現出“瘡痍滿目”的境況。人們從火車站這個窗口便可窺見其一斑，而“散眼子”們對此特別敏感。兩報一刊發表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文章之后，各地難民不斷涌向城市，火車站乞丐數明顯增多。具有戲劇色彩的是有的乞丐竟把手伸到李芳面前，弄得她啼笑皆非。出于同病相怜，她總是慷慨解囊。余小英對此頗持异議，她說：“既要當‘弄家’就莫要當‘送家’，姐姐辛辛苦苦擔風險找來的錢何苦拿去操大方。再說，這么多的叫化子都伸手問你要，你同情得完嗎？你看嘛，這几天有的‘農豁皮’看到我在要錢就陰到‘撿樣’，攤起個手板心到處亂要，公然搶起我們的生意來了。”李芳對她說：“求生是人的本能，生意大家做，誰也搶不完，怕啥？”余又說道：“這一向連火車車廂頂上都爬滿了人。姐子，你猜他們涌到成都來做啥？就是為了買點涼粉、火巴豌豆之類回去吃。一個二個拖娘帶母，倒街臥巷的，我看咋個得了呵！”李芳嘆道：“天大由天吧，這些事情你我兩個弱女子可真的管不著?。”余小英把話題扯到一邊：“李姐，好長一段時間沒有碰見廖眼鏡了，听說有人約他到南京、上海‘操’去了。干脆明年你我兩姐妹也出去玩一趟吧，据說外邊的人對咱們這個‘行道’還不大醒竅哩！”李芳委婉回答道：“到時候再說吧，未來的事情誰知道會怎樣變化呢？”
日歷一頁一頁地翻著，李芳依舊彷徨在喧囂的火車碼頭上。有時，她又漫步到梁師傅攤上去歇歇腳聊一會儿天。
粉碎“四人幫”后不久的一天，我送一位親戚去火車站赶車，不意与李芳打了個照面。當時，她混在售票廳外的人叢中裝模做樣地觀看列車運行時刻表，一眼瞥見我便熱情地打招呼，我即停步同她攀談起來。我感覺她的精神狀態很好，她說她的知青弟妹都已調回城里，她肩上的擔子輕松多了。擺話那當儿，她那雙眼睛不時向周圍和售票廳張望著。為了不致影響她的業務，我便找岔儿同她道別。這以后，我由于不常去火車站，就再也沒有碰見過李芳女士了。我常常在想，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這位靠乞討為生的女主人公如今又是怎樣過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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