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3日訊】最近政治受難者黃華昌先生的回憶錄《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在台北出版，並且有部份章節先行在《台灣日報》副刊連載。和我的家族一樣，黃華昌也是原籍新埔的竹南客家人，他是我祖父曾鴻鈞的表弟，總叫我祖父「鴻鈞哥」，但年紀則小我父親曾群芳一歲，所以兩家往來，就屬年齡相近的父親和他自小最為要好。
黃華昌是我竹南地方的英雄人物，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前日本帝國的少年飛行兵，日本人見了他都不免要敬重三分。二二八事變期間，他一度出任蔣渭川領導之鄉土自衛隊航空特別敢行隊的副隊長，計劃攻奪台北松山機場，然後駕機南下嘉義救援義軍。最後為了反抗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暴政，「建立不受列強欺侮的新台灣」，投身左翼台灣青年的革命運動，而不幸被執繫獄、流放火燒島十年。此後直到台灣解除戒嚴，黃華昌大半生都受到中國國民黨政權的長期監視。古人「總以成敗論人物」，但也「不以成敗論英雄」。黃華昌和戰場擦身而過，沒有顯赫的戰功和英雄勳章，他是被日本帝國遺棄的軍人，也從未享受過作為中華民國國民的尊榮禮遇，但他之所以是英雄，是因為我們在他身上看到了英雄的真性情，他那要為台灣人爭取出頭天的質樸熱情、正義感和堅忍不拔的毅力，貫徹了他一生的傳奇經歷，讓我們的心靈深處震撼不已。黃華昌是一面時代的鏡子，映照出台灣人的命運和希望。
黃華昌之所以獻身於左翼革命運動，並不是因為他對於社會主義有什麼深刻的信仰，而是不忍見台灣人同受到國民黨政權的壓迫，於是把台灣解放的希望，寄託在中國共產黨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大革命之上。
二二八之後，黃華昌藏身在新竹關西馬武督山區的湳湖長達一年。國共內戰導致的變局，使他的表姪感到振奮，乃勸告黃華昌重返社會。為此，黃華昌遂下山來到台北，而就在他彳亍台北重慶南路、衡陽路而來到台北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公園）的時候，遇到了改變他人生際遇的兩位同鄉好友。這兩個朋友，一位即是家父，竹南國小高黃華昌一屆的學長、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經濟專修科的曾群芳，另一位則是他竹南國小第三十九屆的同班同學、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系的學生顏松樹。
曾、顏二人擁有當時令人豔羨的高學歷，又充滿了知識份子洞觀世事的知性和淑世救國的熱情。他們對於竹南的少年飛行兵英雄有惺惺相惜之感，黃華昌也對於這兩位竹南的熱血知識份子敬佩不已。曾群芳和顏松樹對黃華昌說道
：「我們必須拋棄過去在日本教育之下，養成的奴隸劣根性和軍國主義思想，積極學習『新民主主義思想』，以迎接即將來臨的新社會。不然的話，過去被視為故鄉菁英份子的我們，勢必變成大家嘲笑的話題。」又說道：「我們應當要為台灣人打拼！」曾群芳和顏松樹此後每次回竹南，都會去找黃華昌，除了鼓勵生活受到國共內戰波及的黃華昌要堅強之外，便是留下各種書籍和宣傳社會主義的優點，勸誘黃華昌加入解放台灣的革命運動。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六日，初任台灣省主席的陳誠為壓制學生運動，派軍包圍台大和師院宿舍，捕殺大學生，當時曾群芳已自台大畢業，在台灣糖業公司服務，顏松樹則僥倖逃過四六一劫。他們於事後復出，見黃華昌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無動於衷，乃又介紹了師院英語系的學生「葉先生」與其認識，「葉先生」勸說黃華昌為「建立不受列強欺侮的新台灣」奉獻一己之力，這才真正感動了黃華昌。五月某晚，在竹南國小附近的小山崗，由顏松樹做介紹人，曾群芳任監誓人，黃華昌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黨。數日後，葉先生在台北新公園為黃華昌介紹了台大工學院的「邱先生」，邱乃為黃華昌的上級。
當時共軍缺乏空軍人才，台灣海峽的制空權完全掌握於國軍手中。黃華昌是台灣難得的飛行人才，所以邱為黃華昌安排了一個計劃，擬送黃華昌到中國東北的佳木斯，投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建軍的行列，然後領導台灣解放先鋒隊解放台灣。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中華民國在台灣徵兵，黃華昌為屆齡役男，被限制出境，地下黨乃策劃黃華昌以偽造身份出境或偷渡日本。偷渡的策劃人為台灣省政府建設廳水產科漁業指導員曾清根，是由顏松樹帶他到台北認識的。豈料在三十九年一月，為黃華昌變造身份證的台北市城中區公所戶籍員張秀伯被捕，株連及曾清根及眾多同志，佳木斯密航計劃被迫中輟，而不知情的黃華昌仍在苦苦等候上級指示。
六月，黃華昌逕赴台北確認消息，一無所獲，回家後方得知前晚顏松樹為特務所循線逮捕，但因值班的原住民看守不忍見平日受人尊敬的竹南中學教師照犯人一樣關在拘留所，讓他在值班室睡覺，而為顏松樹半夜乘隙脫逃。黃華昌警覺到自己處境陷入危險，就在準備再逃往關西的時候，不幸被警察在家門口當場逮個正著。黃華昌先被押解竹南分局，轉送新竹縣警察局，再轉送台北刑警總隊和國防部保密局，最後羈押在現址為喜來登香格里拉大飯店的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在保密局拘留所，黃華昌遇到了葉先生，才知原來他本名叫陳水木，在軍法處則又遇到了邱先生和曾清根，這也才知邱先生本名為楊廷椅。曾清根向黃華昌致歉，他認為密航計劃成功機會不大，不願黃華昌白白犧牲，所以沒有盡力推動，否則黃華昌很可能可以逃過劫難。
每天清早，都會有幾個人從軍法處看守所被拉出去，送到馬場町的刑場（現為馬場町紀念公園）槍決，只要聽到鐵門被推開的聲音，所有的囚犯都會緊張地驚醒，看看守和其後手持自動步槍的押兵走向哪一個牢房。「被拉出的人就是唯一死刑。他們頓然變成堂皇的英雄」。黃華昌目睹生離死別的情景，最令他難忘的是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作家鍾理和的長兄），他曾拜託同房難友在他要赴不歸之途時，請以〈幌馬車之歌〉為他送別，「歌聲即一傳十、十傳百、一房傳過一房，終於匯成數百人的大合唱」。鍾浩東揮手道：「台灣的黎明就在眼前，大家請加油！」，然後泰然自若地走了出去。這是一個多麼動人的悲壯畫面啊，而牢中同志的〈幌馬車之歌〉，那又是多麼偉大勇敢的合唱歌聲啊！侯孝賢拍〈悲情城市〉，便特地將這一段放到電影裡，片中男主角林文清的難友吳繼文和蔡東河便是唱著〈幌馬車之歌〉向獄中難友告別赴死的。
當時的軍法審判都是秘密審判，不准被告閱覽起訴狀，也不准被告委任辯護律師，也不對這些不諳國語的台灣青年設置通譯。黃華昌最後被判十年有期徒刑，陳水木和楊廷椅被槍斃，曾清根則被判十二年。華黃昌看了判決書，才知道自己被列入「學生工作委員會案」，跟佳木斯密航計劃毫無關聯。黃華昌相信，自己能逃過一死，是因為陳水木、楊廷椅和曾清根沒有供出佳木斯密航計劃和台灣解放先鋒隊這一段。而參與這一案的曾群芳和顏松樹則自始至終行蹤不明，特務提供的資料中沒有曾和顏的記載，黃華昌也索性不去招認這一段
，而不僅黃華昌未招，陳水木、楊廷椅和曾清根在特務的刑求逼供下也無人招認，曾、顏二人就這麼而得以劫後偷生。國家安全局日後檢討學工委案時，曾經認為在偵查上說服技巧的成功，使楊廷椅「深切覺悟，坦誠供述其叛亂組織關係暨活動經過情形」，但就黃華昌的案子來看，雖然可以肯定應是楊廷椅咬出來的，但楊廷椅對案情仍是多所保留的，這才能保全許多同志的生命。關於曾、顏二人，黃華昌寫道：「一年後，顏松樹向保安司令部自首，免刑並且復職，先後任教於竹南中學與南庄中學，退休後定居在我家附近，但是否他不堪回首，從不對我說明逃獄真相、逃亡生活、自首後如何交代，以及社會對他的看法。聽說曾群芳也跑路一段時間才自首，我也未曾聽他講起，這一段從跑路到自首的故事始末。」
顏松樹就住在竹南中港中正路，現在他已有智力退化的老態，他逃亡的那一段經歷，恐怕將要永遠塵封在歷史中了。我父親和顏松樹一樣，對於這一段經歷，也幾乎不對外人道也，我是直到考上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父親看我整天捧讀馬克思，才不經意說道：「這些書我五十年前就看過了」，經我一再追問，他才透露出曾經受難的過去，但也是欲言又止。半個世紀以來，為了自保，也為了保護家人親友，父親刻意隱瞞這段歷史，也不希望我與政治沾染關係，也許是他那叛逆的血液在我體內的流動，我自高中起即拒絕加入國民黨，在大學參與學生運動，在碩士班鑽研馬克思主義，現在以知識份子為志業，人生自覺選擇的道路，依稀有他年輕時的衝動和夢想。
當年，黃華昌到底捲入了什麼案件，曾和顏到底後來如何脫身，以下，則容我依照這幾年的研究和採集資料，大略補充如下：
所謂的「學生工作委員會」，其實其全名是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中共中央在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任命蔡孝乾為省工委書記，次年七月，蔡孝乾返台正式成立組織，學工委即其之下屬部門，創會委員五人，包括楊廷椅、陳水木、陳炳基等人。三十六年秋天，省工委成立台北市工作委員會，由台大醫學院助教郭琇琮領導，同時亦有省立基隆中學支部的成立，由基中校長鍾浩東任書記，三十八年五月，基中支部升格為基隆市工作委員會。八月，保密局破獲了有台大與台北市立成功中學學生大量參與的地下報《光明報》發行網，原因出在父親台大同班同學王明德把《光明報》拿去向他愛慕的女孩子炫耀，被女孩子家裡向政府檢舉，此即為一九五零年代白色恐怖之始，是地下黨崩潰的開始。《光明報》主持人鍾浩東及多位基中教職員生因而落網。十月起至三十九年二月間，保密局再循線陸續逮捕了省工委主要領導蔡孝乾等人，蔡孝乾在一度脫逃後，終於在嘉義被捕向中華民國政府投降。
三十九年一月張秀伯被捕，市工委郭琇琮被循線查獲，五月，政府依照蔡孝乾線報展開大逮捕，曾清根等落網，學工委因被出賣再遭破獲，學委楊廷椅和陳水木亦先後被捕。十月，鍾浩東被害，十一月二十八日，郭琇琮被害，楊廷椅和陳水木則於次日就戮。他們遇難時的年紀都很輕，鍾浩東三十五歲，楊廷椅二十五歲，陳水木二十六歲，黃華昌則為二十四歲。
黃華昌被列名在學工委案，實則黃華昌並非學生；而學工委案亦非孤立的案件，市工委案、學工委案和《光明報》案的主要涉案者，大多是台大、師院學生，他們都直接或間接受省工委蔡孝乾的指揮。黃華昌與台大和師院的淵源，正是來自於曾群芳和顏松樹。
父親曾經是佇立街頭歡喜迎接國軍的群眾，但是隨後即因不滿國民黨的暴政，在戰後台灣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如澀谷事件、沈崇事件中獲得啟蒙，而在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前後，受台大同班同學鄭文峰的影響而參加地下黨，市工委成立後出任委員，並接受書記郭琇琮（化名李志光，又名林逸俊）之指揮，另又擔任第五街頭支部委員，與台大同班同學林從周協助負責人高懷國發展工作，並與鄭文峰參與學工委台大法學院支部工作，參與了《光明報》的油印和發行，進入台糖服務後，也協助鄭文峰調查台灣各地糖廠資料。當時，中共有令，包括台糖在內的全部物資儲存大倉庫要好好管理，台糖南北線鐵路連同鐵路局需保持平衡暢通，不得破壞，台電發電設備及電路，亦需好好掌控。
顏松樹是父親帶進地下黨的。三十九年五月大逮捕後，顏松樹於六月逃亡
，父親聞訊亦於同時自花蓮糖廠展開逃亡，他帶著顏松樹，一度和台大同班同學陳英泰一起躲在台北木柵，後來躲到我祖父曾鴻鈞在竹東投資經營的煤礦礦坑裡。逃亡期間，我父親曾經發過病，得到乞丐雞屎的救助，吃過再熱的溲水裹腹，曾經與認識的警察錯身沒被發現，──也可能是因為那位警察故意視而不見，又曾經因有人密報被軍警圍困在農舍，也竟然沒被進屋搜查的軍警發現
。祖母林知母在父親逃亡期間，因與父親間音訊全無，生死未卜，乃至慈裕宮向媽祖祈禱，求得一吉籤，始感心安。父親也曾經和同在台糖的台大同班同學陳廷裕商量偷渡琉球或向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但一來沒錢，二來找不到門路偷渡，又估量美國庇護小人物的可能性實在不大，終於死心。三十九年十月，政府公佈〈匪諜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他們走投無路了，只好於四十年透過我大伯曾培芳找到台北市社會局科長章和樂疏通，章和樂出身調查員，經他協助，最後來到內政部調查局台北站站長家裡寫自白書，共寫了四次才算通過，而與顏松樹、陳廷裕共同出面向保密局自首自新。地下黨的同志們義薄雲天，無一人供出父親，而父親的自首，也是避重就輕。這幾年市工委會案的判決安潔字第二二零四號出土了，父親這才發現，他的上級，就是頂頂大名的郭琇琮，因為當年的地下黨組織採金字塔式的單線聯絡，而且多以化名掩護身分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彼此底細。父親更發現，鄭文峰把他和高懷國組織第五街頭支部的事情全頂了過去，想是自認求生無望，寧願少損失一位同志，便決定犧牲自己了，而同列市工委會案的林從周也不指證此事，判決書說他供認「均不諱」，對林從周而言，意思是你說對說錯我都認了。鄭文峰殉難馬場町的時候才只有二十二歲。鄭文峰是一個多才多藝的時代青年，他是嘉義朴子人，在嘉義中學時即熱衷於台語劇場運動，四六事件受難的師院英文系學生蔡德本，台語劇場運動的先驅，也與鄭文峰是至交，他在回憶錄《蕃薯仔哀歌》中即對鄭文峰的浪漫和熱情有著豐富而生動的描寫。鄭文峰在台大時和我父親都是法學院曲棍球隊員，一起拿到第一屆台大全校運動會冠軍。鄭文峰在台大經濟專修科畢業後，又插班考上大學部經濟學系，在地下黨負責法學院支部的組建並擔任小組長，他在事發前經陳英泰介紹給他當校長的黃姓親戚而躲到烏來鄉福山國小教書，並且構思組織游擊隊之事，父親、陳廷裕都曾經上山探望過鄭文峰。鄭文峰是父親所屬讀書會第一個被捕的成員，如何受到刑求，也不願供出同志的名字，且甚至對開調查庭的軍法官說：「你們這些人懂什麼？如果不了解共產主義的話，我可以教你們。」
父親在自新後，並未完全斷絕與地下黨的關係，四十三年八月，因省工委新竹地區委員會竹南區支部黨員翁木向憲兵司令部自首之牽連，以擔任竹南支部書記罪嫌與陳廷裕再為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以「自首不誠、保留組織關係」為由查辦被執。翁木因為恐懼事發，且因媒說合擬成婚事，乃於七月向政府自首，父親與陳廷裕為翁木之上級，遂遭供出。此次大伯培芳再又為父親奔走，大伯曾在廈門任職，得識廈門籍調查員曾文墨，請他設法，此外又找到父親在台大時的法學院訓導分處主任蔡章麟，蔡章麟時任司法院大法官，基於惜才愛才之心，叫我大伯去保安司令部軍法處找副處長洪福增幫忙，且明說是他叫去的，結果，父親和陳廷裕都被無罪釋放回來。陳廷裕的回憶錄《走過大時代──陳廷裕回憶錄》還提到曾經找到前軍法處處長幫忙調查了解此事，這人可能即是前副總統李元簇的丈人、時甫升任司法行政部次長的徐世賢。
洪福增在這件事上完全是道義與良知相挺，我家族沒有人花任何一毛錢向政府官員關說，事後，為了避免困擾，父親從未向這位救命恩人登門道謝。洪福增急流勇退，從官場退下，他的繼任者即是李元簇。洪福增此後執業律師並在大學講學，成為我國著名的刑法學大師，他的女婿就是民主進步黨執政後的首任教育部長曾志朗。這裡還要一提蔡章麟和台大校長傅斯年，儘管他們獨木難支，若不是當年他們力圖維護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的尊嚴，在白色恐怖中犧牲的學生恐怕更多，國家安全局日後便在《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當中指摘台大法學院學生「從事反政府運動，平時活動至為激烈，幾已達公開為匪張目之程度，但該校對此毫無反應，且於治安機關逮捕匪諜學生時，竟招致該校當局不滿，甚至遭到強硬反對，似此不能協調配合，缺乏政治警覺與敵我觀念之態度，值得檢討」。至於翁木，則因為恐懼過度，或加上良心不安，竟然精神分裂了，現在應該還住在苗栗縣頭份鎮的一家療養院。前幾年我父親去看他，他問我父親是誰，父親答道：「我是曾群芳。」翁木則猛搖頭道：「你不是曾群芳，曾群芳是我的好朋友，我認識他，他長得不是你這個樣子。」父親說：「因為我老啦！」說罷，翁木竟嚇得逃跑掉了。翁木自首的結果，是把自己永遠監禁在心牢裡，真令人不勝欷歔。
父親雖然得免坐牢，和出獄後的黃華昌一樣，直到解嚴以前，終生都受到政府的嚴密監視，小時候，只要父親出差不在家，警察一定來家裡盤問，搞得鄰居側目，指指點點，懷疑父親做了什麼傷天害理、見不得人的事。我記得對父親過去一無所悉的母親常為此感到受傷，私下便忿忿不平稱警察為「?警察」，我年幼無知，總自為是地指責母親，說學校裡老師教導我們「警察是人民的保姆」，她怎麼可以侮辱警察？現在想來，實在可憐又可笑。
前總統李登輝也曾經是中共地下黨員，他當時是台大農業經濟學系學生，是學工委支部新民主同志會的創會者之一，國家安全局檔案記載《光明報》案發前擔任台大法學院支部書記的葉城松，是李登輝介紹入黨，而接受學委楊廷椅的領導的。李登輝領導台灣民主化，有很大的貢獻，但深堪玩味的是，他早年的這段紅色經驗，一方面使蔣經國對他另眼相看，另一方面也使他在國民黨政權的宮廷政治裡戰戰兢兢。儘管他曾經身兼中華民國總統和國民黨主席，他卻以「虎口下的總統」自況，怯懦於對於當年受難同志的平反，甚至是面對他參加地下黨的歷史。我們從未聽過李登輝公開、正面地談論他的這段過去，反而是他不斷地否認、反駁那些倖存同志的證言。蔣經國是白色恐怖的真正特務首腦，他父親蔣中正在台灣成立總統府政治行動委員會，後又改組為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統合所有情治機構，所有的情治決策與報告，都要經過蔣經國轉呈他父親，白色恐怖對大學生的迫害，蔣經國絕對要負最大的責任，但蔣經國又是提拔李登輝、讓中華民國台灣化的關鍵人物，這就讓李登輝天人交戰了。
曾經訊問過李登輝的前保密局偵防組長谷正文就比較過蔣經國和李登輝，「同樣都曾經是共產黨員，同樣是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一直不肯對外公開承認這段不可抹滅的事實，徒然使人覺得他遠不如蔣經國坦率，是一器識格局很小的人。事實上，李登輝並未背叛中共，而是中共領導人太差，出賣了李登輝。」惟據我所知，李登輝仍是有情有義的，他當選民選總統那一年，當年跟他一起組織新民主同志會、後來逃亡大陸的台大公共行政專修科學生陳炳基（鄭文峰的入黨介紹人）返國，便曾經應他的邀請私下到過總統府做客，李登輝還邀請陳炳基一家人參加他的總統就職典禮。但這種小仁小義還是不夠，李登輝應該要有道德勇氣和歷史的智慧，站出來，告訴台灣人這段歷史，告訴台灣人，那些為反抗國民黨、爭取台灣解放的左翼台灣青年，不是十惡不赦的共產黨員，他們是勇敢反抗暴政、愛國又愛鄉土的台灣英雄。他們不是為了愛中國而加入中共，如果只是為了愛中國，他們擁護國民黨就好了，他們是愛台灣，才要藉用外力反抗國民黨。如果早知道中共是那樣地不堪造就，他們必然也會選擇一條台灣人應該自己走的路。我期望李登輝能運用他群策會的力量，召開研討會，好好地來評價這段幾乎被恐共思維湮沒的歷史，我更期待陳水扁總統，身為戰後的一代，他完全沒有國共內戰的時代包袱，所以他可以做到超越李登輝一代的歷史情結，學習中南美洲處理的經驗，成立白色恐怖歷史真相調查委員會，儘速清查所有的歷史檔案，其目的不在報復，──事實上，當年的加害者和共犯結構早已經和被害者和本地社會融為一體了，就像蔣經國與李登輝的關係一樣難解。重點是要給予在國共內戰期間為追求台灣自由解放而犧牲受難的國民以公道，包括外省人和本省人。他們沒有對不起台灣人民，是他們用行動證明了人世間的博愛情操，為台灣人留下了人格的典型。我相信，將歷史的眼光放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大時代，基於同情的理解，還原當初台灣人民與中國大陸人民為反抗暴政、追求新國家的心情，兩岸因為國共內戰、國家分裂和冷戰結構所造成的誤解和對立心結，以及台灣內部不同族群間因歷史意識的歧異所造成的隔閡，才有徹底化解的可能。
歷史開了一個大玩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倒行逆施，反而像是證明中華民國在台灣當年實施恐怖獨裁統治的政治正確。但我們不能以今天的觀點來月旦歷史人物，只有還原歷史，我們才能知道誰是真正的人民英雄，真正的人民英雄應當獲得人民真正的尊敬。
黃華昌傾盡餘生之力，把一生的傳奇寫成書，只為「留得清白在人間」，卻也為台灣歷史中的缺頁補白了許多珍貴的記錄，像是他所提到台北鄉土自衛隊、佳木斯密航計劃，甚至是有關我父親和顏松樹的情節，都是前所未聞、首次問世的史料。這一本用生命和血淚寫成的自傳，十分值得現代的青年一讀。黃華昌住在故鄉竹南，他的兩位公子是當地著名的醫師，三代同堂，一家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我們一家人則住在台北，唯一讓父親操煩的心事，只有我們兄妹的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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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十二時半初稿
民國九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十時改寫(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