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3月01日訊】

前言

「追韓信」是「蕭何月下追韓信」的縮寫，它是中國在兩千年前「楚漢相爭」時期的一段經典故事，也是平劇﹝京戲﹞裡，極受觀眾喜愛的戲碼之一。

我之所以會扯出「蕭何夜下追韓信」的故事來講，是因為曾讀過我父親的一首詩，想起他一生之際遇，是有感而寫的。

至於「伯樂」，那是「伯樂相馬」的歷史成語故事，我相信曾在台灣成長受教育，現年四十歲以上之「長者」，應該都非常熟悉的。

但是台灣在「兩蔣」逝世後，經過三十年以上之「教改」，華夏五千年歷史在課本中遭嚴重刪減，成了「外國史」，國文課本中的文言文也所剩無幾，幾乎成了另類的「文革」，那年輕的一代，可能還真以為自己是什麼不著邊際的「南島文化」的一部份呢。哀哉！

暫時打住抱怨，現在得要言歸正傳。

父親寫的那兩首詩

話說多年來，父親在給我的家書中，偶爾會夾一、兩首他老人家的即興詩作，但是下面這首觀國劇「追韓信」的詩，卻是我後來在整理父親遺物時，在一冊台北市福建武平同鄉會發行的「鄉音」雜誌中讀到的，且錄於下。

觀國劇「追韓信」

國士寧辭萬里求，相將三傑盡歸劉，憐才莫謂尋常事，此道如今已不留。

身悲治粟知音少，鋏唱無魚感慨多，自古英雄常寂寞，人間難得是蕭何。

只要稍微涉獵過秦漢歷史的人，都熟知悲劇人物韓信的生平，他年輕時曾受過「跨下之辱」，從軍後原本是「項家軍」的一員，因未得重用而改投劉邦的漢軍，最初也只是當個芝麻官，讓韓信非常失望，在夜色中獨自跨馬悄然離營，「好在」漢軍的蕭何識才，趕緊快馬將他連夜追回，並建議劉邦以「登壇拜將」之方式留住他。韓信日後成為漢朝的開國「相將三傑」之一，自是拜蕭何所賜。

不過韓信的結局非常慘，還記得那句成語「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嗎？後來協同呂后，誅殺韓信三族的也正是蕭何，所以人生中的「蕭何」，也不見得全是正面的。

父親愛讀史書，顯然熟知韓信之生平，不是在自比韓信，也許只是在詩中感嘆自己的「懷才不遇」而已。

父親寫這首詩，一定正值情緒低落之時，因為老哥與我皆在美定居，老伴﹝我母親﹞也通過加州第一屆針灸特考，在不需西醫之監督下，行醫於美國各地，形單影隻的他獨居台北，再加上思鄉﹝福建省武平縣中山鎮﹞卻又不能返鄉的愁緒，以致那段時期，他老人家明顯地將內心之苦悶發洩在詩作上，下面這首詩是另一例證。

中秋感言

三五蟾光秋更妍，今宵悵未睹嬋娟，嫦娥料亦情懷惱，懶展愁眉對大千。

那是某年的中秋夜，密雲遮月，只能「三不五時」地透過雲層看到少許「蟾光」，難免心中愁悵。詩中用「蟾光」雖然稍嫌「文言」了一些，但非常典雅地描述著「月光」，想是父親為押韻而使用的字眼。「情懷惱」與「愁眉」正是他在自述心境。幾十年後我重讀此詩，還能深刻體會到他老人家在那中秋夜之悽愴情景。

由這兩首詩也可看出，我父親是非常感性的一個人。

我父母親在成長時之境遇，各有不同程度的坎坷，生命中也都曾有過「貴人」們之栽培與提攜，所以他們的晚年時光，在與我的言談中，都讓我感覺到他們一生中滿懷「感恩」之情，就因為有「坎坷」際遇，才會感激「貴人」之適時出現，所以我也常在想，冥冥之中，一個人的「命」，似乎是前世早已註定的。

父親在軍旅生涯中所遇到過的「伯樂」

父親過世已近三十年，遺留的一堆自撰文稿，我都審視過，他老人家這輩子還好沒遇到「蕭何」﹝不然就有韓信的結局，那才慘呢﹞，但賞識、提拔他的軍中長官倒是有好幾位，都算是我父親的「伯樂」，他們不但「慧眼識良駒」，欣賞他勇於創新，盡忠職守，與埋頭苦幹的精神，也都能容忍我父親那不擅言詞，耿介與直率的個性。

當然，下文所提到的幾位「伯樂」們，不僅僅是我父親的「伯樂」，也是眾多人心目中的「伯樂」，後世景仰他們的人多著呢。

「中國裝甲兵之父」徐庭瑤將軍

我早已在眾多文稿中，提到過徐庭瑤將軍，他不但是我父親軍旅生涯中的第一位「伯樂」，也是我父母親於1936年在南京成親時的證婚人。他為人謙和低調，帶兵時指揮若定，北伐與抗日戰場上屢建奇功而不自居，榮耀皆分歸部屬，是十分難得的一位戰將與好長官，也是眾多黃埔早期畢業生之「伯樂」。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的前一年，徐將軍就已因功升任北伐軍第一軍的第二師少將師長，可見蔣總司令很早就對他有著充分的認識與信任。

徐庭瑤將軍是中國第一所正規軍校，保定軍校第三期的畢業生，與他同期畢業的同學中，有白崇禧、蔡廷楷、張治中、陶峙岳等知名將領。您看倌若是曾經涉獵中國的抗日戰史，當記得1933年的「長城戰役」罷？如果您還是「霧煞煞」，那總該記得那29軍﹝軍長宋哲元，屬馮玉祥西北軍系﹞的37師109旅旅長趙登禹﹝陣亡於1937年7月28日﹞，率非常「原始」的「大刀敢死隊」趁夜奇襲日營，痛宰日寇頭顱逾千的軼事罷？那領導「長城戰役」的中方最高將領又是誰呢？

長城抗日戰役的總指揮官是何應欽將軍，屬下有近二十萬的重兵，其中協同西北軍參戰的黃埔子弟兵是17軍，軍長正是徐庭瑤將軍，他率所屬第2師﹝師長黃杰，日後的國防部長﹞，25師﹝師長關麟徵，日後的黃埔軍校第二任校長，我父親謝肇齊則是日後的第五任校長﹞，與當時中國唯一的德械83師﹝師長劉勘，日後在陜西勦匪的宜瓦戰役中成仁﹞，戰史上著名的山海關戰役、喜峰口戰役、南天門戰役、古北口戰役等，17軍皆全程參與。

1976年，香港邵氏公司以台中成功嶺為背景，拍攝了一部名為「八道樓子」的電影，這是表揚「長城戰役」的南天門戰役中，七位中國士兵在一座名為「八道樓子」的長城碉堡中，頑抗近千日寇之攻擊達一週之久，於斃寇一百六十七名後﹝數字與過程，是根據日寇戰誌﹞，全員壯烈犧牲的史實。

也就是在長城戰役中，那段遭日寇機械化師團痛擊的慘痛教訓，促使徐庭瑤將軍建議蔣委員長儘速成立裝甲部隊，被蔣委員長指派赴歐考察，返國後統籌「裝甲兵」之建軍業務，所以徐將軍日後被譽為中國的「裝甲兵之父」，是理所當然的。

1936年，交輜﹝交通與輜重﹞學校在南京成立，這就是日後的陸軍裝甲兵學校之前身，蔣委員長深知徐將軍是國軍中極少數具有科學新知的將領，乃指派他擔任教育長，也就是實際負責校務的人﹝當年在名義上，三軍各校之校長皆由蔣委員長兼任﹞，幾位1933年學成返國的國府第一批留歐軍事留學生，包括我父親在內，就被徐將軍延攬到交輜學校任教，他們也都成為中國的裝甲兵創軍「元老」啦。

徐將軍發現我父親在傳授戰車知識之餘，也非常關切他的五十餘位「戰一期」學生﹝第一期的戰車學生隊，應該算是黃埔十五期學生﹞之生活起居，乃任命我父親兼任學生大隊大隊長。

交輜學校後來更名為陸軍機械化學校，除招收學生外，還代訓了十幾位剛畢業於黃埔十期交通科的少尉軍官﹝約一年﹞，這些「學官隊」的少尉學員之中，包括尹學謙、郭東暘、趙志華、胡炘等，日後之中華民國裝甲兵將領們。

其中的尹學謙將軍曾在我父親主持的「貴州札佐陸軍演習場」裡，擔任過裝甲實習團團長，在札佐時也是我們謝家的鄰居，兩家關係十分密切，尹將軍就是前中原大學校長尹士豪博士﹝已病故﹞之尊翁。

這樣看來，徐庭瑤將軍不但是我父親的「伯樂」，也是多位裝甲兵司令、副司令、裝校校長、師長等之「伯樂」呢。

中國的裝甲部隊第一次正式參戰，是1939年12月18日在廣西南寧開打的崑崙關戰役，屬於我方主力部隊之一的是38集團軍﹝集團軍總司令正是徐庭瑤將軍﹞，其屬下的第五軍，就是國軍的第一個機械化軍﹝軍長杜聿明，物理學家楊振寧之岳父﹞。第五軍發揮戰力，將參與該戰役的日軍第五師團的主力全殲，日軍的21旅團之旅團長中村正雄少將，遭當場擊斃。

後來在清理戰場時，發現日俘中雜有不少被日寇在台灣徵召來的兵，所以凡是能說「華語」的俘虜皆被善待。與日後中國遠征軍在中南半島所俘的台籍兵待遇相當，到底是「血濃於水」的。

是役我方雖勝，但國軍自己也有近萬傷亡，包括幾位我父親的「戰一期」學生，就是在此役英勇殉國的。

來台後，徐將軍自請「解甲歸田」，只在名義上擔任總統府戰略顧問，他的眾多舊屬，包括我父親在內，每逢年節時分，還是會到他的台中寓所拜候老長官，此時徐將軍早已無權無勢，他們當然不是來「巴結」的，足見徐將軍當年高風亮節，待人懇切，在軍中甚孚眾望，自始至終廣受部屬之尊崇與愛戴。

徐將軍於1974年逝世，享壽八十三。

豁達、平和，且極負「建軍遠見」的何應欽將軍

講到何應欽將軍，他是有特殊歷史地位的中國風雲人物之一，坊間盛傳他與蔣委員長在「西安事變」的解決方案中產生歧異，日後遭蔣委員長「冷藏」，「不信任」或是「不倚重」，我認為這都是「牽強附會，想當然耳」的憶測之詞。

將何應欽將軍列為我父親的「伯樂」之一，是因為我母親在松街療養院的病房裡曾提到過，我父親這輩子最快樂得意的時光，就是在貴州札佐創建了一個全中國唯一的陸軍演習場。

這演習場是「師級」單位，直屬軍政部，而當時的軍政部長正是何應欽將軍，他對我父親有著完全的信任，不但讓我父親獨當一面地主持場務，且言聽計從，所以札佐演習場成了許多歸國軍事留學生施展所學的最佳單位，因為若是他們一返國就立即「下部隊」，直接在戰場上衝鋒陷陣，槍林彈雨中那兒有機會將國外所學，有系統地轉移給各階層的官、士兵呢。

日後隨國府遷台的留歐軍事留學生只剩十幾位而已，包括曾任國防部長的鄭為元將軍﹝義大利﹞，副參謀總長執行官的余伯泉將軍﹝英國﹞，與密研飛彈與核彈的中山科學院院長唐君鉑將軍﹝英國﹞等高階將領，他們都曾在札佐演習場貢獻所學，也全視何應欽將軍為「伯樂」。

抗戰時期，何將軍曾數度親臨貴州札佐陸軍演習場視察，在1944年初的一次視察中，何將軍見到我父親還是掛戴著上校官階，不禁好奇地問；

「演習場的規模早已超過師級，你屬下的三位團長也已全是上校官階了，你怎麼還只是上校呢？」

「沒有長官為我報升呀。」其實當時軍中不成文的規矩，只要「占了缺」，就可以自行報升的。

「你還真有夠憨直的。」何將軍不禁當場輕輕搖頭。回重慶後，立即將我父親報升為少將。

蔣委員長也曾親臨演習場視察，十分滿意。返重慶後，令中影廠長龔稼農到演習場拍攝演習紀錄片，供全軍參考。

1944年底的獨山戰役，演習場的近萬官兵全部投入戰鬥，歸孫元良將軍﹝名演員秦漢的父親﹞統籌指揮，雖然擊潰了來犯之日寇第三與十三師團，但札佐演習場的輝煌日子，也因戰役之結束，編制遭撤銷而告一段落。

獨山戰役後，我父親被調到何應欽將軍﹝此時正在軍事委員會擔任參謀總長﹞的總長辦公室任高參，除協助策劃下階段的國軍訓練事宜，也是何將軍在接見外賓時之口譯官，與涉外文件之翻譯官。

我父親在何將軍面前辦公年餘，常見蔣委員長在公文上批示「交總長裁決」，可見蔣公對他有著相當程度的信任。您見過歷史上讓何應欽將軍留芳萬世的「中國戰區受降典禮」，那張日寇彎腰鞠躬，送上降書的照片嗎？蔣、何之間若是沒有足夠的「交情」，這麼光宗耀祖，傳頌千古的「好康」大事，會讓何將軍去「獨享」嗎？

在蔣公1949年被迫隱退期間，何將軍奉命擔任代總統李宗仁政府內閣中的國防部長一職，讓國軍得以直接聽命於滯留浙江奉化的蔣公，維持了他對國軍之指揮權，這更彰顯了蔣公對他的極度信任。

來台後何將軍立即引退，只是在名義上擔任戰略顧問委員會之主任委員，但蔣公將所有的戰略顧問﹝上將級﹞皆放在何將軍名下，不也正顯示尊重他長期在軍中之崇高地位嗎？

由於我父親曾擔任過何將軍辦公室的機要幕僚，關係匪淺，所以我父親在台灣主持校務之各級軍事學校的校慶或畢業典禮上，常邀請何將軍擔任「神秘嘉賓」，以給畢業生們一個驚喜﹝因為何將軍曾是中國家喻戶曉的歷史級人物，軍職退休後，極少現身軍事單位﹞，何將軍也欣然應邀出席。

下面這段往事，是父親親口講給我聽的。

1962年，何將軍以嘉賓身份，出席三軍聯大的畢業典禮，典禮結束後，我父親邀何將軍到他的校本部辦公室稍作休息，何將軍目光盯著我父親端詳了一下，突然嘆口氣說；

「唉，我老啦！」

我父親本就不擅言詞，正愣在那兒不知到該如何應對時，何將軍笑著接下去；

「你看，連我的學生﹝意指我父親﹞都有白頭髮啦，我能不老嗎？」

這也正彰顯了何將軍與我父親之間的師生情誼，是十分親切與融洽的。

我父親生涯中的「蕭何」- 沈發藻將軍

時間點回到1946年，何將軍應他另外一位學生﹝沈發藻將軍，黃埔二期，時任陸軍總部主管訓練的第五署署長﹞之請，將我父親調去協助他處理訓練署內之業務。沈將軍是功勳彪炳的抗日戰將，「訓練」不是他最擅長的，我父親上任後，立即輔佐他進入情況，也得到了沈將軍之完全信任。

所以我常說，人的一生命運，是前世早已註定的，如果我父親這輩子曾經遇到過「蕭何」的話﹝當然是追韓信的蕭何，不是那個殺韓信的蕭何﹞，非沈將軍莫屬。

1947年，積極鼓勵我父親去報考位於堪薩斯市郊的美國陸軍參謀學院﹝當年是要經過駐日本的美軍太平洋總部「考選」的﹞，赴美受訓十個月的，正是賞識他的沈發藻將軍。

1948年底，我父親第二度留學返國後，被派赴甘肅去擔任騎兵第17旅旅長，1949年三月，臨出發那天，行李皆已登船，在南京長江碼頭邊攔阻我父親上渡輪的也是沈將軍，時任第四兵團司令的他，在最關鍵的一刻，令副官攜70軍32師師長之任命公文，飛車到碼頭把我父親「追」回南京，改變了我們一家人的命運。

我至少在兩篇文稿中，提到過這段我們謝家於1949年春，在長江碼頭邊幾乎演出「生離死別」的戲碼。當時駐紮甘肅天水的騎兵兵團有四個騎兵旅，在紅朝十月建政之前八天，因騎兵兵團直屬的兩位長官，張治中與陶峙岳﹝皆為保定軍校三期畢業生﹞叛變降共，三位忠貞國軍騎兵旅長遭長官設計﹝佯稱要開軍事會議﹞，同時遭逮捕且立即被槍決，我父親要是去了甘肅就旅長職，也必遭死劫。

一年多後，若非沈發藻將軍﹝時任陸軍副總司令，總司令是孫立人將軍﹞出書面擔保，將流落九龍牛池灣難民營的謝家四口接到台灣，我的個人歷史也許會完全重寫。所以沈將軍不僅是我父親的「伯樂」之一，也是謝家宿命中的「貴人」呢。

台灣經濟起飛年代的「伯樂」

以上所提到的「伯樂」，還只是我父親軍人生涯中的「伯樂」而已。下段要「講」的這位「伯樂」，他影響的範圍就太廣啦。

許多人將蔣經國列為上世紀台灣經濟起飛年代的「伯樂」，網羅菁英參與經建，國府也確實是在他領導之下邁步發展經濟的，但是如孫運璿、李國鼎、尹仲容等經濟起飛階段的「功臣」又是打那兒「冒」出來的？他們之中沒有任何一位是蔣經國當年經營贛南時的「班底」，那他們的「伯樂」又是誰呢？

原來精選這些菁英份子「出山」的「伯樂」，正是老總統蔣公本人！因為他們全都畢業於「國防研究院」前幾期，而「國防研究院」之籌建與前幾期學員之挑選，也全是老總統躬親全程主導的。

下段要「講」的「國防研究院」之往事，絕對不是道聽途說的，它們全都是「第一手」消息，因為我的父親謝肇齊，是參與籌組「國防研究院」的十五位常駐籌備委員之一，籌委會在名義上雖有約五十位籌備委員，但對常駐籌備委員們而言，這是他們的專職工作，其他列名的籌備委員﹝多位是閣員級﹞，則是在議題擬訂後才來開會，參與討論的。

據我所知，籌備委員中，軍方代表有知名度頗高的胡宗南將軍，與我父親的終身摯友龔愚將軍﹝字樂愚，兩人是黃埔軍校與英國皇家軍校的同學﹞，以及有「台版錢學森」之譽的唐君鉑將軍﹝黃埔九期，英國皇家軍校與劍橋大學畢業﹞等將領，我父親因家眷在高雄，除長假外，皆住在位於草山的陽明山莊員工宿舍裡﹝好像超過半年﹞，所有的「國防研究院」籌備會議﹝有不少是老總統親自主持的﹞，以及日後開訓，都是在陽明山莊。

國防研究院籌備完畢後，於1959年4月15日召訓第一期學員﹝1960年二月農曆年前才畢業﹞，軍方籌委中，只有胡宗南將軍與我父親兩人，被選為第一期受訓學員。這第一期的五十六位學員中，包含了孫運璿與連震東等人，接下來的第二、三期學員中，就有「經濟起飛」年代的知名人物如李國鼎與尹仲容等在內，他們都是老總統親自點名來受訓的。沒有蔣公之高瞻遠曯，慧眼識人才，經濟想要「起飛」也難。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台灣在民國五、六十年代開始的「經濟起飛」，老總統是籌劃者﹝伯樂﹞，蔣經國則是執行者，啟用了一批極為優秀的經建人才，如孫運璿、李國鼎、尹仲容等，

順便說明一下，蔣公創設國防研究院之原意，是因為他清楚瞭解，要對抗中共，在國防思想就不僅是軍事上的對抗而已，其他如外交、政治、經濟、文化、與工、商業上，都得要站在最前線，這也就是所謂「總體戰」的觀念。當然，這段文字是摘錄自蔣公在國防研究院第一期開訓典禮上的訓詞，屬於公諸於世的「大溪檔案」中之一小部份，不是我隨意創造的名詞。

所以這前後十二期的數百位國防研究院畢業學員，除來自於軍方外，也有非軍方的政治人物，還有不少民間的工商界人士。幾十年後，這「總體戰」的觀念，不也正是中華民國當政者奉行的共同準則嗎？它的源頭，正是「國防研究院」秉持的「總體戰」中心思想。

但是「總體戰」之成功與否，必須要有清廉的各級執行官員為後盾，以上所提到的關鍵人物如孫運璿、李國鼎、尹仲容等，他們在位時之清廉自持，秉公忘私，明智果斷，在在讓身為晚輩的我感佩萬分，沒有他們的宏觀思想﹝例如籌立半導體產業﹞與無私貢獻，那兒有現今之中華民國。希望今日之中華民國當政者引以為鑑，身居廟堂就要當「伯樂」，提拔人才，不要私下掩護貪瀆之小人，自摑耳光。

還要補充一點，前幾期的國防研究院學員，受訓期間是住在陽明山莊宿舍中的﹝當然週末可以外出﹞，每天早睡早起，如同軍事管理。早餐後，八點鐘上課前，還有太極拳師父來帶領學員們打拳健身，這是老總統特別指示的課程，想要成為國家之棟樑，當然得要有強健的身體為後盾，我父親日後終生保留晨起打一趟太極拳的好習慣。1992年春天，他老人家曾在達拉斯住了幾個月，以近九十之高齡，晨起打太極拳仍然是他遵循的「日課」之一。

後記

我是在「感恩」的心境下，寫這篇短文的。

我在台灣成長與受教育﹝1950年到1969年﹞，那兒沒有違背人性的共產政權，沒有階級鬥爭，沒有三反五反，更沒有那翻天覆地、顛倒是非黑白，血流成河的文化大革命。我的基礎教育是在台灣的「四維八德」課綱下完成的，「禮運大同篇」裡所描述的，就是我一生憧憬的祥和社會。在台海對岸陷入水深火熱之際，我接受了如此紮實的儒家教育，能不「感恩」嗎？

讓我們這一代，能在台灣「身心健康」地成長的那個「格局」，就是我們應該「感恩」的對象。這「格局」的建立，直接維護、發揚了「傳統中華文化」。其實那遭「毛痞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肆意蹂躪的，豈止是傳統中華文化而已，連人性都被強迫「禽獸化」啦，習近平就曾親自批鬥過他的父親習仲勛，這是什麼樣的人間地獄，相信看倌們的眼睛是雪亮的。

在此也衷心希望台灣執政者在搞那「南島文化」教改時，國文課本中仍然保留著有普世價值之「禮運大同篇」，因為那不但是五千年中華文化之精髓，也是全球「世界大同」的標竿。連「毛痞子」的「文化大革命」都無法消滅的傳統儒學，那兒是幾個不學無識，「小鼻子，小眼睛」的官員與立法委員們，就能蠻橫地以「教改」之名消抹得掉的。

因「前人」植樹﹝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台灣的和平土地改革與經濟起飛﹞，後人始得以乘涼﹝台灣的工業發展與民主制度﹞，「半導體」之成為「護國神山」，是七十年來，一點一滴辛苦灌溉的成果，所以我「感恩」，感謝這些「伯樂」們。

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是靠當政者之「清廉」維護的，違法亂紀是禍害之源。

請當政者切記！切記！

【謝行昌，2024年元月，完稿於美國德州】