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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6日讯】 “文革”时期，我的一位姓梁的朋友在火车站附近摆摊补鞋过日子，他生性豁达，三教九流的人物都同他合得来。我在这位朋友摊位上结识了许多“社闲”人物。本文女主人公李芳便是其中的一个。
我初次见到李芳是在1973年的一天。她大约二十四、五岁，一副秀外慧中的样子，会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她同梁师傅是老相识，经常在梁摊子上坐，久之，我们便混熟了。当时，我很年轻，对这位翩若惊鸿的女士始终怀有一种神秘感。有一天李芳走后不久，我终于忍不住向梁打听起她的职业来。他反问我：“你看她像干什么的呢？”我回答说“像位老师”。梁师傅苦笑着一个劲地摇头，半晌才叹了口气道：“她同你一样，是个‘散眼子’！”我“喔”了一声，内心猛觉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接着梁又带着几分调侃味说道：说起她么，要算社会大学的高材生了。她吃的是瞒天过海的‘指划钱’，她每天都要在火车站来‘上班’，有空就爱在我摊子上歇会儿脚。”我问梁师傅“吃指划钱”是什么意思，梁笑道：“东指西划，扯白说谎，，伸起手向别人要嘛，说白了，就是当‘高级讨口子’。”我大吃一惊，怎么也不能把李芳同“讨口子”三个字联系在一起。
老梁向我解释说，李芳虽然年轻却有一段相当不幸的身世。她自幼丧母，1965年高中毕业高考未中，便在家里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再去应试。不料次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破灭了她的“大学梦”。其后，为了缓解家庭的困窘，她经人撮合跟一位河北来川放养蜜蜂的中年人去了。他们之间当然毫无爱情可言。李芳身在曹营心在汉，时时惦记着父亲和弟妹。有一天，李芳趁男人上县城买巢础之际，哎哟连天地对老人婆撒谎说是痛经病发作了，要到合作医疗站去拿点药。老人婆信以为真，放松了对她的警惕，她便捂着小肚子到村口公路边，招手拦了一辆过路车辗转逃回四川。其时，“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正在剑拔弩张之际，李芳的突然归来使全家人感到惊愕不已。
话分两头。养蜂人赓即找上门来，谁知李芳早有心计，她在家中宿了两夜便跑到乡下娘娘家躲起来了。养蜂人气急败坏到“人保组”去告状。接待干事要他出示结婚证书，他说“没有。”干事说：“没有结婚手续属于非法同居，要写检讨。现在正是运动期间，你有啥问题回你们当地解决。”养蜂人无法，只得自认晦气地走了。与此同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是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李芳的弟妹响应号召先后奔赴农村落户，家里就只剩下她和父亲二人相依为命。她父亲在街道维修组当泥瓦匠，不幸有一天在上班途中出车祸亡故。维修组这种民办小摊摊根本没有任何保障，自然享受不到国营单位职工子女“顶替”父母工作的待遇。李芳悲痛欲绝。不少好心的邻居天天陪着她，开导她。然而，在那个越穷越光荣的时代谁又能够在物质上伸出救援之手呢？痛定思痛，李芳惘惘地来到梁师傅摊子前。梁以一个温厚兄长的身份开导她道：“老人不死已经死了，我想他在九泉之下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们几姊妹，而你的弟弟妹妹还陷在乡下，家里的好多事情就要看你这个当姐姐的了，你要坚强起来才是……”
怀着对生活的信念，李芳第一次跨进“街革委”的门槛，加入申请做临时工的行例。她等班候轮子，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个到市政处修路的机会。这个工作虽然又苦又累，但她还是咬紧牙关顶过去了。可是，才干了两个月，等粗笨活路基本结束，就没有临时工的戏唱了。李芳只得拿着“退工单”悻悻回家。她先给弟弟妹妹各寄了10元钱，又继续在家等候下一轮调工运气。哪知一等数月竟毫无动静。她向那些老临时工打听消息也不得要领。有个老大姐对她说：“还等啥子哟，修得庙来和尚老，我早就去收鸡毛鸭毛肉骨头卖了！”李芳懮心如焚，又去找梁师傅请教。梁说：“我当初做临时工也有过与你相同的遭遇。据我观察，那些调工干事旱涝保收，输赢吃糖，饱汉哪知饿汉饥呵。聪明点的‘散眼子’根本不想去求教他们，自己解放自己才是上策。”沉默片刻，梁又叹息道：“唉！李芳，可惜你是个女的，不然完全可以像我这样摆个摊子，也就省得在别人下巴底下接饭吃了。”李芳直点头，说她可以学着干，只要有饭吃就行。梁摇头道：“年纪轻轻的女人摆摊补鞋？不行，不行！火车站这个码头情况十分复杂，万一遇着流氓偷儿肇摊子咋办？”李芳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歇了一会儿，她又问道：“梁师傅，除了补鞋，还有没有挣钱吃饭的路子呢？她这一问，倒把老梁给提醒了，连忙提高嗓门答道：“有有有！改天我向你引荐一位我的‘毛根儿’朋友，他是‘散眼子’圈内驰名的‘万能博士’。他在‘大鸣大放’时被打成右派，弄到宜宾茶场去劳改了几年，摘帽后他把一切都看透了，分析问题头头是道，今晚我先去给他‘吹个风’，请他给你拿个主意。”
三天后，“万能博士”廖眼镜履约在城北花圃茶馆等候梁、李，心想老梁今天不知要替他介绍一个什么“活包袱”来。及至见过李芳，观其容颜举止，闻其口齿言谈，不禁十分同情。便道：“小李，你的情况梁师傅给我介绍了一些，大家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有什么想法尽管道来，当哥子的决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李芳腆地说道：“廖老师，不怕你笑话，目前我生活无着，眼看就要揭不开锅盖了……”廖眼镜道：“妹子，你听我说，世间万事最容易者莫过于吃饭，而最艰难的也是吃饭。俗话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如何去捡……”梁师傅着急地打断他道：“眼镜兄，人家是天冷了才来向火，不是来听你阐述理论的，你快说点具体的嘛！”廖说道：“我当然要说具体的嘛。说具体的，弄钱的法子多种多样，不过最好是走‘轻门子’。我看李芳妹子口齿伶俐，聪明大方，不妨先从‘跳新货’、‘丢线线’（指卖毛线）入手，弄对了，一天可以赚个二三十元。然则利大者害也大，撞到风头上，难免背个投机倒把的罪名，弄得猫抓粑——脱不倒爪爪。另外还须几百元的‘垫梢’才周转得开。”梁师傅道：“她有那么多钱不晓得在家里‘泡三花’，还来找你做啥呢？”
廖眼镜沉思片刻道：“倒是有一个无本通商的生意，就看妹子瞧得起不？”李芳爽朗回道：“打临工，‘双车肩’的活路我都干过，还有什么不能干的呢？”廖眼镜说：“那好，‘嚼得菜根香，何事不可为’，你能否像我这样，啥都不要，就凭娘给的三寸不烂之舌加上一点表演天才去向‘有家’索取。”李芳心里有些明白了，这位风度翩翩，面带几分学究气的廖眼镜原来竟是一位扮演“伸手大将军”的角色。她脑际忽然浮现出馆子里蓬头垢面的乞丐为讨残羹剩饭，低三下四、挨打受气的场面和流离在道，衣衫褴褛伸手向人要钱要粮的难民形象来，不禁浑身冒起鸡皮疙瘩。廖眼镜见李芳低头不语，面有难色，便进一步开导她道：“人生在世，原是不易摆脱环境制约的，经常是想好不得好。如今最难得办成的事情是谋职业，最容易办到的事情是进班房。作为长期生活在风浪口的‘散眼子’既要活起走又要不被抓进去，还有什么比当‘伸手将军’更为稳妥呢？”梁师傅也从旁劝道：“‘散眼子’能跳龙门，能钻狗洞。你不防先试试，廖老师说的都是真心话呵！”李芳叹了口气，轻轻点了点头后，便请廖眼镜教她一下具体的乞讨方法。廖眼镜道：“这不要慌，一时说不清。”临了，约她次日九时在火车站售票厅门口等，然后带她去“见习见习”再作打算。
且不说，那一夜，李芳如何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只说第二天上午九时许，李芳如约前往，见廖眼镜身着中长灰呢大衣，手提公文包，一副国家工作人员派头向她走来，面带微笑打过招呼后轻声吩咐她道：“火车站是个既‘烫’又好找钱的地方，你先来实地考察几天再说。等会儿你同我保持适当距离，看我是如何操作的……”李芳将信将疑地点了一下头，廖眼镜便转身向售票大厅走去…
大厅内人头攒动，一片喧嚷，各售票窗口前都排成了长龙。李芳心情十分紧张地在一边偷偷观望着。只见廖眼镜在大厅内巡视了一番后，就挺随便地同一位中年旅客搭起话来。他先掏出一支香烟递给那位旅客，自己也点燃一支，李芳发现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一下子便拉近了。她听见廖眼镜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同那人瞎吹起来：“他妈的，成都这地方，生活蛮不错，就是服务态度普遍较差……”那人如遇知音，马上附和道：“可不是，俺在人民旅馆办了10天的住宿登记，因为有事情提前要走，去找服务员商量退号，好说歹说，他们就是不退。俺实际只住了三天……”廖眼镜道：“什么为人民服务呵，干脆就叫为人民币服务吧。看来主席讲的‘要斗私批修’还要继续斗下去才行呵！”那人道：“哎呀！同志你讲得太对了，你经常出差吧？”廖眼镜道：“是的，成都我来过四、五回了，总体印象不错，就他妈有一点不太好，‘扒手’太多了。说来惭愧，‘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昨天我在‘要武园’餐厅吃饭，起座添汤时眨眼工夫我的提包就不见了。乖乖，文件、现金全部在包内！当时急得我直冒汗。”那人关心地问道：“那你不快到公安局报案？”廖眼镜道：“去了，我还请餐厅负责人帮我作证哩。”那人又问：“结果怎样？”廖眼镜道：“他妈的，接待我的那位干事尽说些打屁不沾胯的话，什么你学习过公安６条没有呀？怎么那样麻麻痹痹马大哈呀，万一文件落到阶级敌人手上会给党和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呀……唉！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啊！”那人回应道：“‘文化大革命’，到处乱哄哄的，出门人可要提高警惕呵！”
边摆边移动脚步，眼看只有二、三十人便要排拢售票窗口了，廖眼镜试探着摸那人的底：“同志，我觉得你好面熟，可一时又想不起来了，你是兰州什么单位的罢？”那人毫无戒备心理，坦然回道：“对啦，我是兰州石天化公司的，你是……”廖眼镜答道：“我是黄河管委会的技术员，这回呀，就到不了黄河?……”那人有心结识这位自认为值得一交的朋友，便以一种同情的口吻说道：“想个办法呀！去找民政局吧。”廖眼镜道：“我从公安局出来就去过民政局了，民政局接待人员说这类事情他们见得太多，无法解决，叫我给单位挂长话，可我现在连电话费也没有了，真急人呵！”这时车站广场响起了女播音员急促的声音：“旅客们，请注意，有买好112次开往绵阳、广元、宝鸡、天水、兰州、乌鲁木齐方向车票的旅客，请把随身携带的行李照管好，排好队，请把车票拿在手上，准备好检票进站。”售票厅内的空气顿时紧张活跃起来了。眼见廖眼镜同那位旅客快要接近售票窗口了，李芳在旁暗暗着急。这时，只见廖眼镜紧紧握住那位旅客的手单刀直入地说道：“朋友，能不能支援我一下呵，不，借一点钱吧，关键时刻‘友谊和支援比什么都重要’，回兰州我就到单位上找你，石天化公司我知道的。”那人觉得事情来得有点唐突，但他的眼光同廖眼镜那双充满期待信任的眼光碰在一起时，心中的疑云马上一扫而光。紧接着廖眼镜“哗”的一声拉开公文包，摸出一张盖有甘肃省兰州水电局革命委员会公章的出差证明，他摊开证明让那人看，那人斜睨了两眼，没说什么。廖眼镜为使他进一步相信，便又说道：“这不，我工作证幸好未丢呢。”他又摸出工作证让那位旅客看。这时他们排拢售票口，那位旅客匆匆付钱买好车票，他回望廖眼镜觉得似乎略有歉意。廖眼镜看准他的心态果敢地使出最后一招：“同志，不！朋友，事到如今，只好求你解围了，你能否借上30块钱给我，我把工作证或证明押在你这里，我有事还要耽误两天，咱们回头兰州见。”廖眼镜再次握住那人的手动情地说道：“同志，你要相信我啊！”这时，车站催促旅客检票进站的广播又响起来了。那人不再犹豫，同意借钱。他叮嘱廖眼镜道：“工作证你留着吧，我把证明拿去就行了，只是，我借给你的可是公款呵……”着到这里李芳紧张得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可廖眼镜接钱后还主动将那位旅客送至检票口挥手话别一番，才转过身来拍拍手，若无其事地对李芳说道：“看见了吧？就这么回事，‘表演’惯了就无所谓了。”
如此这般，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体会后，李芳觉得心里有底了，决定“下海”。
第一次出马，她瞅准了一个北方打扮的老大娘，笑吟吟地迎上前去道：“大妈，打哪里去？你家是北方的吧？”“哎哟！闺女，你怎么知道的？”大娘问。李芳用一口纯正的北方口音回道：“大妈，俺家也在北方呀！听见家乡口音不就亲热得很呗。”老大娘眉开眼笑道：“闺女，那可太好喽，咱们就好同路呗。”李芳接着道：“大妈是到四川来探亲的吧？”老大娘道：“我到蒲江部队上看我儿子呀！”李芳道：“大妈，怎么那么巧呀！俺也是到军区看望男朋友的，不巧他到地方‘支左’去了。”她们边摆边移动脚步，李芳热情主动地帮大娘移动行李，很快博得对方好感。李芳便厚着脸皮开口道：“大妈，我有点小事想麻烦你一下，我回家路费还差5块钱，你能否借给我5块钱，你老给留个地址，俺回家后就给你寄来好吧？”她一副羞怯的样子呆呆地看着对方。出乎意料的是老大娘不假思索便掏出一张“大团结”递在她手中，并对她说：“拿去买吧，出门哪有不遇着困难的。”李芳喜出望外地收钱道谢后便思金蝉脱壳，她对大娘道：“大妈，俺去上个厕所，马上就来，你等着哈。”北方大娘挥手嘱其快去快回。她便“赵显送灯台，一去永不来”了。
下午李芳慑着胆子再度来到售票厅，见早已没了北方大娘的影。她便信心十足，故伎重演，接连向几位旅客要了钱。奇怪的是，她觉得别人给了钱还对她非常好感呢，这里面真有说不出来的道理。
不料廖眼镜知道这事后却对李芳提出严厉批评。廖说：“‘乞讨’是‘卑贱者’的末技，是我们目前为争取生存权利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方式，但它必须有一个讨的范围，我们宁可饿死沟壑但决不能向鳏寡孤独废疾者以及老弱者、困顿者、拖儿带女的妇女们伸手。我们非但不能问他们要，必要时还应当周济他们。我们索取的对象主要是富有阶层，社会既得利益者，这不过是将他们‘铁饭碗’内的粮食匀几口出来用以维系我们的生命。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见李芳听得入神，便高兴地继续讲下去，“因为你是高中生，有着良好的素质，倘若不因家庭悲剧，社会原因，也许你此刻正徜徉在大学校园里。请你记住鲁迅先生的名言：‘有的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到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们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廖眼镜掷地有声的一通话使李芳心灵受到了一次强烈的震动。
一天，李芳独自正在火车站国营餐厅进餐，一位同她年龄相仿的女郎走来挨着她坐下，对她道：
“姐姐招呼了！”李芳惊疑地望着对方。不料对方嫣然一笑道：“不认识么？我们还是同行呢。”李芳脸蛋刷地泛起红晕。女郎道：“我叫余小英，他们喊的‘余板斧’便是我。姐子，我注意你好久?，你是廖眼镜带出来的吧？”李芳只是点头。余接着说道：“我吃‘指划钱’有五、六年了，你别怕，我不会害你，咱们今后好歹作个伴儿。”李芳心想“这真是‘我在楼上望风景，望风景的人在楼下望着我’。”
随后，他们便成了好朋友。余的文化不高，但性格泼辣。由于“业务需要”，李芳很想弄几张证明备用。她问余小英廖眼镜的证件是从哪儿弄来的。余小英打个哈哈道：“‘散眼子’的证件都是假的，火车站有专门卖证件的，空白证明3元钱一张，工作证也不稀罕，给20元找人定做一个就是，钢印，啥子印都齐全。至于廖眼镜么，他当然是老鬼?，他身上哪天不揣着几张证明、几个工作证本本呢？临场才好随机应变嘛。姐子若是需要，我叫熟人‘顺’两张过来就是。”
局势似乎有意要同当局开点玩笑，宣传机器越是起劲宣扬“到处莺歌燕舞”，社会就越发现出“疮痍满目”的境况。人们从火车站这个窗口便可窥见其一斑，而“散眼子”们对此特别敏感。两报一刊发表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文章之后，各地难民不断涌向城市，火车站乞丐数明显增多。具有戏剧色彩的是有的乞丐竟把手伸到李芳面前，弄得她啼笑皆非。出于同病相怜，她总是慷慨解囊。余小英对此颇持异议，她说：“既要当‘弄家’就莫要当‘送家’，姐姐辛辛苦苦担风险找来的钱何苦拿去操大方。再说，这么多的叫化子都伸手问你要，你同情得完吗？你看嘛，这几天有的‘农豁皮’看到我在要钱就阴到‘捡样’，摊起个手板心到处乱要，公然抢起我们的生意来了。”李芳对她说：“求生是人的本能，生意大家做，谁也抢不完，怕啥？”余又说道：“这一向连火车车厢顶上都爬满了人。姐子，你猜他们涌到成都来做啥？就是为了买点凉粉、火巴豌豆之类回去吃。一个二个拖娘带母，倒街卧巷的，我看咋个得了呵！”李芳叹道：“天大由天吧，这些事情你我两个弱女子可真的管不着?。”余小英把话题扯到一边：“李姐，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碰见廖眼镜了，听说有人约他到南京、上海‘操’去了。干脆明年你我两姐妹也出去玩一趟吧，据说外边的人对咱们这个‘行道’还不大醒窍哩！”李芳委婉回答道：“到时候再说吧，未来的事情谁知道会怎样变化呢？”
日历一页一页地翻着，李芳依旧彷徨在喧嚣的火车码头上。有时，她又漫步到梁师傅摊上去歇歇脚聊一会儿天。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的一天，我送一位亲戚去火车站赶车，不意与李芳打了个照面。当时，她混在售票厅外的人丛中装模做样地观看列车运行时刻表，一眼瞥见我便热情地打招呼，我即停步同她攀谈起来。我感觉她的精神状态很好，她说她的知青弟妹都已调回城里，她肩上的担子轻松多了。摆话那当儿，她那双眼睛不时向周围和售票厅张望着。为了不致影响她的业务，我便找岔儿同她道别。这以后，我由于不常去火车站，就再也没有碰见过李芳女士了。我常常在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这位靠乞讨为生的女主人公如今又是怎样过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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